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合同法中的可预见规则

可预见规则作为限制违约损害赔偿范围的最重要的标准之一 ,在世界各国民法或合同法中得到了普遍的承认。本文分析了可预见规则的法理基础 ,认为可预见规则的理论依据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可预见规则与因果关系在功能、判断标准、所确定的赔偿范围、保护的重点等方面存在不同。判断是否可预见的因素主要是合同当事人的身份和合同的主要内容。作者主张我国合同法应将故意和重大过失的违约行为排除在可预见规则之外 ,以保护非违约方的利益和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浅谈违约损害赔偿合理预见规则

合理预见规则是违约损害赔偿责任的一项重要规则。对于确定赔偿范围意义重大。本文从两个方面对合理预见规则的两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希望能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论损害赔偿范围与因果关系

因果关系是判断侵权行为者是否应承担侵权赔偿责任的关键构成要件,侵权责任的因果关系可以分为责任成立的因果关系和损害赔偿范围的因果关系。现阶段判断损害赔偿范围因果关系的标准理论有很多,本文仅简单介绍可预见说、相当因果关系说和法规目的说。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多的是相当因果关系说,本文试图结合司法实践总结归纳出法官确定损害赔偿范围的基本规则和应注意基本事项。     

损害赔偿范围确定中的法律政策

现实生活中的损害广泛和复杂,而民法只对有限范围内的损害提供救济。法律政策决定着民法损害赔偿范围的确定。在近代民法,通过过错责任、因果关系、非财产损害不赔偿原则、直接受害人理论以及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等法技术过滤工具,实现的是最大限度地保障经济自由、行为自由和最低限度地救济受害人的法律政策。随着民法向现代发展中法律政策强调有限制的经济自由、合同风险更加公平的分担以及对人具体关怀下受害人最大限度的救济,各国法通过扩展无过错责任、扩大非财产损害赔偿的范围和可请求赔偿主体以及发展法定的一般注意义务来予以回应。我国损害赔偿法应明确其法律政策,并以此为前提确定更加合理的损害赔偿范围。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及计算——对《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解释》第60条至第62条的释评

违约损害赔偿大多表现为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但也允许守约方选择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于后者的形式时仅仅赔偿守约方为缔约、履约而付出的成本,个别场合可有机会获得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于前者的形式时赔偿范围受当事人的约定、法律的直接规定或者因果关系、合理预见规则、与有过失规则、减轻损失规则的限制。在合同解除时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时常采取替代交易的救济方式,于此场合的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为市场价格与合同价格之差,并且大多要扣除成本,个别情况下才允许获赔成本、消除瑕疵所需费用,在积极的债权侵害的场合还有守约方固有利益的损害赔偿。在合同不解除的情况下,应为迟延赔偿,替代交易与之不匹配,金钱赔偿可能较为适当。在债务人恶意违约、守约方难以举证证明其履行利益的损失时,可以采取获利赔偿的方式,即将债务人因其违约而获得的利益作为向守约方赔偿的数额。     

英美法违约损害赔偿可预见性规则运用研究

在合同法理论上，违约损害赔偿的意图是要使受害方处于合同已经如约履行的状态，而实际上违约损失的原因和结果都很复杂，如果要求违约方赔偿违约造成的全部损失，合同风险完全由违约方承担，不但不符合民法公平的基本原则，而且不利于市场交易的进行。为此，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对损害赔偿范围作出了适当限制，进行这种限制所适用的规则就是可预见性规则。一般认为，所谓可预见性规则，是指违约方承担赔偿责任，其范围不得超过他订立合同时所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损失的规则。一、英美法可预见性规则运用的两对基本范畴（一）推断的认识（im…     

美国专利侵权损害赔偿中的分摊规则问题

在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确定中,以侵权产品的总价值中可归功于被侵权专利技术的贡献确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的分摊规则,有助于解决全部市场价值规则所导致的过度赔偿及专利权排他权非法扩张等问题。美国一百多年相关实践对分摊规则进行了有益探索,我国应借鉴美国的经验对专利侵权损害赔偿制度进行完善。     

