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我国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基于我国调解改革实践的思考

法院附设调解制度在我国至今尚无法律规定,但在司法改革过程中已涌现出了法院附设调解室等类似法院附设调解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模式.总体看来,这些改革卓有成效,但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和法律支持,亟待得到法律层面的承认与整合.在吸收部分法院实践成果的基础上,我国需要构建融合诉前调解和审前调解的特色法院附设调解制度.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研究述评

我国公益慈善组织具有规模小、治理不规范、有影响力的组织数量不多和受到政府诸多约束、慈善文化色彩不强等特点。从理论和现实分析层面究其发展困境形成原因,“组织外形化”“支配性功能协作关系”理论来解释公益慈善组织发展的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异;从内部生存制约因素、与政府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监督、法律体系建构等方面来探讨。因此,要走出发展困境,需探究统一培育、政府支持、市场化、三方合作、综合五种发展模式;发展策略主要集中在与政府之间关系、组织能力建设、国外经验借鉴等方面。当前,学术界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侧重于提出“理想型”的理论模型;存在“各自为政”的现象;呈现“流于形式,隔靴搔痒”症状;研究方法存在国外经验理论“水土不服”,本土空洞化的理论概述居多,实证性的研究缺乏。     

我国民事立案前调解制度的反思与发展进路

立案前调解作为大调解潮流中的重要制度之一,其在充实诉调对接机制,实现案件分流具有重要意义。该制度为我国《民事诉讼法》新增加内容,但其立法简陋,可操作性差,司法实践效果不佳。立案前调解制度运行乏力的原因除具有立法简陋外,还具有调解主体不清、性质定位不明、调解程序缺失、缺少配套设施等诸多原因。明确立案前调解的性质为社会调解、将调解主体定位为以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辅之以社会其他调解组织,完善立案前调解的适用程序,充实立案前调解的配套制度是完善我国立案前调解制度的可行进路。     

公安调解工作的新尝试——遂川县泉江公安分局引进民间纠纷调解中心的实践报告

将"纠纷调解中心"搬进派出所(公安分局),是公安调解工作的新尝试.此举措,可以使派出所从繁杂琐碎的调解工作中解脱出来,又能使群众的纠纷矛盾得到及时妥善的处理,并能树立公安机关热情服务、绝不推诿的良好形象.     

法院调解的回归与发展路径解析——永登县人民法院调解工作引发的思考

法院调解作为诉讼的解决方式,走过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法院重新重视调解工作,是对于调解在新的历史时期独特价值有了新的发掘,是诉讼的本质规律和诉讼调解的优势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对于＂东方经验＂的承扬和发展,是法院对于本土司法规律有了更深、更全的认识,同时也表明了建设法治社会的美好愿望离不开中国现实的法治发展水平。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强制调解释义考——兼评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之“先行调解”

强制调解是指根据法律规定或法院命令,针对特定类型民事纠纷而言,启动调解不以当事人双方自愿为前提,从而使调解成为诉讼的前置程序或裁判前置阶段的一种特殊的民事调解制度。与普通民事调解相比,强制调解具有法定性、强制性和前置性等特点。在把握强制调解内涵时,必须厘清强制调解与强迫调解的界限,正确认识强制调解与调解前置、调解的强制性因素之间的关系。新《民事诉讼法》第122条增设的先行调解不属于强制调解的范畴,但却蕴含了诉前强制调解的基本雏形,为在适当时机拓展我国强制调解的类型奠定了基础。     

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甘肃城市社区社会工作方法的应用

社区组织与社区发展是社区社会工作的两种基本工作方式,在西方国家的社会发展中证明了其在解决现代社会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有效性,对于处于起步阶段、方兴未艾的甘肃社区建设,如何使它成为促进我省社区发展的力量,成为本土的工作方法,是我们要面对而且是必须要解决的现实课题。本文通过对全省社区组织、社区发展现状的考察,对这两种基本方法的实际应用、发挥的作用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社区治理视角下青年社会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培育策略

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的应有之义。青年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能有效壮大社区力量、满足社会需求、化解社会风险。但是,青年社会组织面临着依附性发展突出、人才吸引力不足、制度支持不完善等发展性问题,不利于社区治理实现质的飞跃。为此,如何培育青年社会组织,促进其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多方面努力：强化协商、协作、共治的多元主体治理理念,构建协调、服务、合作的枢纽型社会组织运营机制,优化场地、资金、人才全方位的财政资源配置,创新畅通、多元、共建的社区治理模式,强化专业、多样、品牌的青年社会组织自身建设。     

