全球治理体系转型中的国际制度

<正>分类看待全球治理领域不同的国际制度国际制度是世界各国或者相关国家在涉及共同的政治、安全、经济、社会议题治理领域所形成的一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这套原则、规范、规则和机制往往通过具体的、正式的职能机构也即国际组织来实施和维护。当今全球治理体系包含了从全球到地区层面的各种国际制度,分类看待全球治理体系中不同国际制度,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制度改制和建制进程中区别对待、突出重点。当今     

论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

整体外交是大国以多边组织和多边机制为平台,推动与利益攸关群体进行整体合作的一种外交范式。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大致可分为四种类型:双边合作型("1+N")、主动接触型("N+1")、地区互动型("1+N+X")和全球磋商型("X+X")。中国对中东的整体外交成为中国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开展全方位合作、运筹与大国关系、推动中东国家利益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平台,体现出重进程轻制度、重官方轻民间、重经济轻安全、重微观轻宏观、重中央轻地方的特点。作为"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推广的重要手段,新时期中国对中东国家的整体外交既要重视中国参与的多边组织,也要重视既有的双边伙伴关系网,同时还应发挥中国外交优势资源。在整体外交推进过程中,中国应增强话语权,多渠道推动中国与中东建立更加密切的伙伴关系。     

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对中国是否有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秩序建立在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基础之上,国际秩序的原则理念和决策程序总体上体现了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和精神。自由主义的国际规范主张建立开放性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具有较强的包容性和非零和性。在这样的秩序中,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都可以成为体系的受益者。中国的意识形态与西方不同,更需要一种开放的国际秩序。改革开放以来,无论在国际经济秩序还是国际政治秩序中,总的来说,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位置。中国应积极地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推动国内的改革与发展,继续融入现存的国际秩序而不是挑战它。     

理解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国际规范扩散的视角

国际规范的研究是国际政治学中关注的重要议题。目前西方学界从理论上更多地强调国际体系层面从上到下的传授和国家层面的学习,在实证研究中重点关注西方国家如何把自己的规范扩展到世界,但这种视角忽视了非西方国家在国际规范扩散中的作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传播提供了一个观察非西方国家行为的窗口。中国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是通过外力强加给他国,不是以所谓居高临下的"文明"标准来教化人,而是在平等交往过程中,从周边有着共同遭遇和历史经历的国家着手,通过建立外交关系、国际会议、国际组织和对外援助等渠道,逐步嵌入到更多的国际会议和国际条约中,从意识形态相同的国家扩展到相异的国家,实现中国对外关系原则的扩散。     

国际组织中的国家话语权

国际组织与国家行为体存在密切的互动关系,这不仅体现在国际组织的运行中,而且体现在有关国家保持或增强制度性话语权的对外战略之中。制度性话语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代表一方通过国际制度框架内的规则、程序以及对规则和程序的塑造,以指引、约束他者行动(或非行动)的能力。作为国际组织的成员,各方的地位和角色、话语权和影响力并非均匀分布于国际组织的建立与运行中,各国家行为体能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国际组织的制度设计、议程设置和互动理念。在上述承载着制度性话语权的不同层面,国家实力因素显然是造成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而多边外交能力在制度性话语权的形成与分配进程中也发挥着关键作用。国家实力因素的影响往往在某些特定历史时刻譬如当下的"权力转移"进程中尤为关键,多边外交能力则突出表现为国家行为体进行制度谈判的策略和能力。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必须高度重视多边外交能力建设,尤其是国际组织中的话语传播能力、制度谈判能力、人员配置能力,保持国家角色定位的客观性与角色实践的主动性。     

国际组织调停研究的争论与发展

国际调停是国际冲突管理的重要方式,其动机、方式和效果会由于调停者类型的不同而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以往的国际冲突调停研究普遍未对调停者的类型加以区分,因而忽视了不同类型调停者所具有的不同实力、资源、行为逻辑和内部机制对国际调停的不同影响。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从国际组织调停的动机、特点、能力、效果和不同类型国际组织调停的差异这五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总结,分析关于国际组织调停问题研究的发展,提出新的研究议题,并得出新的发现。国际组织调停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国际组织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具有独特的贡献,不仅有利于避免成员国之间爆发冲突,还能在国际冲突爆发以后促进冲突的管理与解决。     

亚洲的发展是否走到尽头?

