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     

中美两国死刑制度之立法原因比较

中美两国尽管在文化传统、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但在废止或严格限制死刑的世界性潮流面前,对死刑却采取了相似的政策——既保留死刑又限制其适用,其中既有民意因素,也有政治因素。美国现阶段的高犯罪率、南方的私刑传统、历史上未经纳粹统治等因素导致其支持死刑的民意高涨,这对于政治精英、联邦最高法院及地区法官和检察官都有影响;在中国,现阶段社会治安形势恶化、礼法传统与家族主义的深远影响,以及缺少西方启蒙运动洗礼等因素导致民意支持死刑,这对于执政党、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以及法官与检察官个人,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政治因素方面,美国联邦与各州的权限划分以及盛行的联邦主义是影响其现行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在中国,统治者所奉行的"乱世用重典"的治国之策和重刑主义的历史传统、特殊历史时期所形成的"左"的错误,都是影响中国死刑制度的重要原因。对于中美两国死刑制度进行改造,应注意从民意与政治因素方面着手进行。     

对安阳市滑县地区死刑存废的民意调研

近年来,随着许多西方国家死刑废止潮流的袭来,死刑的存废问题再度被推上争论的高峰。而在死刑是存还是废的这一尖锐问题上,除了相关权力机关在立法上能够做出决定外。不得不承认的是,民意对死刑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在我们国家死刑民意究竟是倾向于存还是废?我们通过对安阳市滑县地区进行死刑的民意调研,来研究分析我国死刑民意的倾向。然而在对待死刑民意上,我们不能盲目否定死刑民意,当然也更不能不顾一切地听从民意。我们要辩证地对待死刑民意,正确地引导民众对死刑观念的转变。使符合人类文明的、科学的死刑观在民众心里扎根,只有这样,我国才能汇入不可阻挡的死刑废除的世界潮流。     

死刑的民意维度思考

本文简要论述了一向与死刑问题紧相随的民意问题,阐述了民意的重要性,分析民众出于恐惧即对安全的需要而强烈依赖死刑,进而指出应该对民意进行理性分析,通过政府、社会团体、媒体、学者等对民意进行各方面的引导。     

"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中的法律文化

法律文化表现在诸多方面,盛传于百姓之口的古语生动地表现了我国法律文化。"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不仅反映出民众对死刑的普遍认同态度,同时也体现出民意对刑事司法中死刑适用的影响以及死刑的安抚功能。     

死刑适用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问题研究

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是我国当前司法上非常重视．理论上却研究不多的问题，这一问题的研究在死刑案件中更具有典型性、代表性和启示性意义。死刑适用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评价因素和标准完全不同．对后者的评价并不需要完全以刑事法律的明确规定作为基本依据。也不需要在准确理解和严格遵守刑事法律规定的要求下进行评价．相反。后者是以刑事法律之外的因素作为依据并根据其他标准进行基本的分析评价。在死刑问题上必须注意民意的价值和作用，对于民意进行有效地疏导，为实现死刑适用的社会效果以及为死刑适用社会效果的正确评价创造条件。     

中国司法与民意的沟通——基于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

考察中国传统司法活动特质、民主革命时期司法活动特质、西方司法活动特质,今日之中国司法仍然徘徊在情理与国法之间,面临着司法的六重困局,力求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以寻求脱困之思路。在三元结构下,进一步追问谁之民意,调和非理性民意,如网络暴民民意、操纵民意、偏执民意以及变调民意(仇官、仇富、侠客等),通过主体间交往理性的认知,达到沟通民意与司法的效果。通过司法中民意表达的认知机制、方法和路径选择,达成国家司法话语权和民间司法话语权的交涉和沟通,实现由舆论法庭走向制度化表达。     

死刑民意及其内部冲突的调查与分析

我国对死刑民意的调查研究存在着调查对象和分析方法上的缺陷。通过对死刑民意的最新调查和统计分析发现,与主张完全赞成死刑和主张完全废除死刑的人数相比,多数人主张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不过调查同时发现,我国民众的死刑观念不仅受到了多种相关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而且还存在着明显的内部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为民众对死刑的抽象态度与具体态度之间的冲突以及死刑民意的内部情感冲突。我国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引导死刑民意的理性发展。     

杀人偿命？——死刑问题的民意分析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死刑的存废与增减根本上受制于民意，这种民意的重要体现就是“杀人偿命”的观念。中国历史上既广泛存在着“杀人者死”的法律规则，也大量存在着“杀人偿命”的观念、意识。实际上西方社会也有“杀人者死”的报复刑观念。因此，要废除死刑，民意是一个绕不过的山，必须向老百姓宣传、并逐渐普及实行死刑的弊端，使老百姓不再处于对死刑的迷信与狂热之中，从而理性地、平心静气地接受废除死刑的理念。     

死刑废除与民意关系之审视

近些年来,死刑问题一直备受法律学者们的关注。尽管关于死刑的话题已经在理论界讨论较多,然而我们却并不能因此抹煞死刑问题依然是个"热点问题"这一事实。本期热点笔谈特组织四篇文章从死刑与民意、死刑废止的根本动力、死刑与人道主义的关系等角度再次展开讨论,以飨读者。     

我国死刑适用若干重大现实问题研讨——以李昌奎案及其争议为主要视角

李昌奎案是我国当代刑事法治深度演绎的一个鲜活范本,该案引发的理论问题涉及刑事法的多个方面。死刑观念的变革只能是一种渐进式的变革,而不可能是急速的突变。死刑适用不应当迁就民意,但应当通过制度途径引导民意在死刑适用中理性发挥作用。要准确理解我国的死刑政策,"少杀、慎杀"主要是指不可多杀、滥杀和误杀,但不等于不杀。最高人民法院宜尽快出台相关死刑适用的指导意见,对司法实践中典型死罪"不是必须立即执行"的常见情形予以规范。量刑情节对刑罚轻重的影响力受到整个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制约,不能片面强调乃至夸大某一个或某些从宽情节因素的作用。     

