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太地区安全架构的转型——内涵、趋势及战略应对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亚太地区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安全矛盾,特别是国际社会高度聚焦的南海争端、钓鱼岛冲突以及中美战略竞争。笔者认为,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安全挑战要复杂得多,其背后是正在渐获动力的亚太安全架构转型。从内涵上看,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带来了四方面安全挑战:权势转移引发的安全竞争、领土领海争端的集中爆发、地区国家政治转型的安全后果以及经济全球化和社会信息化背景下的新型安全问题。尽管发展方向尚不明确,亚太安全架构的转型仍显现出两个重大趋势,即亚太地区的冷战结构正逐渐为一种后冷战结构所替代,亚太安全架构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逐渐由美国主导转向由亚洲国家主导。要推动亚太安全架构朝向更加合理与自主的方向转变,亚太地区应进一步凝聚共识,积极打造符合21世纪和平发展特征的规则体系,推进地区安全合作机制建设,不断提高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的能力,为真正承担起维护亚太和平安全的责任做好准备。     

百年变局下的亚太区域秩序构建与中国角色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中国、美国、日本、东盟作为亚太区域最重要经济体,彼此互动频繁,亚太区域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此过程中,中国以构建区域新秩序和新关系为重点,推动"一带一路"多层次务实合作,整合"碎片化"区域架构,不断提高深层次开放水平并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亚太区域秩序构建提供新动力。展望未来,亚太区域大国需要在弥合分歧的基础上,不断探索新的合作领域。中国作为亚太区域大国,可继续加强与东盟的务实合作,维护APEC等亚太多边合作平台,防范区域制度性分裂,推动构建包容性亚太区域新秩序。     

亚太安全架构的未来图景——路径差异与模式谱系

当前亚太地区的安全挑战主要有三类,即残余的冷战结构、结构性的战略冲突以及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三类安全问题本属于不同的历史时段,却同时出现在亚太空间中,从而造成了复杂的系统性安全困局。因此,是否具备同时处理三类不同属性的安全问题的能力,就成为评估和判断未来安全架构有效性与可行性的基本标准。由于亚太各国在冲突根源、理论准备、核心基础、建设目标和基本原则等安全架构建设的关键点上存在明显的分歧,必然导致在安全架构的建设过程中展现出明显的路径差异,最终形成六种典型的亚太地区安全模式,分别是同盟体系模式、东亚峰会模式、中美共治模式、亚信会议模式、次区域协调模式及东盟主导模式。根据以安全问题的类别和属性为基础生成的评估标准,对这六种模式、进行二维空间的落点象限排布,可以简单勾勒出未来亚太安全架构的基本谱系,从而对其未来发展图景进行宏观判断。     

中国“补课”周边外交安全短板——专访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周方银

东亚的经济合作正在以较快的速度发展,然而,长久以来,美国在这一地区扮演安全秩序中心的角色,与中国积极推动的地区经济一体化形成了安全与经济关系的割裂。未来如何形成可持续的"亚太价值链",将有赖于中国能否弥补安全短板。     

全球治理中的中国方案及其贡献

自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中国在全球经济合作、大国关系构建、地区热点问题解决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中国方案。无论是习近平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提出的一系列推动亚太区域和全球发展的讲话,还是促进南海问题妥善解决的"双轨思路";无论是"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提出,还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无论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双轨并进、双暂停方案,还是处理缅甸罗兴亚人危机的"三阶段"措施,都体现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和彰显中国气派的实施路径,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巨大反响,为国际社会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与持久动力。     

全球产供链重塑下的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亚太地区是全球范围内产供链分布最密集的地区,在全球产供链重塑背景下探索深化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有效路径,对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和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在经济全球化转型、大国博弈和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产供链正加快重塑,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迫切需要加强顶层设计和目标引领,深化价值链、供应链和互联互通合作,推进以人为本的数字经济多维合作,通过包容和可持续发展合作强化亚太命运共同体意识。新形势下积极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将为中国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和深化高水平制度型开放提供助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营造更加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美亚太安全竞争:缘起、内涵与影响

随着中美在亚太地区结构性矛盾的加剧,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安全竞争也日益明显。中美亚太安全竞争主要缘起于三个方面:中美亚太结构性矛盾是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战略动因,两国亚太安全政策的针锋相对是安全竞争加剧的直接原因,亚太地区安全热点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两国亚太安全竞争的催化剂。中美亚太安全竞争显著体现在安全观念、安全伙伴、安全议题、地区安全秩序等方面,会在全球、地区和双边三个层面产生影响。在全球层面主要影响国际安全格局和全球安全治理,在地区层面主要涉及地区安全秩序构建和亚太国家的战略应对,在双边层面则关系到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对于中国而言,要加强中美双方在安全领域的沟通与合作,加强中美在地区层面的包容性合作,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安全伙伴关系建设。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新变化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