青海藏区民间调解法律问题研究——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调解的思考

对于青海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的民间调解行为,学界对其行为属性语焉不详,认识较为模糊。本文指出藏区僧侣们在民间调解中,主要运用的是文化权力———付出符号劳动,享有符号权力,甚至实施符号暴力,从而说明其在藏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行为并不具有超功利和非经济型的特征。对于青海藏区藏传佛教寺院僧侣参与人身伤亡案件的民间调解行为,学界对其行为属性语焉不详,认识较为模糊。本文指出藏区僧侣们在民间调解中,主要运用的是文化权力——付出符号劳动,享有符号权力,甚至实施符号暴力,从而说明其在藏区民间纠纷调解中的行为并不具有超功利和非经济型的特征。     

对“法院调解”制度的几点思考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中的重要制度,然而无论是从法的基本原则还是从法的基本精神或是从程序法的立法价值上讲,以及在实践中的运作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思考的地方。本文从五个方面,就这一制度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看法。     

南京市建邺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实践与思考

社会组织作为联结各类社会主体的重要纽带,与政府、企业共同构成现代社会的三大组织支柱,在促进社会建设和城市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主要阐述了建邺区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主要做法,对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推动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对策建议。     

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进路

随着我国城市居民物质生活的不断提高,社区文化在当今社区建设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是提升社区居民整体素质、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推进城市社区文化建设研究,对于进一步丰富人们业余文化生活,提高生活质量,增强国民素质和维护社会稳定,在全社会形成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法院调解与大陆法系国家的诉讼上和解之比较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特色之一,在国外一度被誉为“东方经验”,而考察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程序制度,我们会发现广泛存在的是与此类似的诉讼上和解制度。两种制度称谓不同,出发点不同,程序构造亦有差异,哪一种制度设计更为合理?两种制度关系如何?以诉讼上和解替代法院调解是否是改革之根本举措?本文将通过比较两种制度以期获得理性认识,为我国法院调解的改革出路提供一些建议。     

把党支部建在社区社会组织上——J省N市L社区“睦邻互助”协会的实践考察

社区党组织是党在社区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社区各类组织和各项工作的领导核心,在社区治理中举足轻重。创新社区党组织组织体制、工作机制和方法手段,理顺党组织与社区社会组织的关系,既是社区党建或者说基层党建的一个新领域、新课题,也是社区治理和社区社会组织建设必须要面对的现实问题。J省N市L社区睦邻互助协会把党支部建在协会上,是社区党建的实践探索。发挥党在社区建设中的政治引导,必须积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同时,以服务群众为重点,加强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社区志愿者队伍建设。     

试析我国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完善——兼及劳动争议调解与劳动争议仲裁的关系

调解作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机制,在我国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通过调解解决问题,化解了矛盾,稳定了社会秩序,起到了定分止争的效果,并且与其他解决机制比较,调解有着无与伦比的节约成本的优势,因而,被誉为颇具特色的“东方经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呈现多     

“法外治理”:社区调解与中国基层社会的非正式控制

由于转型时期社区矛盾和民事纠纷的增加,社区调解对于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和秩序控制的作用日益变得重要。社区调解源于传统中国乡村自治基于法外情理的民事调解,在当代中国社会治理中被赋予新的涵义,它可以被界定为一种法外治理,既强调法外的情与理的运作,又主张法、情、理三者的结合。与正式社会控制不同的是,作为非正式控制方式的社区调解,其社会功能不仅在于秩序控制,而且在于社区团结和社区自治。居委会作为群众自治组织,其在社区调解中的角色正面临挑战,但是社区调解的变化本身也是居委会重建其自治功能的机遇。     

南宁市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发展历程、现实困境和纾解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参与载体,其发展活力和发展水平直接影响社会治理效能的提升。南宁市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治理,较好地发挥了服务南宁经济社会发展助推器的作用,但也存在着内部建设不足,缺乏有效指导等问题。通过对现实问题的分析,寻找社会组织更好地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以期为南宁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借鉴。     

经济欠发达地区加强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建设的思考——以广西壮族自治区东兰县为例

基层劳动人事争议调解组织,是我国矛盾纠纷化解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解决劳动人事争议的第一道“防火墙”,在维系社会稳定中发挥着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对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而深远的积极意义。近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关系的调整,随着《劳动合同法》和《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劳资双方的各类矛盾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