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与社会根基--对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质疑的简要回应

市民社会理论早已突破了国家与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传统范式,实现了重大发展并对当代法治变革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西方的经验和逻辑,也展现了对人类现代性命运和前途的深层关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同样展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的现实进程,这说明市民社会理论可以用于中国的分析,培育和构建中国市民社会也是可能和必要的.法治的历史发展和当代变革表明,市民社会是法治得以生成和运行的必要社会土壤,依法治国进程中法治"表面化"倾向的根本症结就在于忽略了这一土壤,因此,必须把市民社会的培育和构建确立为中国法治进路的根本面向和社会根基.     

悖论社会中的公共领域——评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

马长山先生所著《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一书,沿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的理论逻辑,以理想类型的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坐标和价值标尺,同时借助具体翔实的实证材料为读者展示当代中国"看得见的市民社会",以此阐释民间社会组织与法治秩序的内在关系,揭示民间治理的法治诉求。然而,该书更多地从政治哲学的理论维度,对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进行功能定位和价值探讨,没有很好地从现实经验出发利用社会理论分析民间治理内在的秩序生发机制,因此,移植而来的理论框架仍不能完全适应悖论社会的实践逻辑。     

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的新进展——《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评介

《国家与市民社会》(增订版)为我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市民社会理论的清晰脉络:不但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不断反思的理论模型的面向,同时也提供了市民社会作为一种需要建构的社会实体的面向,或者说,不管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经验方面,该书都向读者提供了有关市民社会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视野范围,从而为读者较为完整地把握这一理论指明了方向。     

构建中的中国市民社会及其民法领域的发展——兼评黑格尔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

黑格尔在其著作《法哲学原理》中第一次将市民社会与国家进行了学理分野,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二元分离。认为国家是目的而非手段,市民社会的不自足性需要理性的国家进行补救,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其实质是为当时的普鲁士国家政权服务的。在当前全球性的市民社会思潮中,在认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上,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虽然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仍然是理论上的源泉。在这一思潮中,中国大陆等地区的学者也提出了关于中国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的学理架构设想。民法作为市民社会的一般私法,其领域必将随着中国市民社会的逐步形成和发展而扩大,以适应社会关系发展变化的需求。     

中国市民社会私法的地位与作用——兼论其他法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中国的市民社会和市民法治,即以市民活动为中心,而非以国家或官僚活动为中心的社会和法治,这是由实行市场经济、民主与法治决定的。私法是市民社会的基础,民法总则是核心。发挥法官在个案中解释法律的作用及将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改为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是私法及其他法律实施的重要保证,是市民活动牵动法的创造并决定国家政治的最有效路径之一     

马克思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中国化特征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是对黑格尔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理论的批判和继承,马克思认为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马克思的这一理论是在其早期著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首先提出来的,并在其和恩格斯的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章《费尔巴哈论》中进行了集中叙述。一些学者着重从纯文本的角度或该理论的现代性角度来论述,笔者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这个动态角度来阐释马克思的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关系理论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建设中所形成的特征。     

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法治的基础和界限

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和互动发展 ,奠定了法治运行的基础 ,即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的冲突与协调导致了法律至上 ;多元社会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提供了权利保障 ;市民社会多元利益的冲突、互动与整合衍生了理性规则秩序 ;具有自由理性精神的公民意识构成了法治的非制度化要素。中国要真正走向法治 ,就必须重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 ,确立多元权利基础、公权力权威和良法之治 ,并实现依法治国与市民社会理性规则秩序的回应与契合。     

世纪民法典的社会基础——从乡土社会走向市民社会

本文认为构建中国民法的社会基础不仅仅在于对政治国家权力的制约,在私域社会张扬权利更是不能忽视的课题。本文在阐明市民社会和民法的特性及二者间的关系,中国传统私域社会——乡土社会特征的基础上,指出中国私域社会之于市民社会的差距,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实现从乡土社会到市民社会的彻底转变,是构建中国民法社会基础的重大理论问题。     

法制现代化与社会基础之重构--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法理学思考

由于市民社会对西方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意义,以及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切关怀,市民社会研究被纳入哲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会科学的广阔视野。本文从法学的角度,从分析市民社会理论的演进入手,指明该理论的当代含义及其现实意义;从分析中国乡土社会的历史影响和法制现代化进程的困惑,反省我国作为现代法治社会基础的市民社会之缺失,进而指明当代中国从乡土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型的历史必然性;从国家与社会二元良性互动的总体需要出发,就如何培育和构建中国的市民社会提出几点实证性对策。     

