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程序法应对

为了应对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运用理论分析和文献研究的方法,结合司法实践,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和成因进行论证和分析,认为在我国现有立法和司法现状下,应树立合理的应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立法理念,并从程序法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恶意诉讼”者为“恶意”买单——全国首例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案宣判

凭着一项所谓的专利。江苏吴江市一家阀门厂厂长向扬中市同行提出了高额索赔，并要求法院判令同行销毁所有的“侵权”产品及生产模具。扬中市同行出示多项证据证明原告其专利是“垃圾”．但原告却置若罔闻．执意要将官司进行到底。无奈之下，被告只好花费大量的人力、财力陪原告“玩”到底。经过长达3年多的“诉累”，原告的专利终被证实为“垃圾”。被拖入“累诉”的被告愤而状告原告厂长“恶意诉讼”。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认定及其民法规制

介绍了国外恶意诉讼的认定和规制方法，提出我国知识产权诉讼的认定标准应包括主观、客观和结果三个方面，对其中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多的主观方面进行了详尽分析，认为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行为人主观方面应当从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两方面考察，提出了具体操作方法。分析了民法对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规制的优点，反思我国现行补偿性赔偿对规制知识产权恶意诉讼行为和救济当事人之不足，分析引入惩罚性赔偿的必要性，最后提供了具体操作建议。     

恶意诉讼行为及其规制——以婚姻家庭案件为视角

诉讼是人类文明解决纠纷的一种方式,一方面可以帮助当事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可能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加以利用,成为其进行虚假诉讼、侵害他人和社会利益的工具.目前,我国法律并没有关于恶意诉讼行为的专门而明确的规定.新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亦未对其作出明确的规定.恶意离婚诉讼行为的发生,固然有实体法上规定不够完善之处,但本文认为恶意离婚诉讼行为要更多靠程序法的完善进行规制.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辨识、审判与治理

近年来,知识产权成为世界各国加强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方式,知识产权的保护日益强化。然而,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垄断,所以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等恶意诉讼现象,亦日趋严重。但是,在审判实践中,究竟如何审查、识别、判定恶意诉讼?司法界与理论界认识不一,更无成熟有效的判断、应对及规制措施,是近年来严重困扰法院审判的一道难题。     

民事恶意诉论与民意诉讼策略辨析

民事恶意诉讼在新近民事司法实践有愈加频发之势，相较而言理论界对其的研究则滞后许多。而当前司法现状下，究竟是民事恶意诉讼还是民事诉讼策略，认定中常有两可的尴尬。这对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造成了一定的困扰。本文即针对这一论题展开，希望对司法实践以及该论题的进一步研究有所裨益。     

北京二中院审结首例涉及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北京二中院审结了北京明日电器设备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明日公司）诉维纳尔（北京）电气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维纳尔公司）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一案。该案为北京二中院受理的首例以恶意诉讼为由而提起的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     

知识产权滥诉的界定与规制

有权利的地方,就会有权利被滥用的情形发生.伴随着对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视,特别是我国人世以来,知识产权滥诉问题日益凸现.     

恶意诉讼——一种新型的侵权行为

目前我国法律对于恶意诉讼的规制在立法方面缺乏实体性规范,导致在司法领域对恶意诉讼行为的规制难以完善。现有的两部民法典草案提出了初步的解决方案,然而在法工委公布的民法典草案中却被否认,本文通过论述恶意诉讼的规制方法及作为一种新型侵权行为的必要性,而得出恶意诉讼应作为一种新型侵权类型加以规定的结论。     

试论民事诉讼中通过恶意诉讼中断诉讼时效的危害——一个恶意诉讼最终败诉引发的深思

本文通过一个实际的民事诉讼案件来分析现实生活存在的恶意诉讼的概念及其存在的危害。     

我国知识产权公益诉讼制度之构建——从知识产权公益诉讼“第一案”谈起

以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五教授为提起人提出的“DVD”专利权无效公益诉讼,表明在我国知识产权被滥用、公共利益受侵害并非特例,亟需规制。而目前我国现有诉讼程序无法保证有效地予以救济。知识产权中存在具体而现实的公共利益,当其受到侵害时利用传统三大诉讼程序进行救济存在障碍,借助公益诉讼机制进行保护无疑是可欲的路径选择。     

因民间借贷引发的恶意诉讼法律规制——以商业银行被诉案件的风险防范为视角

存款人通过在银行开立账户、开通网银等手段隐蔽地向用资人提供资金,同时串通他人蓄意造成银行业务办理流程存在瑕疵,在账户存款被用资人使用后,隐瞒民间借贷关系事实,向法院提起要求银行返还存款、赔偿损失的恶意民事诉讼.法院以存单纠纷为由核实证据、适用法律,处理此类银行被诉案件时,银行权益维护处于不利境地.本文通过以银行被诉典型案例的审理模式为样本进行研究,提出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如何构建银行、法院、公安机关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协作关系,并对已不适应我国银行业发展的相关司法解释提出修改建议,同时建议对恶意诉讼在刑法中规定单独罪名.     