死刑民意引导的体系性解释

民众对死刑的支持与民众的死刑知识水平呈反比例关系，民众的死刑知识越丰富就越会反对死刑，不过基于报应原因而支持死刑的观念将不会因为死刑知识的增加而改变。死刑知识对死刑民意的影响受知识类型的制约，而导致死刑立场发生改变的最主要因素是无辜者被执行死刑的知识。已经改变的死刑民意会在“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下出现一定的反弹，回到他们最初的、没有接受死刑知识之前的状态。死刑民意的引导应当综合运用知识和情感的策略。     

论我国死刑改革的罪刑选择及民意引导——基于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数据的分析

死刑民意实证调查显示,废除非暴力犯罪死刑适用已经具有相当程度的公众认同和民意基础;在应否用终身刑(无提前释放可能的无期徒刑)作为死刑代替措施的态度上,尚存在民意与理性的悖论;错案的可能存在可作为引导死刑民意的突破口.     

论乡村社会中民意在量刑中的合理导入

司法采纳民意是传统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现今社会,我们讲求司法为民、能动司法,无论是从我国的历史传统,还是从司法工作的职能定位上考虑,民意都应是裁判者参考的因素。民意在不同的场域会有不同的特性。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目前仍大约有5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因此研究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对审判实践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共4部分。第一部分由刑事个案引出问题,分析了乡村社会中的民意具有地域性、客观性、合理性等特性;第二部分从民意的介入与法官的认知进行论述,从一般意义上的法官、专业法官和法院三个层面对民意的认知进行探讨,并提出了可进入司法领域的民意类型;第三部分对我国审判实践中吸纳民意的现状进行分析,因为现有吸纳民意的路径极其有限和法官对民意的模糊认知,有必要构建民意有序进入司法的导入机制;第四部分笔者提出在量刑过程中"五步法"导入民意的机制设想,即通过收集民意、甄别民意、考量民意、吸收民意、回应民意5个步骤将民意导入量刑活动中,最终实现民意与量刑的良性互动。     

台湾地区的死刑变易解析

随着死刑罪名的删减及死刑程序的完善,我国台湾地区逐步废除死刑的政策渐趋明朗。但被害人家属的有效抗争,加之反对废除死刑民意的强烈反弹,在相当程度上阻遏了台湾地区死刑废除的进程。死刑废除派和死刑赞成派在死刑存废和"法务部长"签核权等法律问题上互相论难。台湾当局除在两派之间左支右绌,两面讨好外,正积极采取配套措施,争取民众对废除死刑政策的支持。     

浅析民意与死刑存废的命运

现代民主社会,民意往往是重要决策合法性的基础。因此,民意的走向似乎紧密关系着死刑存废的命运。但是,民意本身难以被掌握,民意测验的结果往往不可靠,而且民意是变化着的,从本质上说民意是情感而非理性。民意的这些特性表明,民意不能作为保留死刑的根据。相反,民意是可以而且应该得到正确的引导。     

浅谈死刑存废问题

关于死刑存废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废除死刑也逐渐成了世界潮流。本文基于对“杀人偿命=非人道主义”理论的质疑,从人道主义、人权、民意等角度对死刑存废的问题进行简要的探讨。     

俄罗斯死刑状况论析

反对"国家杀人"的废止死刑运动已成为国际趋势。历史上,俄罗斯死刑经历了从私刑向国家刑罚转化之后,死刑强弱同封建政治统治变化之间密切关联,其间不乏废止死刑的努力。苏联虽大力推动死刑废止,反而出现了特定时期的死刑滥用,死刑长期处于"明废而实有"的状态。加快国际化进程,尤其是加入欧盟的努力,为俄罗斯死刑废止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但与此同时,国内社会矛盾多发,有组织犯罪严重,特别是面对极端纳粹组织———光头党的血腥行为,俄罗斯完全实现死刑废止,面临着国内民意以及各种政治势力间的极大挑战。     

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的法理解析

法院裁判与民意发生冲突的成因主要包括:转型社会矛盾多发与司法腐败现象普遍存在、公民权利意识增长与表达自由渠道的畅通、司法专业化与大众化的分离、公开审判原则的确立与审判制度自身的缺陷等。法院裁判与民意冲突问题是由个案问题所暴露出的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解决问题的出路应当从遏制司法腐败、改革公民参与审判的制度、增加审判程序制度本身的公正性、完善民意沟通机制等方面寻找。     

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的产生、纠错、追责与民意的关联考察——以22起影响性刑事冤假错案为主要研究范本

民意的影响是冤假错案产生的诱因之一。不理性的民意极易虚构出貌似合理的"案件事实"并以此给司法机关施压。基于民意的压力,司法机关往往更多注重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命案必破、限期破案、疑罪从轻等刑事政策、司法理念,都是对民意诉求的顺应,也是促成冤假错案的诱因。民意对影响性冤假错案的纠错有积极意义,但仍应回归法治轨道。样本案件中,民意推进了冤假错案纠错程序的启动、纠错的及时,但没有制度化。民众对司法活动的认知不够理性,对错案追责的民意表达亦非建立在理性认知的基础之上。我国有必要培育理性的民意,形成民意与刑事司法的良性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