合同法中的可预见性规则及在我国的具体应用

本文回顾了可预见性规则的发展轨迹,认为可预见性规则应以意思自治原则及诚信原则为理论基础,而在其具体适用上,应考虑预见的主体、时间及可预见的范围、程度等具体因素,并注意其适用的例外。我国以立法的形式确立了可预见性规则,在审判实践中主要应用该规则排除非财产损害赔偿。     

论侵权过失判定标准的构造与适用

过失客观归责以信赖原则为其基础,所以过失系依附载信赖价值的合理人标准来判定.依拟制之合理人,使其处于与行为相同的情境,结合过失的法律构造,通过法官心理机制在确认合理人可合理预见损害风险的基础上,再判断合理人通常会实施什么行为以回避损害,以此作为合理人的“当为”,并与行为人之“实为”相对照,从而判定过失之有无.该判定模式中,合理人的具体型构最为重要,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行为人的合理注意标准.     

类型人标准说之提倡——兼评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其他学说

确定合理的判断标准,是准确判断行为人的预见能力的关键。学界所提出的判断预见能力的客观说、主观说、以客观说为参考以主观说为标准的折衷说以及主客观统一说,均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并不足取。类型人标准说,即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判断行为人行为时的预见能力,符合预见能力判断标准的实质,与其他标准相比,具有相当的优越性,是判断行为人的预见能力的最为合理的标准。     

表见代理中信赖合理性的判断模式

表见代理中的信赖合理性判断,可采理性人标准模式来进行。通过建构理性人标准、重构当事人所处的场景,进而来判断这样的理性人在所构建场景中,对相应的代理权外观是否会产生合理的信赖。代理权外观存在不同的类型,并会以不同的强度出现,个案中还会发生数代理权外观表征力叠加现象。理性人构建应面向于个案相对人来具体化,但在个案相对人能力过弱并且超出了被代理人可能的预见范围时例外。     

我国信赖利益损害赔偿综述

1936年富勒在《合同损害赔偿中的信赖利益》一文中吸取耶林的思想,正式提出信赖利益,关于"信赖利益"的定义,中外颇有争议,但能肯定的是信赖利益在其所维持的一种体现人文关怀的诚信社会秩序和其所追求的动态安全、交易安全的法律价值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信赖利益损害赔偿问题法律却没有明确的规定,存在较大的争议,也是实践中的棘手问题。本文对信赖利益及其损害赔偿范围作了界定,并对信赖利益是否应以履行利益、期待利益为限进行了探讨。     

论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

机会利益的损失，在期待利益的损害赔偿中十分常见，在采取客观的计算方法时容易确定，对其予以赔偿获得认可；在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中是否存在并具有确定性，存有疑问，是否准予损害赔偿，见仁见智。机会利益的确定，在个案中可以通过举证证明规则解决问题。既有的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的设计目的及功能定位有待反思，不足以排除机会利益的损害赔偿。在缔约过失的场合，机会利益的损失是否超出当事人的合理预期应当具体判断，不可一概而论。就受害人获得双份赔偿/偿付赔偿的问题，可以通过排除赔偿成本的措施予以消除。裁判者应当严格把握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构成要件，从而避免诉讼浪潮。至于机会利益损害赔偿中的公共政策问题，中国法及理论确实应妥善考量。在具体裁判中，机会利益的损失必须是真正和实质的、而非臆猜性的，此为机会利益损害赔偿的核心要件。在确定机会利益损失的作业中，概率平衡的方法、机会损失的方法以及“事件链”和“替代事件”的操作技术，值得中国法及理论借鉴。     

