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强县扩权”改革研究综述

“强县扩权”是指在暂时不涉及行政区划层级调整的情况下,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直接赋予经济强县（市）,以推进县域经济的发展。从1992年浙江省第一个试水并取得一定成效后,“强县扩权”便在我国掀起了一股势不可挡的改革趋势,实践中,我国多数省份逐步踏入改革浪潮,理论界、学者们也纷纷投入精力,从不同的视角对强县扩权改革进行研究。文章选取了近年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部分文献作为参考,对“强县扩权”改革做简单文献综述。     

我国扩权强县改革理论观点综述

近年来,我国专家学者关于扩权强县改革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扩权强县改革的意义;二是扩权强县改革存在的问题;三是扩权强县改革的推进路径;四是扩权强县改革的注意事项。     

政府层级改革视角下的"强县扩权"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化和信息化社会的形成,建构一种强政府与强社会合作关系模式,应是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范式的理想选择。为此,减少政府层级,实现省管县(市)的体制成为必然,当前部分省实行的以下放行政审批权为核心的“强县扩权”正是这一进程的现实路径选择的起点。     

论统筹城乡资源配置与地方政府层级改革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就要调整公共资源配置方式,做到公共资源配置权下移至县域,公共服务统筹权上移到省和中央政府。省直管县能有效调动和发挥县级政府的积极性,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当前改革条件已经成熟,要在分析问题基础上分类指导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明确省、县政府职责重点,下放权力,以事权确定财权,合理核定县的机构设置,缩小省级政府管理规模和幅度,创新市制,调整和完善垂直管理体制。     

关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思考

近几年我国推进的省直管县体制对行政体制、行政区划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已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当前,"省直管县"的改革可以尝试市县分治;扩大县的行政自主权;转换地级市职能,重组市辖区建制,拓展其发展空间;建立直辖市等方式进行.     

地方行政层级改革中的市县关系:一个演化模型分析

市县关系不仅是府际关系的重要组成,对于城乡一体和区域一体也起关键性作用。如何构建起良性市县关系尤为重要。通过将市县关系放在行政层级改革这一总体背景中进行考察,构建市县关系模型,能够揭示出市县关系背后的相关变量、影响因子与演化规律,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构建良性市县关系的若干对策与建议。     

乡村振兴中的省直管县改革:何以需要?何以实现?

乡村振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的一项重大战略。省直管县改革与乡村振兴间存在高度关联性,能够促使资源和收益向县域和农村集中倾斜,从而使更多的县域居民和农民受益。促进乡村振兴和省直管县改革之间的有效结合,既是推进乡村振兴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未来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落脚点。为此,应确定省直管县改革为农村发展带来的托底功能,完善和深化相关改革。以县城和中心镇为依托,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坚持共建共治共享理念,重构市县良性竞合关系。因地制宜,分类推进撤县设市、县改区、强镇扩权等工作。     

“强镇扩权”:如何“强镇”如何“扩权”?

强镇扩权不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改革乡镇政府体制的迫切要求,也是适应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对新型城镇化、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农村经济社会等方面问题的解决具有重要作用。强镇扩权的核心内容是对吸纳人口多、经济实力强的镇,赋予同人口和经济规模相适应的管理权,进而推动镇行政体制的改革创新。强镇扩权也有边界,需要科学的制度设计,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     

市县关系的历史叙事和改革启示

随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作重心的转移,我国市县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经历了"县管市→市县并立→市领导县→市管县"的复杂变化,"市"、"县"的内涵与外延在不同关系模式下也不同。采用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对市县关系变动的历史细节进行梳理,从中总结出市县关系朝向"分而合作"的方向迈进,既能为当下市县关系改革导向提供有意义的解释,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对改革实践提供启发。     

“自主权”还是“自主性”?——J省S镇“扩权强镇”改革之省思

强镇改革实践及研究几乎都聚焦于扩权本身,忽略了自主性变量。通过构建TFP分析框架,能够剖析强镇改革背后的自主权与自主性关系类型、影响因子、绩效差异,形塑强镇改革成功所需的若干条件。而针对J省S镇扩权强镇改革的个案分析,在证实了自主性与自主权关系的作用逻辑、条件验证和修正的同时,也提供了关系失衡的启示省思。因此,自主权与自主性关系视角为透析强镇改革提供了新的分析路径,未来强镇改革实践应从纵向权力下放转向关注自主性培育,特别是自主性与自主权平衡的条件构建。     

“省直管县市”:我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路径选择

市管县体制是20世纪80年代旨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制度选择,当今已经难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深入改革的需要,改革势在必行.而实施减少层次、增加幅度的省直管县体制,应该是21世纪初期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深入改革的重要路径,但也存在一些现实困境.本文在理性分析省直管县体制潜在可能性与现实可行性的基础上,提出了较为可行的改革步骤和相关配套措施.     

