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的关系

刑事政策是对犯罪有组织的反应,国际刑法以研讨国际犯罪为己任,对国际犯罪的研究需要以刑事政策为视角。本文通过分析刑事政策的含义及其国际化特征与国际刑法的发展方向,在刑事政策的视野下,揭示国际刑法的发展趋势——刑事政策的国际刑法化与国际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进而把握刑事政策与国际刑法两者的契合性。     

刑法概念的法哲学问题

刑法的概念既重要又危险,而如何使其科学化却是被忽视了的法哲学问题。从刑法与道德和政治的关系出发,能够为重新理解刑法的概念开辟新路径。任何时代的刑法都是自己时代的公共道德与政治权力相互结合的产物,只不过由于政治权力的性质不同,这种结合方式亦会不同。现代刑法应具有对公共道德与公共政治进行双向控制的功能,而刑法生活是刑法道德基因所存在、表现的基本场域,回到刑法生活才是尊重和确证刑法之道德基因的基本途径。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论纲

刑法的刑事政策化,是在刑法自身需求和刑事政策引导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其中,刑法自身的需求是内因,而刑事政策的引导则是外因。犯罪原因的多样化、刑罚根据的科学化和刑罚的人道化是刑法刑事政策化的理论基础。刑法刑事政策化的核心在于刑法要自觉地接受刑事政策的指导,无论是刑法的制定还是刑法的运行,都要纳入刑事政策的框架,在刑事政策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但是,刑事司法在接受刑事政策指导的时候,应该将刑事政策的贯彻和落实严格控制在现行刑法规定的范围内,绝不能超越刑法的规定去执行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论纲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十分复杂。在理论上国内外学者对此有不同的认识。从中国的实践看,两者关系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化过程: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法律和政策有不同的定位和分工,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来,政策与法律的关系曾经发生过很多次的换位,政策相对于法律的地位作用也因为时间、空间、法律完备程度和法律权威程度的不同而发生了很多变化。这些发展变化既改变了政策本身,也改变了法律或者法治。从应然的追求看,在宏观意义上,刑事政策优位于刑法;在规范的层次上,两者有各自发挥作用的界域,应各就各位,互不替代,但应相互制约,协调发展,相互推动,共同进步。两者关系的核心应是在区别两者前提下的互动的制约与促进关系。     

论刑事政策与刑法

刑事政策可表述为:国家或政党基于犯罪态势而制定的控制(预防)犯罪的方略,可分为基本的刑事政策和具体的刑事政策。指导刑法立法的刑事政策是基本刑事政策;影响刑法司法的刑事政策是具体刑事政策。只有在较长时期内涉及全过程的主要的刑事政策才是基本刑事政策。具体刑事政策,它相对于基本刑事政策而言,指在犯罪控制的某一领域或某一阶段中起作用的刑事政策。就刑事政策与刑法立法来讲,刑事政策即基本刑事政策是刑法的灵魂,刑事政策高于刑法;就刑事政策与刑法司法来讲,刑法则高于刑事政策即具体刑事政策,具体的刑事政策只能在刑法的框架内运作,但可以影响定罪与量刑。     

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解析

依据刑事政策运行过程,可以将刑事政策分为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刑法立法政策,也即刑事实体法立法政策是刑事立法政策的组成部分。刑法立法政策评估指标体系具有全局性(纵向性)、独立性和稳定性的特征,其由3个一级指标,5个二级指标,9个三级指标,18个四级指标组成。对刑法立法政策指标数据量化的工具为刑法修改率。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

本文从刑事政策定义的不同解读入手,通过对欧陆刑法学说史的研究以及对欧陆刑法学行为价值学说的辩证分析,正确阐释了刑事政策对刑法理论的影响及其相互关系。作者认为,现代欧陆刑法学说史证明了刑事政策思想决定刑法理论的走向,而不同国家坚持的不同刑事政策立场决定了一个国家主流刑法理论的选择。同时,刑法理论对刑事政策的制定和推行具有重要影响力或反制作用,我国刑事政策从偏离罪刑法定原则的"严打"刑事政策向"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性回归与转变,正好验证了"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     

精辟诠释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样本——《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解读

2010年8月23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公布了《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其中内容十分丰富,反映出立法者在立法的权衡博弈中逐步稀释重刑化惯性思维,科学认识和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体体现出全面把握原则、审时度势原则、严格依法原则、协调一致原则。     

当代刑事政策发展的实践路径——以刑法司法解释为视角

探究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关系的历史发展与自身逻辑,需要将刑事政策作为规范刑法外的顶层设计,并将规范刑法视为刑事政策外的微观治理看待。随着当代社会日益成为风险社会,作为规范刑法最活跃部分的刑法司法解释日益成为规范刑法工具理性延伸的领域,刑事政策需要能动发挥目的理性,化解体系性困境。刑事政策进入社会治理的微观路径日益依赖占据主要比例的刑法司法解释,刑法司法解释具有联系刑法立法与司法适用的位阶特质、扬弃立法解释与个案解释的属性特质、完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化的结构特质,将在刑事政策与规范刑法之间发挥现实的实践纽带作用。     