市民社会、契约精神与法治建设

契约精神是市民社会的本质产物。在法治意义上,契约精神主要由信用意识、敬业意识和公民意识构成。契约精神不仅是法治建设的内在要求,而且其本身还是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契约精神可视为法治建设的灵魂。     

论法的安定性与民法法治——习近平法治思想在部门法中的体现

民法作为法律制度的一部分,对法治有其独特的表达.民法法治即表达了在民法领域实行与实现法治的理想状况.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民法部门自然属于“全面”中的一份子.本文的研究即在于从民法这一部门法的视野去观察法治,特别是从法的安定性角度观察.民法法治有其不同于一般法治的特点,在立法、司法以及法律意识的养成和法律文化等方面,都有其特殊性.针对这些特殊性,民法理论与实务可以为法治建设做出自己特有的贡献.法治事业也是民法和其他部门法的事业.因此,开展法治建设的部门法研究,在方法论上也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     

试述我国当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矛盾

本文认为,人类社会有主体的主观需要(首先是衣食住行,然后是精神文化)与现实客观(不能满足主体主观需要)之间的这一人类社会最基本矛盾,人类社会在克服和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时形成了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运动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在这个矛盾运动中,由于各个国家地理、气候、人口诸条件不同,历史发展也不同,形成了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差异,因此各国会产生千差万别、各不相同的社会重要矛盾.本文从矛盾的对立统一两个层面,揭示当前我国社会法治与人治的矛盾,并阐述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中,我们要努力做到"一树立,二构建,三实施"的目标.     

论和谐社会与法治

和谐社会与法治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阐释了和谐社会与法治两者的内涵,探索了两者之间的关系,通过对中国现实社会的审视,有针对性地提出了运用法治来构建中国和谐社会的路径.     

宗教与传统中国法律文化之关系——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後

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中，梁治平曾经写道：虽然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初版於1947年，但是今天读来仍能启入神智，令人耳目一新。这不是偶然的，它与瞿同祖采用的独特研究方法与丰富文献资料密切相关。只是，今天看来，本书的不足也不必讳言．而其原因乃是，作者对以下两个方面强调不够：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     

论法律文化与民法文化

法律文化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法律文化产生不同的法律或者法律行为并进一步影响社会或者法律文化的发展。民法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基础文化,是民法精神构造的核心。一定的民法文化内涵既代表了一定的民法精神构造,又由一定的民法精神构造所决定。有什么样的民法精神构造,必然有什么样的民法文化。认识民法和民法的精神构造,离不开对民法进行社会文化现象的考察,并通过不同文化现象的影响与作用进一步认识民法及其精神构造。     

简论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传统法律文化的差异与暗合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着鲜明的特征,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功绩.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之间既存在根本的差异,又存有种种暗合之处;社会结构与政治体制的变迁决定二者之间必然会有根本的差异,而文化的惯性力量和传统法律文化自身的一些积极特征,又使得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必然对传统法律文化有所继承,这使得二者存在暗合之处.     

构建和谐社会的法治思考

和谐社会是人类社会孜孜以求的理想,是社会主义社会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构建现代和谐社会,法治是基本保障。因此,当务之急就是要创新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法律调整机制,运用法治来构建和谐社会。     

法治与小康社会

本文以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法治与小康社会的基本论述为依据,通过解读十八大报告对小康社会提出的法治建设新要求,即"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小康"的概念。作者在文章中指出,"法治小康"是对"法治"建设状况与"小康社会"社会发展目标两个方面的期待与要求。作者通过对"法治"价值的基本内涵、"法治化"的最低制度与行为要求,指出了"小康社会"对"法治化"所提出的法治水平最低要求,包括法治"供给"与法治"需求"之间关系的基本适度和平衡;不同法律之间的相互协调,特别是法律制度自身的"统一性";通过贯彻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来彻底否定人治,弘扬法治,真正地实现"宪法法律至上"的价值目标;通过"法治思维与法治方式"来凝聚成"法治文化"形态的法治精神等等。本文还全面地考察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法治"价值内涵的逐渐形成、完善到成熟的发展过程,指出了"依宪治国"、"依宪执政"是实现"小康社会法治化"的必由之路这一重要的法治发展战略目标与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