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模式与启示

历史上各国都将商业方法视为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不予专利保护。随着信息网络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美国联邦巡回法院在State Street Bank案中彻底废除了"商业方法除外"原则,只要发明具有实用性即可授予专利。与美国不同,欧盟在承认商业方法专利性的同时,仍强调发明的技术性,只有具备"技术特征"、作出"技术贡献"的发明方授予专利。根据我国的专利传统和产业发展水平,一方面应借鉴欧盟坚持"技术特征"的资格要件,另一方面以发明整体"非显而易见性"作为创造性标准,同时还应完善商业方法专利授予程序,以堆护国家利益。     

从美国法院典型判例看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

＂商业方法＂是指人们通过计算机辅助来实施经营、管理或者适用于财经信息处理流程的技术方法。关于究竟应当依据何种标准来判定此等商业方法是否可以获得专利权,这是一个争议性问题。围绕该等争议的主要方面,从早期到后来以及最近对若干典型案例的审理,美国法院先后提出了＂商业方法专利除外＂原则、＂实用、具体、有形结果＂标准以及＂机器或转换＂标准等一系列判决法理,其中,后来的判决法理是对先前法理的否定与发展。随着电子商务产业的快速发展,关于商业方法可专利性问题,未来不管采用何种标准,均应在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并从严掌握,以免造成压抑科技创新或者专利权人的垄断。     

我国商业方法软件专利审查程序之完善

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商务迅猛发展的今天,专利保护商业方法发明已成为必然趋势。我国既有引进商业方法软件专利的迫切需要,也有引进该制度的法律资源和实践基础。因此,我国更应关注的是如何完善专利审查程序:其一专利授予程序完善,即创设申请人搜索义务和第三方参与激励,扩大现有技术范围,提高专利审查质量;其二专利审查步骤完善,即注重现有技术的确定和综合,保证对商业方法发明的新颖性、创造性作出客观、合理的评价,以免矫枉过正。     

人工智能发明成果的专利保护困境与出路 ——基于洛克"劳动财产论"的视角

人工智能革命使"人机合作"生成技术方案成为可能,从洛克"劳动财产论"出发,人工智能发明成果的专利法保护面临困境:基于"共有"理论,人工智能发明成果的可专利性受到挑战,应对新颖性、创造性等判断标准的相关要素进行调整;基于"劳动"理论,人工智能发明成果的权利主体地位存疑,应建立以人工智能为发明人、以使用者为权利人的二元权利归属体系;基于"需求"理论,人工智能或将加重专利权滥用的风险,应从"充分利用"和"足够保留"两个角度对专利法各环节进行改造,实现权利人与社会公众的利益平衡.     

网络商业方法的专利保护

网络商业方法的可专利性比较复杂,它涉及专利制度建立的目的,即鼓励发明与保护社会公众合理利用两者之间的衡量。论文阐述了网络商业方法专利保护的必要性及发展趋势,并对我国专利法未来的选择提出建议。     

反思独创性在著作权法中的地位

依据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条对作品的定义,学界普遍认为独创性是作品的构成要件之一.然而,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这一观点都存在诸多问题,难以自圆其说.事实上,作为“独创性”的一个判断标准——“创造性”不应成为作品的构成要件,而作为“独创性”的另一个判断标准——“独立完成性”则是作者身份认定的实质要件,应当归属于著作权主体制度.因此,由“创造性”和“独立完成性”构成的“独创性”不是作品的构成要件.     

专利保护：电子商务网络创新发展的必由之路

随着Internet的发展,电子商务成为世界贸易不可逆转的潮流,而电子商务网络创新的保护问题也随之被提上具体日程。本文从经济学上“技术创新产权”的概念引入,对电子商务网络创新适用技术创新产权进行论证,进而阐述网络创新知识产权保护的意义,最后提出专利保护的必然。     

人工智能带来的知识产权法律新问题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给法律制度带来了挑战,其引起的知识产权相关争议,主要体现在相关技术发明的专利和大数据财产利益保护方面。传统上基于有形产品技术方案的专利保护客体及其创造性、新颖性的理解与阐释,在人工智能时代需要一定的革新,以设定适当的专利保护标准促进技术发展。人工智能产生和管理的大数据产生的财产利益,以版权保护有一定理论障碍,从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角度对其予以某种保护是相对合理的路径。     

论股东派生诉讼中的司法审查标准

我国新《公司法》确立了股东派生诉讼制度,股东派生诉讼中如何判断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的决策行为是否符合有关规定,是否符合其对公司的受信义务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公司法》并没有作出具体规定。美国法中适用的是商业判断规则,但商业判断规则在适用中更多的是一项技术性的标准,依赖于法官的高素质。在中国的现实情况下,应当将商业判断规则作为程序性事项,从程序上审查公司董事的行为,并避免对董事决策的内容进行实质性审查。     