德国的经济政策与经济刑法、经济犯罪互动关系研究

<正> 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是这个国家在一定时期为了经济发展而制定的行动准则。一个国家制定或者产生了经济政策之后,总是要采取各种手段,包括刑法手段,来保证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标。刑法作为最有力的法律手段,总是会被国家用来作为推行自己政策。然而,刑法的作用,即使在被充分利用的时候,对于实现经济政策所要追求的目的,也并不总是能够发挥积极的作用的。当经济犯罪在一个社会中猖撅的时侯,对刑法的检验和对作为经济刑法指导思想的经济政策的检验,是同样重要的。 德国是目前世界上商品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德国的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验与教训,尤其是经济政策的变动以及这种变动对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影响,在目前商品经济发达国家中是比较典型的。本文希望通过对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发展历史的研究,探索经济政策与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之间的关系,对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建设提供一些可供借鉴的经验与教训。     

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刑法立法模式是指国家立法机关在进行刑法立法时所采用的标准样式。纵观现代世界各国的立法现状,刑法立法模式主要有单一法典型立法模式、特别刑法立法模式、判例型刑法立法模式和修正型刑法立法模式。每种刑法立法模式都有其各自的刑事政策功能。从中国刑法立法的现状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1)没有形成固定、成熟的刑法立法模式;(2)刑法立法模式单一、呆板,缺乏活力;(3)刑法修正案模式不能适应刑法立法的全部需要;(4)附属刑法立法模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适应国家打击和控制犯罪的需要,我国的刑法立法模式应当做如下调整:(1)建立刑法典、特别刑法和刑法修正案相结合的刑法立法模式;(2)根据刑事政策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刑法立法模式;(3)调整附属刑法立法模式的结构。     

政策和体系的交融——评《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

刑法学大师冯·李斯特曾言：“刑法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藩篱”。日新月异的社会对于刑法的功能提出了新的要求；如何处理刑事政策和刑法的关系，成为了不可回避的问题。对于偏重于体系性思考的刑法理论研究而言，这一问题则被转化为刑事政策和刑法体系的关系问题。德国刑法学家克劳斯·罗克辛教授的代表作《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第二版），以一个全新的视角，言简意赅地阐发了作者时于基础理论问题的看法自德文版问世以来，已经先后被翻译为七种外国文字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力。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应然追求

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一直是个争议问题.在刑事法治观念日益深厚而刑事政策地位日隆的今天,讨论二者的关系意义尤其重大.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核心,是在区别二者前提下的互动、制约、促进关系.刑法对刑事政策的制约主要涉及刑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这是法治的要求,是权利保障的要求;刑事政策对刑法的指导主要体现在法律的制定、实施和法律变革上,这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防卫的要求.而倡行法治、保障人权是刑事政策和刑法都应该奉行的基本原则,是已为现代法治国家的刑事司法实践所证实的理性选择.     

我国金融刑法改革的政策取向

犯罪是阶级社会出现以来即已存在的社会现象,各个社会的统治者为了与犯罪作斗争,往往提出各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以保护其政治经济的统治。这种镇压、防止犯罪的对策,就是刑事政策。我国金融刑事政策是以金融刑法观念为基础的。政策是观念的具体化,实在化,观念是政策的指导和依据。     

刑事政策与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

在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的关系处理上,存在分离模式与贯通模式两种类型。我国当前的处理方式应归入分离模式,该模式的缺陷在于,不仅教义学理论的构建缺乏刑事政策上的目标指引,而且刑事政策的运作可能突破教义学的体系性逻辑。为克服这种缺陷,我国有必要改采贯通模式,将刑事政策的目的性设定与法教义学的构建相贯通。功能主义的刑法体系能够合理地解决体系的自主性与应变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它使得犯罪论的构建不再以应罚性作为主导,而以需罚性作为主导,由此重塑犯罪阶层体系。刑法体系的功能化发展,易于对法的客观性与统一性形成冲击,并对个体自由的保障构成威胁。这样的危险根源于其方法论上的目的性思维。因此,有必要构建一种二元性的规制框架,即通过刑法教义学的内部控制与合宪性的外部控制来实现对功能主义刑法体系的正当性控制。     

灾时刑事政策对刑法适用的宽严运用

对于灾害背景下在灾时、灾区发生的刑事案件,应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发挥刑事政策的灵活性。对于灾时、灾区出现的性质颇为恶劣的犯罪应当从严惩处,在严的同时不能忽略法定宽的认定,相济的把握应以灾区人民法益最大化为标准。     

刑法修订与刑事政策

<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颁行17年以来,对打击犯罪、保护人民、保障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起了重要作用。随着经济体制转轨和各项改革事业的不断深入,刑法运行遇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显得不相适应,因而刑法修订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刑法》总则第一章第一条宣布刑法是“依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制定的。这一刑事政策是刑法的重要作用得以发挥的内在根据。 “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是我国一贯的经得起历史考验的行之有效的基本刑事政策,体现了无产阶级改造世界、矫治罪犯的博大胸怀。“惩办”反映刑法的本质特征,体现保护社会的重大     

刑事政策与刑法体系关系之考察

正当前我国的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之间的结合看来正在成为学界关注的重要主题。然而,刑事政策与刑法教义学或刑法体系〔1〕之间的关系究竟应当如何     

新中国刑法的演变

建国近60年来,我国刑法从无到有,走过了十分曲折的道路,以刑事司法活动的依据为标准大体上分为"有法律从法律,没有法律从政策"原则为指导的政策刑法、规定有类推制度的1979年刑法典的法制刑法和以"罪刑法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罪刑相适应"三大原则为标志的法治刑法转型等几个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