近年来,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出现新变化,突出体现在美国对华战略竞争在周边有新的动向,世界其他地区爆发的武装冲突对周边地区安全产生外溢性影响,周边热点问题有效管控的难度有所增大。中国周边安全形势的新变化对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产生多方面影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需要通过稳定的合作增加国与国关系的确定性,提振周边国家的合作信心;从小事做起,强化合作路径的稳定性;通过释放政策红利,展现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坚定态度;处理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避免地区安全问题对地区发展问题产生过大干扰;深化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提升引领和塑造周边安全秩序的能力。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基本特征:政府主导与过程中展开

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路径呈现出不同于已有地区主义发展路径的特征,东亚地区合作仍然局限在政府间的双边对话、谈判与合作,东亚各国政府是机制建设和合作议题的倡导者、决策者和核心推动者。而在实际操作中,东亚地区合作通常由领导人会议高层驱动,制定统一的合作框架,进而各国部长及高官会议推动合作框架的具体实施。东亚地区主义是一个进程,没有明确的议程和目标。东亚将在未来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主要还将是继续致力于现实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     

东亚安全秩序变迁与中国的地区战略选择

冷战结束后,东亚安全秩序经历了一个不断变迁的过程。从美国强化日美同盟,牢牢掌握地区安全主导权的霸权秩序;转变为美国联盟体系依然占主导地位,但同时允许东亚地区合作兼容发展的复合秩序;再到2017年以来美国联盟体系转型且不断冲击东亚地区安全合作,从而形成竞争秩序。中国是东亚安全秩序变迁的直接推动者,通过管理中美关系,推动国际权力和平转移,重建地区国家政治信任,以新经济关系促进新安全关系,以及和平解决争端,塑造地区安全的多边治理框架,中国逐渐从权力、关系和治理三个维度建构自身的地区角色和地区战略。为了防止竞争性安全秩序进一步向对抗和冲突方向演变,中国应以维护地区秩序稳定为首要目标,在保持自身战略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推动新安全格局的构建,并聚焦全球安全倡议的重点合作领域,拓展地区公共产品供给的方式和路径,为推动东亚地区从竞争性秩序向包容性秩序的变迁而创造条件、积蓄能量。     

大变局下的亚太安全态势与战略应对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亚太地区呈现变乱交织的安全态势,美国深化同盟体系以遏制中国是影响地区局势的主要因素。在此背景下,地区其他力量不断调整对外战略,导致地区格局加速重构。东南亚总体保持合作大局,东北亚、南亚的阵营对抗加剧。大国博弈使地区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压力,进一步增加整个亚太安全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产业链供应链重组已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深度影响亚太地区格局演进。中国以推动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为目标指引,深化与地区国家各领域合作,成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力量。     

试析中国的全球治理观——以“一带一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例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卓越政治家和战略家的宏大视野和全球思维,提出了促进全球共同繁荣的"一带一路"重大倡议,阐述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崇高目标理念,从而为破解人类发展难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中国参与引领全球开放合作提供了新平台,为探索全球治理新模式、实现世界和平与共同繁荣发展提供了新路径,为当前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中的人类世界未来文明发展走向确立了新航标。     

新安全观与中国和东盟的安全困境

针对世纪之交东亚地区安全与区域一体化形势的发展,中国于2002年7月向东盟地区论坛提交《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些观念与东盟当时的地区安全观彼此相容,为本世纪头十年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然而,随着近年来东亚地缘局势的变化,东盟的地区安全观出现重大转变,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实现地区安全的基本条件以及维护地区安全的方法等方面均产生较为严重的分歧。在此情况下,东盟对华战略疑虑不断上升,一些国家开始大力提升军备并寻求区外大国的帮助和保护,这又与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相互契合,形成东盟与美国合作共同抗衡中国的战略态势。由此而来,中国和东盟之间出现一定程度的安全困境,对双方关系的全面发展形成严重障碍。为了巩固有利于自身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中国须调整和补充新安全观的具体内容及表现形式,对其进行及时"升级"。具体而言,需要在坚持新安全观核心思想的基础上,重点促进地区各国对利益相系、义利相融这一原则的共识,主动消除东盟对中国的战略疑虑,不断扩大双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意识,从而逐步超越中国与东盟的安全困境,使双方关系重回全面包容性合作的轨道。     

拉美数字鸿沟消弭与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对联合国关于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积极回应,也是为解决国内和全球发展不平衡问题开出的"中国药方"。"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是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赋予"一带一路"的新内涵,是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抓手。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与发达国家的数字鸿沟在量上有了很大改善,但在质上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中拉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对拉美地区缩小数字鸿沟,满足信息技术发展的需求,促进中拉经贸合作的转型升级都具有重要作用。在中拉"数字丝绸之路"建设过程中,不仅面临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的竞争,也面临中拉在该领域政策、法规制定和对接滞后等问题。当前,中拉正在通过官民并举的路径建设"数字丝绸之路",其中官方层面的交流与合作对促进中国互联网企业走进拉美发挥了引导性作用。尽管中拉"数字丝绸之路"未来仍将面临多方面挑战,但是中国作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的倡导者,应该对此进行整体规划和全面推动。     