<正>亚洲是如何从相对包容的发展,走到被包括亚洲开发银行在内的最保守的国际组织敲响警钟的地步?答案就在几个密切相关的趋势里。过去30余年,全球政治经济发生了巨大变化,在亚洲,日本、韩国和台湾等国家或地区演化出复杂的官僚机构以助力经济发展,支持工业生产与出口,并部署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教育投入。这是东亚发展中国家在保持和提升经济制高点的同时,相对公平地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益的一个时期。这些成就获得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和赞誉,也使得其被贴上了亚洲"经济奇迹"的标签。当然,这种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出现在冷战与对共产主义扩张的担忧的大背景之下,伴随着美、日     

全球卫生史视域下的亚洲跨国卫生合作——以远东热带医学会为例北大核心CSSCI

全球卫生的历史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中叶。截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现代西方医学的崛起对全球卫生的早期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最早聚焦亚洲的区域性跨国卫生组织,远东热带医学会是以英国和日本为代表的帝国及其殖民地政府协商成立并运作的,依托帝国医学的知识积累、实践经验与组织体系,推动了由国际联盟卫生组织主导的国际卫生合作。该组织在倡导国际卫生规范、建立区域性疾病监测防控体系、联结亚洲与世界公共卫生事业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因其帝国主义特质及殖民性所导致的医学关切不平等,以及执行力不足等。在激烈的帝国间角力中,作为非帝国、非殖民地的民族国家,中国参与该组织主导的区域卫生治理并发挥了积极作用。     

全球治理新试验？议题互嵌、机制关联和公民社会兴起——以贸易议题和气候变化为例

全球化的深入正在改变国际社会结构,同时也影响着全球治理体制的合法性、回应性和有效性。当前,问题领域之间分野日益模糊,不同问题结构之间的交叠区域日益扩大,议题联系方式千丝万缕;其次,作为全球问题应对手段的国际机制和治理框架调整滞后;第三,在国际结构“解构”下,非国家行为体（特别是全球公民社会）登上国际舞台,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扮演着多重角色。本文以贸易议题和气候议题的“互嵌”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展现两个议题面临的议题交叠、机制关联及行为体互动的图景,以期描画未来可能出现的全球治理新方向。本文最后将针对这种趋势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可能方式提出建言。     

共同社会化与中国的国际秩序战略

国际秩序是由国家、国际组织等多种行为体构成的共同体,既包括确认秩序成员资格和调整成员互动的规范与规则,也包含反映秩序成员利益分配的地位或位置排序。共同社会化是崛起国与国际秩序成员共同调适,就秩序的规则与规范构成、利益分配份额以及崛起国在秩序中的地位与行为取得共识的过程。它具有调适过程的协商性、调适目标的共识性、调适结果的不确定性等特点。崛起国可从“改革+示善”两方面出发,实施共同社会化国际秩序战略。一方面,崛起国可主动改革国际秩序,加强治理能力,提升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崛起国也需要以实际行动表明对改革秩序的善意,以获得外界的认可和支持。当今中国的国际秩序实践体现了共同社会化特点,既推动秩序改革,提升治理能力,提升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影响力,又通过履行承诺展现改革的善意与效益。今后,中国可继续采用共同社会化的国际秩序战略,从有所作为地推进国际秩序改革、积极战略示善、理性处理对美关系、合理匹配成本与收益等方面出发,不断优化自身复兴的外部秩序环境。     

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及中国应对

目前,国际碳交易机制网络群体呈现复杂化态势,碳交易机制复合体、碳交易机制集群与碳交易机制联结相互渗透,同时其内部也进行着良性协同、建设性合作与功能性竞争的有序互动。在无政府状态、利益认知差异以及全球气候治理体系转型等普遍性因素影响下,国际碳交易机制复杂化的成因有着自身的特殊性,是其发展进程中的必然产物。另外,国际碳交易机制间的互动具有双重效应,其协同合作将会带来经济发展与气候保护的双赢结果,而如果互相掣肘则会增加碳交易成本甚至造成负减排。因此,中国在复杂化的国际碳交易机制中推进新型碳外交并实现碳中和目标,既需要充分发挥自身团结国际力量的优势以及国内和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核心作用,促进碳交易机制间的协同与衔接,又要积极践行《巴黎协定》关于碳交易机制整合的倡议,与各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共同将碳交易机制整合的规范推广到整个国际社会以及其他议题的全球治理之中。     

“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综述

2009年9月3-4日,由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与俄罗斯"东西方一体化与发展"常设论坛共同主办的"地缘经济空间转型:多极世界中的中国与俄罗斯"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召开。来自俄联邦委员会国家杜马交通委员会和国际事务委员会、俄罗斯地缘经济与全球问题社会研究院、俄罗斯科     

