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品分类与供给体制创新

按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要求,加强我国农村公共品的供给不仅能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及质量和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也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城镇化的建设。本文在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基本类型和供给体制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体制创新对策。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的民主治理机制

通过财政支农资金和制度政策供给树立起村级的民主治理结构,来解决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中的治理难题,从而有效满足村民的公共品需求。地方政府借助财政支农资金来激活村落社会的民主治理能力,在资源配置和治理单元重构中,赋予村民一定的自治权和项目资源的自决权,村民在自主开展公共品建设中通过群众动员和民主协商,并在成本共摊中实现交易成本内化,按照"谁负担谁受益"的公共品使用收益原则,实现了对少数不合作人的治理,形成了公共品使用的权利义务均衡观念,破解了项目制下公共品供给的治理难题,有效地促进了农村公共品供给。     

论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主体建构

农村公共品供给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和保障性的重大任务。按照统筹城乡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要求,不断加大农村公共品的供给,必须抓紧建构政府主导下的、多元化的、多层次的、职责明确、结构合理、规范高效的农村公共品供给组织体系。     

农村财税体制与公共服务问题

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两次财政体制改革都不利于农村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财税体制改革也对乡镇政权性质产生了一定影响。由于财富分配中的结构性失衡、资金使用效率低下,公共品供给领域的误区等体制性问题的存在,导致农村主要公共品供给严重不足。农村公共品供给体制改革必须从调整乡村治理结构、提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作用与功能以及提高农民主体地位与参与程度等方面着手。     

加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公共物品由于其独特的性质需要由政府提供,农村的公共品更是如此。农村经济的发展依赖于农村私人产品的产出效率,而农村私人产品依赖于农村公共品的有效供给。要实现农村公共品有效供给,必须加大财政支持力度,拓宽地方公共物品的融资渠道。     

健全完善需求导向型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从贫困到小康的转变不仅是我国农村从生存型社会到发展型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过程,也是农民群众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及农民群众民主觉悟和权益意识迅速增强的时期。为此,应加快农村及整个国家公共品供给制度的改革,构建以农民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更好地满足农民群众迅速增长的公共需求,这是促进农村及整个社会发展和和谐的重要基础。     

完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设想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得到不断优化,但供给水平和制度效应与"三农"的现实需求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本文在明确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计应遵循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了建立由使用者需求表达的供给决策制度、多元化的筹资机制、规范的使用制度、城乡统一的成本分摊机制、主要农村公共品的最低投入标准制度组成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设想。     

多方合作与共赢:提高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能力之路

本文就我国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主体、范围和特点进行了讨论,分析了目前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状况、问题及原因。本文认为,增加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仅靠政府财政供给,或者完全由农民承担,都是不现实的;需要各方通力合作,提高供给能力,达到共赢的目的。为此,需要明确政府对农村社区公共品供给职责,完善合作供给机制,大力发展农村社区非营利组织,培养志愿者精神,建立健全法律制度。     

农村公共品研究的现状与前瞻

当前农村公共品研究主要集中于需求表达机制、供给机制以及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需求机制主要关注农民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无法正确表达的问题；供给机制主要关注制度内供给不足而制度外供给又受困于自上而下的决策程序的制约问题；对公共品供给困境的研究则主要借助于西方学术界囚徒困境、公地悲剧与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逻辑这三大理论资源。从我国农地制度的角度来研究当前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困境应成为此后该领域研究的重要方向。     

从公共品定义的视角看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

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是指,无论市场机制还是政府机制及两者的组合等均不能实现公共品的萨缪尔森规则,这是困扰了财政学与经济学多年的问题。本文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整理与评论,从公共品定义的角度,探索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的解决思路;并得出公共品定义要坚持一元标准与连续性物品的方法;以解决公共品供给效率问题为导向,加强公共品的性质与供给制度的研究等。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基于制度嵌入性的分析范式

本文运用新制度主义制度嵌入性的理论分析范式分析了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变迁的历史过程及运作方式。通过分析认为，我国农村公共品制度在集体经济时代、税费时代、后税费时代的发展变迁嵌入在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及发展理念、社会组织模式、文化价值观念等变量组成的宏观制度环境之中，受制度环境决定并随其不断发展。随着我国新农村建设及统筹城乡发展战略的提出，我国农村公共品供给正逐步适应新的制度环境，实现运行机制的路径创新。     