商业贿赂犯罪疑难问题的司法适用

两高《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作了扩充性的规定,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的罪名进一步确定,但该规定的合理性依据及其具体的理解和适用,在理论和实务界引起较大的争议。本文认为,对医务人员商业贿赂犯罪司法认定和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应遵循实质要件判断标准,即对医疗领域的商业贿赂行为认定受贿罪时不能仅仅局限在采购环节。应当严格区分医生所收受商业贿赂的基础条件,如果是基于医生的行政职务行为而收受财物,应当以受贿罪论处;反之,如果基于其处方权而收受药品回扣等,则应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论处。对商业贿赂共同犯罪罪名的认定,在复数实行犯情况下,以主犯的罪名将共犯分别认定为受贿罪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具有其合理性,但在特殊情况下应根据共犯理论与有利于被告人原则进行调适。     

论绑架罪的既遂标准

关于绑架罪的既遂标准，理论界存在“犯罪目的实现说”、“目的行为完成说”与“绑架行为完成说”的分歧。因为犯罪既遂的判断应以“构成要件说”为准，而绑架罪在客观方面又只需具有绑架他人的单一行为，所以绑架罪既遂的标准应是绑架行为的完成。     

“人民拥护不拥护”：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对邓小平历史检验标准思想的历史和逻辑分析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历了否定"文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和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三个阶段.相应地在哲学思想上经历了"实践标准"、"生产力标准"、"人民拥护标准"的主题转换这样一条主线.标准问题的不同主题讲的是认识和实践问题的三个不同方面检验的途径及客观标准、主观标准和检验的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检验的主体依据实践结果提供的客观标准和依据理想目的提供的主观标准,在二者的互相对照、检验、修正中使实践向着合乎规律和合乎目的的方向发展.在当前,只有把"指导社会实践和检验评价实践结果的主体--人民大众"这一主题通过相应的民主制度和程序而在实际中真正贯彻下去,才能有可靠的政治保障使改革开放始终代表人民利益,使中国社会持续和良性地发展.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人民拥护不拥护"是一切标准中的根本标准.     

社会舆论与司法审判互动的个案研究

司法活动与社会舆论存在互动。本文采取个案研究法,运用系统论原理,对这一社会过程的内在机制进行描述分析,得出我国司法运作系统的一般模型——金字塔模型。转型时期我国的法律制度框架与变革中传统文化之间存在矛盾,所以应当追求一种更具合理性和现实性的司法正义,即协商型正义。社会舆论与司法之间的互动是良性的,促使司法向着更完善地保护人民权利的方向缓慢演进,同时推动着法律规则本身发生变革,并由此促进协商型司法正义的实现。     

量刑基准确定方法研究

就量刑基准确定方法的求证路径而言,应提倡逻辑推演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基于"主要因素论"的立场,量刑基准的确定方法总体上应以法益被侵害的程度作为主要因素,并根据相应法律后果即法定刑的设定加以判断。具体应结合犯罪类型,尤其是既遂犯的不同模式,确定各种犯罪的主要因素,并最终形成量刑的初始点。     

专利侵权判定中等同原则的适用

等同原则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侵权判断中的一个重要原则，但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对等同原则规定得比较少，给专利侵权判定工作带来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适用等同原则时应当以侵权行为发生的时间为界限，应当摈弃适用多余指定原则，并且要运用申请历史禁止反悔原则和已有技术抗辩原则进行适当限制。     

论中国"国际责任"及其对国际责任的承担

从2005年佐利克提出中国应成为"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以来,"中国责任论"就开始在西方媒体中迅速蔓延,甚至有些学者试图把中国的所有对外行为都描绘成某种程度的"不负责任"."中国责任论"就成为继"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之后的对华媒体报道的第三波浪潮.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理解这一论断并对其做出客观的评价?中国究竟在履行国际责任方面作为怎样?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对党的纪检工作的理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朱德担任了新成立的中央纪委书记。在主持工作期间,他围绕党的纪检工作作了全面、深入的理论探索和思考,作出了重要贡献。他阐述了党执政后加强纪律的重要性,提出纪检工作要围绕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总结了违反党纪行为的突出表现形式并分析了原因;提出了加强教育、严格纪律、重视监督等防止党员干部违反党纪的重要方法;提出了加强领导、健全组织、人员培养、制度建设等加强纪检机关建设的重要建议。     

我国侦、控、审关系的四大误区及校正

我国的侦、控、审关系存在着四大误区应予校正:侦、审之间应该是二元化的配合制约关系而非互相配合制约关系或无关系,侦、控之间应该是配合关系而非制约关系,控、审之间应该是制约关系而非配合关系,整体结构应以审判为中心而非以侦查为中心。     

江泽民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江泽民同志在理论方面作出的伟大贡献是:理论指导上,始终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建议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创新上,坚持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发展着的实践,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紧紧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总结实践经验,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逐步形成“三个代表”重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