六方会谈与朝鲜弃核：多边主义为什么能发挥作用？

自2003年8月第一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启动之后,政治与外交解决朝核问题的多边进程曾长期处于停滞局面。2007年"213共同文件"和"103共同文件"的签署打破僵局,以"去功能化"为导向的弃核进程开始启动。尽管未来六方会谈机制仍可能遭遇坎坷,但多边主义在解决东北亚棘手的地区安全热点问题上已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本文认为,在东北亚地区安全合作中,多边主义进程的"问题解决能力"应优先于"制度建设"。而大国间的政策协调与合作,是保障安全领域多边主义合作发展的基础。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矛盾及影响

特朗普执政以来,面对国际权力格局的剧烈变动,沿袭传统同盟战略,将美日同盟视为实现地区战略目标的主要路径,美日同盟处于总体强化进程之中。但是,特朗普政府以"美国优先"、实用主义为原则,奉行单边主义、"交易主义"外交政策,甚至通过牺牲对方利益来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激化了同盟内部矛盾,导致美日在各领域的利益冲突与政策分歧加重。总体来看,美日同盟的强化将固化亚太国际关系的"二元结构"趋向,即经济纽带与安全联系的相互背离,这明显不利于地区融合发展、安全环境优化及长远秩序重构。在此背景下,中国应以经济合作为基本路径,综合外交、安全等多种手段,持续增进与周边国家(包括日本)的共同利益,缓解自身崛起所面临的美日同盟压力。     

从安全理念的演变看亚信会议框架下的安全合作

新时期亚洲安全局势的复杂特点与严峻局势使建设亚洲安全新架构提上日程。而现有的、包含大多数亚洲国家的亚信会议可以为亚洲安全架构建设提供有益帮助。亚信会议在促进亚洲和平与合作、增进成员国相互了解与信任方面发挥着独特作用。面对亚洲地区存在的共同的、综合性安全挑战,亚信会议的安全理念也在不断演变与完善。中国倡导的亚洲新安全观已经成为亚信会议安全理念的核心内容,这对促进亚洲国家互信与协作,共建安全稳定的地区环境具有深远意义。尊重与照顾所有成员国的安全关切、以对话合作来促进安全互信是亚信会议开展安全合作的主要考虑。未来亚信会议框架下的安全合作应在新安全观基础上,克服认知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缺乏的困境,积极落实各项互信措施,加强机制建设,为建立亚洲安全新架构作出贡献。     

中国陆疆安全的识别、评估与治理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推进,对中国边疆地区来说,既是机遇,也面临挑战。在全球化、信息化时代,陆疆地区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国内与国际问题相互交织、历史与现实问题相互交织、民族与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的境况,使得陆疆地区安全形势日趋复杂和严峻,并对国家、社会与人的安全乃至国际安全都造成严重威胁。安全内在于发展过程,也是发展的核心部分,陆疆地区的发展必须以安全为前提和保障。新形势下,中国需要重新审视陆疆安全威胁的时代性与特殊性,对主要安全威胁及其特征、影响、趋势进行识别与评估,针对新难题,探究陆疆安全治理新方略与新路径,全面维护中国的陆疆安全。     

2014年6月国际形势大事述评

<正>一、从"亚信"到香格里拉对话,亚洲安全观引关注5月20—21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四次峰会("亚信"峰会)在中国上海举行,来自4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共商维护亚洲安全之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强调,亚洲国家应该积极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     

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

“逆向搭便车”指同盟内实力较强的成员在内部竞争条件下，通过减少防卫投入以刺激较弱成员大幅提高自身防卫支出的现象。美国利用亚太盟友在“自主—安全”交易与非对称相互依赖中的脆弱性，以政策鞭策而非削减盟友防卫支出实现对后者的“逆向搭便车”。冷战结束后，美国亚太同盟因盟主霸权透支与盟友“搭便车”而缺乏凝聚力。当前，在对华战略竞争加剧与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叠加的背景下，美国迫切需要重振亚太同盟体系以共同应对所谓挑战。为提高亚太盟友承担责任的能力与意愿，美国着手调整同盟义务，提升同盟军事合作水平；突破“轴辐”结构限制，与亚太盟友共同打造众多“印太”小多边安全合作机制；鼓励亚太盟友发挥各自相对优势，积极参与地区公共产品供应。美国对其亚太同盟的“逆向搭便车”基于同盟权力的非对称性，因而对于弥合同盟分歧成效有限。但是即便如此，这些政策和行动依然对中国国家安全与未来发展构成严峻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