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政府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政府的主要职责就是充当公共品供给的主体,特别是对于农村公共品供给,政府的主体地位尤为重要。中国各级政府角色扮演的错位、缺失造成了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与供给过剩并存的低效率局面。根据斯塔克博格博弈过程描述的持续实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政府扮演积极的农村公共品提供者角色的理性行为逻辑,设定合适的城乡收入差距,提高村民收入以刺激村民加大农村公共品投资力度来缓解供给不足,农村公共品的提供权与生产权适度分离,是理性的政府行为。     

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初探

补齐民生性公共品短板是广东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的重要任务,是广东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内在要求。广东民生性公共品领域的矛盾主要在供给侧,表现出供给不平衡、农民工需求缺口大、供给主体和供给方式单一等地方特征。通过分析广东民生性公共品供给短缺的原因,并结合广东实际情况,认为: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需要进一步完善民生性公共品供给保障制度、实现以人为中心的新型城镇化、促进教育公共服务均等化、全面建设健康广东和调整府际间环境治理事权划分。     

取消农村税费后农村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取消农村税费后,对农村产生的积极影响以及农村面临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针对农村出现的问题,通过加大中央的转移支付,以及乡镇机构改革、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加快农村公共品供给等措施,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农村公共服务观察:公平问题及对策

扩展和改进面向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是推进农村全面进步、实现城乡和谐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共服务作为以信息和劳务形式存在的公共品,尽管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质,但由于现实条件下的公共服务供给是有限的供给,这有限的供给又大多是准公共品性质的服务,并且是在差异很大的社会中进行运作的,其中涉及到投入分配、服务取向、收费定价和惠顾定向等诸多现实问题,因而,公共服务供给实际上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公平问题。由于农村社会结构非常复杂,差异性极大,这里的公共服务供给更为有限,更具稀缺性,因而,农村的公…     

农村公共品供给制度下农民村务治理权利的保障——以浙江省临安市S镇为例

农民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权利缺失的原因在于,政府以单纯行政化的方式供给农村公共品,农村自治组织职能异化,农民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必须建立有效的村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健全良性的农村公共品供给协商制度,探索村民自治制度的有效实现形式,依法规范国家在村民自治制度中的作用。     

基层治理合规化与制度成本

国家资源下乡背景下，农村公共品供给模式从内生供给向外生供给转变，重塑了基层治理秩序。在内生供给模式下，群众动员贯穿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全过程。在外生供给模式下，资源分配的合规性替代群众动员，成为农村公共品供给面临的主要问题。为了确保资源分配的合规性，资源下乡往往伴随着规范、规则和监督下乡。这一转变在塑造了基层治理的合规化运动，压缩了基层干部权力寻租的空间的同时，也使基层干部的大量精力被耗散在完成合规合法的程序要求上，造成了基层治理制度成本攀升这一意外后果。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依然具有标准化程度低、规范化难度大的特征，治理秩序建立的关键不在于规范而在于动员。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成因及对策探析

近年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总量和结构得到显著改善,但仍滞后于农业生产和发展的现实需求,陷入供需失衡的窘境。农民需求表达路径的断裂、供给主体的错位和供给方式的单一以及现有公共品供给决策体制的弊端,是导致农村公共产品供需失衡的重要原因。寻求实现供需均衡的可行性路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公共品私人供给对村庄凋敝治理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钟摆式迁徙"导致村庄出现多维的凋敝景象,严重阻碍了村庄的持续发展。为村庄供给公共品作为乡村治理的一种重要方式,是改善村庄基础设施条件,缓解凋敝现象的有效途径。然而,我国村庄出现凋敝现象的范围较广、情况严重,仅由政府为其提供公共品,因财政有限,政府供给经常出现失灵现象而难以达到有效治理凋敝现象的目的。借助私人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可有效弥补政府财力不足的缺陷,出于利他或利己的供给动机,私人供给者均可能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基于此,从公共品供给行为、供给氛围两维度探索私人供给者为何以及如何为村庄提供公共品,并建议充分借助农民创业的力量为村庄提供公共品以实现对凋敝现象的有效治理。     

农村公共品供给的变迁轨迹与路径指向——基于村庄治理的视角

税费改革之前的集体在公共品供给中有权有责,税费取消后却逐步成为无责权的＂空壳＂;税费改革前的农民能参与到公共品供给之中,而税费改革后却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税费改革前,村庄治理在农村公共品供给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税费改革后却逐步陷入＂无效＂走势。针对这种现状,应再造公共品供给的集体责权,积极引入国家治理的力量,实现公共品供给制度的路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