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工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关键环节,没有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无法实现真正的新型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面临身份焦虑、角色转换艰难、市民意识培育任重道远等多重困境,鉴于此,相关部门必须采取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加强社会参与体系建设、加大教育培训力度等行之有效的措施,大力推进农民工市民化。     

农民市民化必须突破五大障碍

在城市化进程中加快实现农民市民化 ,这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目前农民市民化仍面临重重障碍 ,主要有认识障碍、政策障碍、制度障碍、信息障碍和农民的素质障碍。只有全面推进改革 ,努力突破上述五大障碍 ,才能让我国大部分农民最少痛苦地、平稳而又较快地实现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     

新生代农民工及其市民化问题初探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显现,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日益重要的力量。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队伍中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顺利地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化。     

对我国农民工市民化的思考

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建立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制度。要落实这一制度，首先要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为此，必须推进农村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农民工身份转换，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稳定。     

制度供求失衡: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及破解思路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背景下,农民工市民化离不开政府制度的引导和支持,而客观存在的户籍、就业和社保等制度供求失衡却成了农民工市民化受阻的重要制度障碍。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必须多举措破解制度失衡。各级政府既要准确定位,校正制度供给成本与收益的衡量标准,还应更新观念,走出认识误区;在坚持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制度变迁路径下,积极进行各项具体制度创新,全面创建机会均等、权利平等的制度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民工同城市的融合。     

加强非正式制度建设推进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

加快城郊失地农民市民化进程,既要重视劳动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正式制度的创新,又必须重视非正式制度建设.由于城郊农民的市民化改造,是在小农社会文化遗产颇为丰富的文化土壤中进行的,这样的文化"遗传基因"必然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复制"性的作用.因此,如何根除非正式制度体系中拖曳城郊农民市民化后腿的消极因素,推进有助于城郊农民市民化的非正式制度发育发展,是城市化建设面对的一项重要课题.因此,要通过对城郊农民进行现代城市文明的教育和培训,包括文化、技术、道德规范、思维方式、社区理念等重新进行强化性塑造,努力营造现代城市文化氛围,创新非正式制度.     

刍议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

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是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要求,但是这项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农业人口"三权"维护与转移机制不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缺失等因素的制约。为此,应通过健全农业人口"三权"维护和转移机制、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的成本分担机制、推动居住证制度和积分落户制度改革等措施对农业转移人口差别化落户政策予以完善。     

城镇化背景下农民市民化的深层次特征及其实现路径

中国城镇化的实质是农民的市民化。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过于强调城镇化速度而忽视质量将会成为未来面临的重大隐患。从根本意义上看,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就是要提高农民市民化的质量。农民市民化的深层次特征主要包括真实身份的转变,权益保障的重视,能力素质的提升,市民心理的认同。农民市民化实现路径包括为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为市民化提供制度保障;保护弱势群体权益,为市民化创造有利条件;提高教育培训水平,为市民化注入持久动力;加强思想舆论引导,为市民化创造和谐环境等四个方面。     

城市近郊农民市民化的路径研究——基于家庭策略的视角

城郊农民市民化“不可逆”的特点决定了其要达到“完全市民化”或者“深度市民化”的目标，融入城市社会文化系统中，需通过阶层流动来实现市民身份的彻底转变。为此，城郊农民要经历“城郊农民—准市民——市民”的阶段。依靠基础性制度保障与个体能力难以承担市民化的成本及市民化过程中的风险应对。针对此，城郊农民主动将市民化转化为家庭的整体性目标，在家庭伦理的支配下形成了整体性动员。通过家庭资源的积累、“精英化”培养的教育投入与本地“并家婚”婚姻实践等一系列“家庭策略”，来增强城市嵌入能力，降低市民化风险。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内在冲突与逻辑路向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关乎中国的城乡统筹发展和社会良性转型。新生代农民工渴望超越自身的先赋社会地位,但在多种现实因素的约束下被城市和农村双重边缘化,市民化诉求步履艰难。市民化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应然归宿,政府应在城市──县城──乡村的三维视野里提供必要的制度安排,以便让他们到了一定年龄阶段时能够顺利返回故土,从而实现宏观经济与微观个体的双赢。     