构建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的思考

信赖利益是指法律行为中,一方当事人基于合理信赖所具有的一种既有利益。这种利益可以体现为财产上的利益,也可以表现为法律行为上的机会性利益。我国现行法律在信赖利益的保护方面存在有诸多不足,我们需要建立这样一种责任制度:既能全面保护法律行为中合理信赖人的利益,又能使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平衡符合公平正义。这种制度便是以保护信赖利益为主要目的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制度。信赖利益损害赔偿责任是有别于缔约过失责任、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一种独立的责任形式。     

对我国合同法可预见性规则适用的思考

损害赔偿是合同法上的重点和难点,可预见性规则是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大多数国家在限制损害赔偿范围上所共同使用的规则。我国虽在立法上采纳了可预见性规则,但在实践中的适用情况却差强人意。本文指出适用可预见性规则时,应注意该规则是补充规则、强制性规则,无论故意违约还是过失违约,该规则均可适用,预见的内容应仅限于损失的类型或种类,在可预见性判断的过程中,要坚持一定原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同时,不可忽视法官自由裁量的作用。     

论行政许诺行为的法律性质——对一起法人诉政府兑现招商引资奖励案件的法律思考

政府招商引资承诺奖励行为的法律性质,法律对此尚未作出明确规定。文章认为它应属于行政许诺行为,是行政法上的一种新型行政行为,可以通过适用比例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达到对之进行有效规范的目的。     

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论

狭义无权代理人责任应定性为法定特别责任,无过失责任与法定担保是其内涵,保护相对人利益和稳定交易秩序是其目的.在责任认定判断方面,应将须有无代理权行为、本人未追认和相对人未撤回作为构成要件,以区别于其他责任限制因素;在责任承担方面,要充分尊重相对人的选择权,使之可选择请求履行或赔偿的救济途径,在适用赔偿救济时,需注意区分无权代理人的主观心态,来确定损害赔偿的对象是履行利益还是信赖利益,以求适用的准确和合理.     

可预见性之判断标准的具体化——《合同法》第113条第1款但书之解释路径

可预见性规则在契约法中担当着法律上因果关系的角色,规则于解释论上的妥适展开,取决于价值基础的厘清及技术工具的合理选择.可预见规则背后具有复杂的价值构成,其中分量最重的两项是私的自治的尊重和给付均衡的维持.技术上可采理性人标准来判断损失是否可以预见,标准的具体化系在价值指引下结合个案情境确定理性人能力和知识状况,可预见程度在标准适用中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精神损害赔偿的法律经济分析——再议麦克劳夫林诉奥布莱茵案

随着精神损害赔偿案件的增多,法官逐渐倾向于运用侵权责任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对之进行救济,并将合理预见作为界定加害人是否具有主观过错,应否承担损害赔偿责任的判断标准。然而,可预见性说主张的合理预见却因其自身的不确定性无法给出案件判决一个合理的解释,其故有缺陷在麦克劳夫林诉奥布莱茵案中再次暴露出来。汉德公式的运用为判决背后的合理性提供了有意的尝试,它表明司法实践中的某些政策本身就已蕴含着深刻的经济学道理,有利于实现社会总成本的最小化。     

论无权代理人赔偿责任的双层结构

《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4款系无权代理未被追认时行为人赔偿责任的规范基础。因规范技术上的原因,该两款规定在解释上引发明显分歧。从现行规定看,无权代理行为人的赔偿责任系分别基于信赖原理和缔约过失原理而构建,在解释该规范时,需顾及法律文义所反映的立法者价值判断及法律体系所呈现的价值秩序,并兼顾代理制度与法律行为规则间的亲缘关系。在相对人善意时,其可向行为人主张履行利益的损害赔偿,亦可选择主张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但均不得超过行为人有代理权时其本可由被代理人获得的利益;在相对人明知或应知代理权欠缺时,行为人仅因过失而负信赖利益的赔偿责任,此时应结合《民法总则》第171条第3款确立的价值秩序,在相对人与行为人之间作妥当的损害分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