全球媒体对上海国际大都市的形象建构研究

建构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外交的重要目标。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缩影,能否被全球媒体建构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形象?本文通过对28个语种100多个国家38万条新闻的统计分析,解读了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后世博时代上海的国际形象。研究发现,全球媒体涉沪报道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历史最高点;报道议程围绕"四个中心"展开,但国际金融中心形象受经济下行和股市震荡影响;报道态度以混合情感为主,正负面倾向随时间和议题有所差异;全球媒体报道上海的消息源仍以西方媒体为主。在分析外媒报道的基础上,本文为加强上海城市外交,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提供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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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良好的城市形象是城市外交的重要目标。上海作为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缩影,能否被全球媒体建构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形象？本文通过对28个语种100多个国家38万条新闻的统计分析,解读了深化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后世博时代上海的国际形象。研究发现,全球媒体涉沪报道量稳步增长,2015年达历史最高点;报道议程围绕“四个中心”展开,但国际金融中心形象受经济下行和股市震荡影响;报道态度以混合情感为主,正负面倾向随时间和议题有所差异;全球媒体报道上海的消息源仍以西方媒体为主。在分析外媒报道的基础上,本文为加强上海城市外交,提升上海国际大都市形象提供了对策建议。     

统筹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基于制度化峰会的视角

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密切联系、不可分割，有必要协调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全球安全倡议的落实。元首引领的制度化峰会提供了多层次、多角度和多元化的全球发展与安全治理平台，是中国协调推动两大倡议落实的重要路径。制度化峰会的形成与发展既有国际政治和权力结构变迁的历史逻辑，也有全球发展和安全挑战需要戮力合作的现实逻辑；既有个体收益与制度收益协调的理论逻辑，也有峰会扩散重叠的实践逻辑；既有国际制度的一般生成逻辑，也有制度化峰会的独特生成逻辑。中国推动制度化峰会的路径包括基于多边国际组织的制度化峰会、基于“中国+”合作机制的制度化峰会和基于国际倡议的制度化峰会。制度化峰会的价值功能、“经济—安全”议题并重属性、两大倡议的内在联系特征以及消除部分国家误解的现实需要共同决定了制度化峰会成为当前统筹推进两大倡议落实的可行路径。中国需要在既有峰会制度中积极落实两大倡议，推动两大倡议与制度化峰会的战略对接，在议题设置中统筹发展和安全，适时打造全球发展峰会和全球安全峰会。     

试析议题设定对全球治理模式的影响

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性问题和议题对国际体系的重构进程、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背景和国际格局的变革均产生重大影响。全球治理作为解决全球性议题的主要路径,随着议题的不断更新变化也呈现出新发展与新模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本文试图从问题变化和议题设定的互动,剖析当前治理模式转变这一重要特征,为中国参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特别是在国际体系转型中的全球治理体系内选择合理、恰当的角色提供借鉴与思考。     

“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会议综述

<正>2010年4月7日到8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和德国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共同举办了"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到长期可持续发展"国际研讨会,来自中国、德国、美国、巴西、南非、印尼、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学者出席了此次研讨会。与会学者围绕"世界经济从危机走向复苏"、"世界经济的再平衡与绿色经济的发展"以及"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治理新架构"等议题进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外叙事的三重构建——以印度尼西亚为例

策略性叙事作为国际政治行为体塑造共同意义的手段，是中国主导国际辩论、增加国际认同、提升国际话语权、构建和完善中国话语体系的重要工具。在中印尼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实践中，中国逐渐形成了“全球与地区秩序变革”体系叙事、“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身份叙事和“印尼与世界互联互通”政策叙事的三重叙事内容，三者共同构建了中国“一带一路”的宏大叙事。经过对“一带一路”叙事本体论范畴上的叙事效果评估和分析，中国的“一带一路”叙事具有清晰的使命目标、可期的成功前景和连贯一致的叙事情节。同时，大量反叙事的存在使得如何策略性地构建叙事，积极回应国际社会关切，有力反击反叙事成为中国当前对外叙事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阿拉伯海湾国家对外援助的战略、特点与影响

阿拉伯海湾援助国是新兴援助国的重要成员,在国际发展援助中的贡献与日俱增。援助国的实践服务于政治、经济与文化战略需求,与石油红利、君主制政权、历史地缘关系、伊斯兰文化的宗教属性及地区安全环境密切相关。从外交战略看,援助政策被纳入国家总体战略,在保持对战略重点区域持续投入的基础上向全球扩展,主要体现为团结援助和南南合作;从经济战略看,在全球范围内部署和循环利用石油财富,旨在加速推进国家经济多元化政策;从文化战略看,宣扬伊斯兰传统文化中慷慨施舍的精神,达到提升国家地位、塑造地区影响力之目的;从援助特点看,以王室和中央政府主导的援助政策,兼顾双边和多边的援助渠道,援助分配聚焦受援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积极对接国际发展合作新机制。援助不仅通过人道主义援助缓解了贫困国家的发展难题,而且彰显了其在国际发展合作中的多重作用,与中国深入践行合作共享的发展理念息息相通。     

2014年6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从"亚信"到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观引关注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商维护亚洲安全之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亚洲国家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