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五大认识误区

目前社会各界对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存在着五大认识误区:认为"强县扩权"、"扩权强县"和"财政省直管县"就是省直管县;认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对"市管县"体制的彻底否定与替代;忽视政府职能转变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的关键作用;把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简单地归结为行政层级的缩减;认为省直管县体制改革是对地级市的弱化。这种状况不利于省直管县体制改革的顺利开展与深入推进,有必要加以澄清。     

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决策:来自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证据

财政分权是许多国家推动经济发展与实现良好治理的重要政策。然而,学术界对中国财政分权决策过程研究较少,政府采纳财政分权政策的决定因素有待揭示。本文以省直管县财政改革为案例,基于中国干部管理体制建立政治竞争与财政分权政策决策的理论框架。运用全国地级市数据分析发现,省内地级市间的政治竞争显著降低了地级市推动省直管县财政改革的扩散程度,但对是否采纳改革影响不显著。县域政治竞争强度显著降低了地级市在辖区内启动改革的概率和扩散程度,这一负向影响随着地级市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和时间趋势减弱。论文还讨论了上述发现的因果机制。     

关于“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是“十一五”时期必须把握的重大原则。通过对200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进行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在“十一五”时期乃至今后十五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我国的经济社会必须坚持协调发展,要重视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要重视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要增强国家宏观调控的预见性、针对性、有效性,并注重从体制机制上解决问题。     

“强镇扩权”背景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基于成都市黄龙溪镇的个案研究

乡镇是我国最基层的政权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各项方针政策的最直接执行者,其工作成效与三农问题息息相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背景下,经济强镇存在行政管理体制扩权改革的迫切需求,行政事务放权、财政权限下移、政府管理创新和服务职能转变是扩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在具体实践中,经济强镇扩权改革应坚持加、减、乘、除四法工作路径,即坚持做加法,在为民办事上扩权;坚持做减法,在机构运行上瘦身;坚持做乘法,在行政效能上增效;坚持做除法,在体制管理上清堵。总结而来,进一步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扩权改革要做好:放权增效,激发活力;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主动服务,转变意识;城乡一体,乡镇领先。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创新——效果悖论”的产生及其解决

创新—效果悖论是省直管县体制创新实践中的突出困境。对这一改革缺乏广泛共识、各级政府之间的利益博弈、制度创新本身可能存在的冲突是导致这一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要走出这一困境,必须提高认识,把省直管县体制创新置于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统筹兼顾,建立完善的利益协调机制;加快顶层制度设计,最大限度的实现制度之间的协调,消除制度冲突的可能性。     

试论邓小平对“协调发展”概念的理解

邓小平理论的核心是发展观 ,而其发展观的核心又是协调发展观。正确认识邓小平对“协调发展”概念的理解 ,能够更加准确地把握邓小平的协调发展观。虽然邓小平的“协调发展”概念是针对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 ,但是邓小平十分重视社会这个大系统及其内部各子系统的协调发展 ,因此他所讲的“协调发展”是全方位的、动态有序的、可持续的协调发展 ,有其特定的内涵和外延。     

大力实施“云岭先锋”工程 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 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向“云南省工业强县”目标奋进

近年来，云南省华坪县委、政府认真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树立科学发展观，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以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动力，实施新型工业化战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全县的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论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方向和目标

随着国务院转发教育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快高等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意见》的通知,各个高校相继进行了后勤社会化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现状不容乐观,还面临很多问题,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内容。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高校后勤社会化改革的根本方向和目标。     

论金融改革的“中国道路”

中国渐进转轨思想指导下,通过金融控制,始终保持国家强有力的主导干预和控制,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迅速下降时,国家通过国有金融组织和信贷控制、金融市场控制以及对金融开放控制形成的完整的金融控制体系,将居民家庭部门在改革过程中随着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变化而增加的储蓄聚集起来,并通过国家干预下的国有银行和资本市场对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体制转轨给予支持,有效控制金融改革过程中的风险。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国家始终牢牢主导着金融体制的变革进程,对金融改革具有充分的主动权,确保金融改革与其他经济体制改革的适应性,确保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国家推进经济内生诱导下的政府主导的金融市场化,在保持存量稳定基础上渐进提高效率的改革,兼顾改革发展和稳定,是协调发展、重点突破的改革,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改革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