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以我国新《民事诉讼法》为中心的考察

民事恶意诉讼具有诉权行使的表面特征,但却隐含着非正当的目的追求。由于诉权是公民权利救济和启动国家司法权的中介,民事恶意诉讼司法规制的正当性需要从公民诉权保障和限制之间的平衡中加以探寻。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了以诚信原则为基础,以串通型恶意诉讼规制为中心,以第三人撤销之诉为辅助的规制恶意诉讼的制度体系,但恶意诉讼的界定、类型化以及审查程序等重要问题仍旧存在不同程度的欠缺。针对现有制度之不足,民事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尚需要从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两方面进一步进行完善。     

从一桩专利申请权纠纷看恶意诉讼

从律师代理的一桩恶意诉讼案件，剖析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恶意诉讼的产生原因、过程及法律后果，揭示恶意诉讼的危害性及产生恶意诉讼的制度漏洞，就恶意诉讼的防范及应对提供相关建议。     

恶意诉讼治理:以审判权运行为核心思路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法制观念不断增强,当事人对利用诉讼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越来越重视,起诉到法院的案件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权利被滥用的现象亦不断涌现。恶意诉讼正是法治进程中正向构建与反向利用博弈的重大命题,不仅扰乱了审判秩序、浪费了司法资源,而且严重损害了司法权威、破坏了社会诚信体系。因此,识别与治理恶意诉讼是司法实践面临的重大而现实的课题。本期特刊出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王中伟所写的恶意诉讼治理:以审判权运行为核心思路、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杜豫苏、赵旭忠合写的透过诉权理论解析恶意民事诉讼和苏州大学崔进文撰写的虚假民事诉讼刑事责任若干问题三篇文章,旨在从不同的角度探寻恶意诉讼识别体系的确立和治理路径,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裁判中的价值衡量——以知识产权诉讼为视角

借助司法者的力量在立法与现实之间构建一座可以通达彼岸的桥梁对知识产权诉讼意义重大。以价值衡量的方法弥补立法缺陷,帮助司法者克服法律模糊性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当两种或两种以上法律利益或法律价值出现冲突时,哪一种价值更值得保护,哪一种利益需要优先考虑,是价值衡量的核心问题。强调价值衡量还要强调法官对法律精神的崇尚以及综合裁判能力的提高。     

知识产权诉讼中“陷阱取证”问题之探析

知识产权诉讼中“机会提供型陷阱取证”与现行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无冲突,并具有十足的合理性。以严谨的程序与细密的制度来规范陷阱取证,不仅既有利于提升当事人权益保障水平,亦有助于司法公正与效率的实现。     

谈知识产权案中的滥用法律诉讼问题

一、滥用法律诉讼的法律概念 滥用法律诉讼主要是英美侵权行为法的概念，是侵权行为的一种类型。大陆法国家的实体法并无滥用法律诉讼的明确规定，并不把滥用法律诉讼作为一个法律概念，而往往是通过判例或者在程序法中对其作出相应的规范。在英美法中，如果被告恶意地、没有合理根据，而对原告提起诉讼；诉讼的结果有利干原告，即被告造成的诉讼失败；原告因此受到损害。在这些情况下，原告可以提起滥用法律诉讼的侵权行为诉讼，从被告那里获得补偿。     

我国商标恶意诉讼的司法规制优化研究——以民事抗辩权为展开进路

2019年《商标法》修订增设了法院对商标恶意诉讼依法处罚的新规范,但在受害人法益救济问题上,由于存在价值落差、规范缺失与程序复杂等实践困境,这一司法规制模式存在明显短板。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二元构造,商标恶意诉讼的本质系商标权人滥用其救济性请求权,因而对其设置一类民事抗辩权是优化司法规制模式的合理路径。恶意诉讼抗辩权是将司法实践中的恶意诉讼抗辩事由固定为制度规范,并因从"结果阻却"到"行为阻却"的嬗变而具有前置价值。在具体适用进路上,该抗辩权须由恶意诉讼的受害人主张,对抗对象是由恶意诉讼行为人做出的、伴随着恶意诉讼的损害行为,且行使时间须在损害完全发生之前;抗辩权的效力不仅及于对权利滥用的阻却,也应被赋予给付合理开支的救济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