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陈光毅——南山定大计

三月十日,星期六,清晨。位于甘肃中部黄土高原上的榆中县城,飘洒着开春以来第一场雪花,寒气袭人。在县农业银行会议室里,一个专题座谈会正在进行。参加会议的,有从省到乡的各级领导同志,有农林牧方面的科技人员,还有特地邀请来的种草种树专业户代表。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省长陈光毅披着一件军大衣,坐在会场中央的一张木椅上,仔细倾听每个人的发言,时而作笔记,时     

辽宁省委副书记、省长全树仁——他身上同样溅满泥水

这是一则迟到的消息。作者是辽宁省政府办公厅的工作人员。虽然这里谈的事已事过境迁,但仍萦回在他的脑际,不吐不快,因之又加以追记。本刊破例刊登此文,从一个侧面反映一下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协商民主驱动基层群众自治——以上海市长宁区华院居民区为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协商民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得到了广泛而充分的运用。基层治理主体可以通过搭建协商平台,挖掘协商议题、创新协商机制等做法来形成协商闭环,推动基层群众自治,提升基层群众的获得感和满意度。     

地方政府如何集中力量办大事 ——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研究

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突出特征。基于G区土地整备的实证分析,发现地方政府通过整合政治权威、实质权威、规则权威与传统权威,把政治、行政、市场与社会的力量汇聚于工作小组,创造性地将政策对象进行分类,并根据不同的权威来源制定相应的谈判策略,从而实现了集中力量攻坚土地整备的目标。研究基于权威支配与策略选择建构的地方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般模式,揭示了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背景下"中国之治"的深刻内涵,进一步呈现了当代中国地方政府的运行逻辑。     

地方法治督察的量化评估：功能异化与体系应对——以X区经验为例

自2019年全国开展法治督察工作以来,X区结合法治督察制度与量化评估方法,形成一种法治督察量化评估机制,其融合“定量分析”“定性评估”与“定期督察”的方法优势,在指标设计方式、评估主体的设定模式以及多元评估手段方面业已形成一套切实可行的试点经验。结合相关试点经验发现,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功能异化反映在地方政府督察的单方主导性、自上而下评估方式的局限以及评估内容的形式化倾向方面。然而,地方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的真正功能,一方面,应聚焦于反映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的实施问题,而非将结果作为衡量地方“法治GDP”的竞争性指标,直接同地方政府工作绩效关联;另一方面,要具备对地方法治建设的纠错功能,以便调整不同阶段的法治政府建设任务。据此,未来理应正确理解法治督察量化评估对地方法治状况的反馈作用,逐步剥离量化评估结果与业绩考核之间的利益关联。宜兼顾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之要求,保持法治督察量化评估结果的相对中立,反映法治督察的地方化元素。重视法治督察的公众参与,关注社会反馈效果。     

地方人大预算监督改革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及实现逻辑——基于上海M区案例的研究

现有文献述评表明,以整合人大和多元行动者参与预算过程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路径,对于激活人大预算监督,化解执政党面临的治理困境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走在改革前列的上海M区的调查,探讨该路径下的改革如何进行及实现逻辑。研究发现,参与式治理技艺的引入和预算修正权的落实有助于实质性监督的开启,但良好监督绩效的取得不完全取决于人大自身技艺权力的完善,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动态治理系统中预算环境的培育、权力结构的支撑以及行动者动力机制的构建。这一改革逻辑的彰显有助于基层人大参与式预算治理创新的推动。     

论地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基于西北五省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

采用西北五省区1998-2010的数据,先通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对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做出定性的分析,然后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对西北五省区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影响因素及其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各因素对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差异,但影响具有区域一致性.实证分析意义在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怎样才能更好的为这一地区服务,并且应重视变量间的长期关系,以保障西北地区经济良性互动,通过对实证结果的分析,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     

我国地方政府行政成本增长规律的实证分析——以“十五”期间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省为例

通过对"十五"期间广东、山东、江苏和浙江四个经济大省行政管理费用支出统计分析发现,其行政管理成本支出一直保持高速增长势态,年均增长率维持在22%以上,五年内四省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全部增长了一倍;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占一般预算支出总额的10.45%,GDP每增长一个百分点,行政管理费用支出就要增加约1.75个百分点。如果加上预算外资金,上述三项指标至少再增加一倍。     

中国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实践创新——群众的安全感是走向幸福广东的第一张“通行证”——广东省省长、省应急委主任朱小丹答本刊记者问

记者：您在广东省应急管理工作会议上提出,“群众的安全感是走向幸福广东的第一张‘通行证＇”,在全国应急管理领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社会舆论对此也十分关注。请问提出这一论断的背景及其主要内涵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