谈对中国农民出路问题的几点认识

要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数以亿计农民的出路问题无法回避,而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出路问题,必须加快其市民化进程。因此,国家需要加快户籍制度、土地流转、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步伐,给农民工创造市民化的宏观经济环境,让农民工具有更多的选择权和参与权,同时加大农民工职业培训,让他们更有能力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真正实现其在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以及意识行为向市民的转化,以此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综述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社会经济的加速转型及城市化进程的积极推进，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向城市大规模转移。城市农民工在市民化的进程中，存在着经济发展与较低的农民工素质之间、制度缺失与城市劳动力市场拉力扩张之间、社会歧视与农民工市民化适应进程之间的矛盾。为此，我们要通过消除制度障碍、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等途径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主要因素及其化解

失地农民是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而出现并不断壮大的一个特殊社会群体,失地农民问题是一个包含了经济利益、社会权益、政治权利及文化融洽、社会和谐等内容的综合性问题。失地农民无论是作为一种职业的"农民"还是作为一种社会身份的"农民",要真正把角色转型为"市民",必须通过外部赋能与自身增能,既获得外在资格的市民化,又获得内在素质的市民化,实现自身在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身份认同等方面的市民化转型,才可能适应城市,成为合格的新市民。笔者主要对影响失地农民市民化的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思路。     

制约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制度和政策因素分析

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是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战略选择。目前影响农民市民化进程的制度和政策因素主要是:户籍门槛仍然过高;进城农民常常面临就业歧视;农地制度改革不彻底,使进城农民难以割舍与土地的脐带关系;保障体系残缺,未覆盖全部进城农民,进城农民存在后顾之忧。加快农民市民化进程,必须抓住几个关键:一是户籍制度改革要有重大突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是将各种利益与户籍身份剥离,使城乡居民获得统一的社会身份和公平的发展机会,建立自由迁徙的户籍制度;二是深化农地制度改革,创新农地制度,改变目前农村土地产权"虚置"的状况,明晰土地产权,从而更好地保护农民的利益,搞活农地流转,为农民市民化提供有利的制度条件。三是强化政府的职能,在各项政策的制定上,由过去的限制农民进城向主动吸引农民进城转变,并为他们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等公共服务。四是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原则,逐步构建城乡一体化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进城农民的后顾之忧。     

嬗变里的荆棘——城中村农民市民化的障碍

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实现城中村农民的市民化是十分重要而关键的一环。从村民到市民的嬗变过程,文化、经济以及制度等社会因素构成了重重的障碍。     

楚雄州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农民市民化问题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引发的农民市民化问题,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课题.当前农民市民化进程碰到观念、政策、制度、信息、素质等方面的障碍.采取转变观念,走出认识误区;调整政策,优化户籍、社会保障和土地等制度环境;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农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加快城镇化进程;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繁荣第三产业等措施,能够加快楚雄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加速农民市民化进程.     

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历史沿革及现实路径探析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利于推进城镇化进程和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理论,在实践中也取得了诸多成果。新时代,制约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难题如何破解,在借鉴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可以从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体系、农民自身综合素质等因素方面做出有益探索,以利于加快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积分制:流动人口市民化价值、风险与完善路径

"积分制"作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的一项政策创新,值得全面推广。从现有积分制试行的结果来看,它们是符合流动人口市民化有益的可行的制度,是一种普惠型的制度。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并没有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而是找到了一个突破制度局限以达至促进流动人口公共服务均等化供给的一个崭新的技术路径,它的核心价值为实现社会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当前,积分制在推行过程中还存在着风险,比如阶层结构的两极化、权益分配的非均等化、文化价值的冲突化。完善积分制要做好两方面工作:克服市民化的内外分离,消解积分制管理的局限;促进市民化的内外一致,实现积分制管理的愿景。     

新型农村社区居民市民化的制约因素及对策——基于江阴市新桥镇社区的实证考察

在苏南农村居民市民化的过程中,存在着资产流通约束、二元结构阻碍、管理机制调整滞后、居民自身素质待提高等制约因素.为此,要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转移农民并培育职业农民,在转换身份的过程中保障农村居民的财产权,在城镇化可持续推进过程中为农民市民化创造良好环境支持.     

“项链模式”中主体性范式的转变

传统的主体性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界限很严格,双方缺乏平等主体间的交互活动,总体上属于独白式单向灌输的教育范式。项链模式思想政治教育模式,是通过聘请其他学科专家和社会典范人物以讲座或访谈形式讲授课程重点专题(项链上镶嵌钻石)与专题讲座、访谈、讨论等形式(项链上钻石的镶嵌方式),在互动中实现教师角色和学生角色的双重转换,在鲜活的教育形式中实现话语的转换,在开放与资源整合中实现从独白世界走向对话世界的转换。最终真正从教育技术、教育内容与教育形式三个方面实现主体间性思想政治教育范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