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与可行性

中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促进两国经贸领域的合作,控制和减少中国对美国出口所受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阻碍,加快构建中国版本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美国推动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动因主要在于这一协定符合美国的经济、政治和战略利益。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对亚太地区的国家产生重大影响,并有助于化解中美之间因美国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而中国主张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而产生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推进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突破口可以选择双边投资保护协定,而非通常的货物贸易及关税减让。     

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现状、问题与应对

中国和欧盟正在谈判的双边投资协定的核心内容包括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管理、国有企业的"竞争中立性"、高端服务业更高程度的开放等,这些内容实际上也是中国投资自由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重要举措。相对而言,欧盟的投资自由化程度比中国要高,欧盟在谈判中希望与中国实行"对等"开放,这就涉及中国行业开放的程度和范围,以及中国自身是否有相匹配的国际经贸治理能力。此外,投资自由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企、民企和外资企业的公平竞争机制、资本项下的自由化以及更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制度。有鉴于此,本文在论述中国与欧盟及其成员国现有投资法律框架的基础上,对中国与欧盟进行的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中的核心问题进行分析和讨论,并提出如何应对有关核心问题的建议。     

欧盟新一代贸易与投资协定的可持续发展条款——软性条款的硬实施趋势

欧盟在2010年后缔结的新一代自由贸易协定(FTA)中开始单独设立"贸易和可持续发展"章节,主要处理贸易与环境、劳工的问题。追求社会、环境等非贸易目标成为欧盟FTA中的核心内容。论文分析了欧盟在新一代FTA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的主要驱动因素、可持续发展章节的主要实体内容、实施机制以及实施效果。文章认为,欧盟在FTA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章节,目前来看并没有获得明显的成效,但欧盟追求的是长远的目标。欧盟不断加强FTA可持续发展条款的实施,体现了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这一规制力量在性质上属于"方式义务"的软性条款,但呈现出不断增强的硬性实施趋势。它们同样表现了欧盟调动资源、积聚力量、实现目标的实力。对于可持续发展条款而言,虽然基于合作的可持续发展争议争端解决方式是受人欢迎的,但是,价值观驱动的贸易政策和投资政策为各种复杂政治因素的渗入打开了方便之门。这给未来中欧双边投资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要警惕可持续发展这一崇高的目标被异化成政治工具的潜在风险。     

美国工会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近年来,美国工会对国际经贸乃至世界经济的影响日益凸现,我国政府和企业应积极采取相应措施积极应对。本文分析了美国工会的特点及对中美经贸活动的影响,并提出了一些应对之策。     

美国区域贸易投资协定框架下的竞争中立原则分析

在全球贸易投资规则体系重塑中,竞争中立原则是一项值得关注的代表性规则。在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中,竞争中立是"面向21世纪"的高标准规则之一。竞争中立原则涉及国有企业、竞争政策和投资保护等议题,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维护其在全球竞争地位的新工具,是中国所面临的外部新挑战之一。文章采用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框架,以美国在区域贸易投资协定中推动竞争中立原则为例,分析了其推动新一代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的动因和收益,探讨了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和实现的具体路径,将国际规则形成机制的分析由宏观层面向微观层面拓展。文章还结合中国新一轮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提出了中国应对竞争中立原则的政策建议。     

中美贸易摩擦对韩国的影响与韩国的应对——兼论中韩经济合作的趋势

韩国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关注,认为这不仅是贸易逆差的问题,更是大国间的权力之争,而高度依赖外部环境的韩国经济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尽管有个别声音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可能给韩国带来新机遇,但从现实情况来看,韩国股市、出口贸易、国内生产总值等均受到负面冲击。除此之外,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全球价值链重塑和大国竞争加剧,给韩国带来了更多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面对挑战,韩国可采取的措施并不多,主要致力于开拓新的市场、保持中立态度以及加强多边合作。从长远来看,中韩共同利益依然存在较大挖掘空间,两国应致力于尽快达成新的更高标准的自贸协定,加强在新技术商业化应用方面的合作,以及进一步加强产业合作,提高区域一体化水平。     

中欧投资协定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条款设计——基于条款价值的考量

当前,投资者与国家争端解决(ISDS)机制面临巨大挑战,欧盟提出建立国际投资法院机制,中国正在考虑构建“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在此情况下,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应该采用何种ISDS机制?通过对中国与欧盟成员国缔结的双边投资协定及其实践的回顾,本文发现,ISDS条款具有三方面的价值:作为附属性质的争端解决条款,作为对投资者程序性权利加以保护的实体性条款,以及构建国际话语权的附加价值。从当前欧盟的条约实践来看,欧盟似乎迫切希望通过双边谈判推动多边投资法院的构建,而忽略争端解决条款对于解决未来缔约双方相关争议的基本功能。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的ISDS条款原则上可以引入投资法庭机制,但是,一方面不应完全排斥其他ISDS机制;另一方面,应当简化制度设计,使其成为一个确实能够在双边层面有助于争议解决的有效机制。     

美国亚太贸易战略新趋势:基于对《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的研究视角

《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于2012年3月15日正式实施,有力地促进了美国在亚太经济事务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成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标志之一。《美韩自由贸易协定》生效后,美国一方面实现了与韩国互惠互利的初衷,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东亚一体化进程,实现了制衡中国的战略目的。文章主要论述了《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对美国的经济福利、地缘利益和"新贸易政策"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美国"重返亚太"战略背景下《美韩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国的APEC政策、主导TPP发展与美国国内政治博弈之间的关系,勾勒出美国新亚太贸易战略的轮廓。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在出口受阻和影响力受限的情况下,应在加快调整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多元平衡的区域合作和积极应对美国主导TPP的发展等方面进行研判和对策选择。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对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

尽管美国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开始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指责中国,但是人民币汇率在1995~2002年期间并不是美国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的核心问题。此后中美两国人民币汇率之争的背后,是汇率政治即美国政府、国会以及相关利益集团之间在汇率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博弈。文章认为,日趋紧密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一定程度制约了美国的汇率政治,证明了在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中,也存在着依赖较小的一方无法凭借其在经济相互依赖中的有利地位,通过使用经济手段,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进而对依赖较大的一方形成权力的情形。而导致这一结果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海外持有者和美元本位制的重要支柱。但是这种制约作用也是有限的,且具有双刃剑的作用。为此,中美双边经济关系要从根本上摆脱美国汇率政治的制约,需要通过结构性改革、人民币国际化以及加强双边金融合作等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