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有秩序的自由——法的秩序与自由价值之均衡

以法律维护社会秩序，还是以法律维护公民权利和自由，历来是立法和执法的价值选择上的两难问题。秩序和自由所能达到的统一只能是一种动态的和谐统一。正是自由与秩序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才使得法律不断发展、演变，也才使得社会不断进步，并使社会从相对和谐到不和谐再到新的和谐。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宗旨是生成自由与秩序动态平衡的法治，在这样的法治社会中，人们不仅能在稳定的社会秩序中享受到生活的安宁，又能在自由的环境中享受到创造的快乐。     

自由与秩序:警察的产生、价值与制衡

警察与秩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是秩序的产物。对警察而言,秩序是核心价值,自由是次要价值。有自由、有秩序是人类的理想模式,自由是秩序的自由,秩序是自由的秩序。历史证实,只有法治社会才能实现这种理想模式,因此法治型警察的职责是实现"有自由的秩序",警察应是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者与保护者。为此,必须既授予警察足够的权力来维护好秩序,又要把警察权"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使自由与秩序的冲突减少到最小。     

法的自由价值与秩序价值冲突的表现

作为法的灵魂价值的自由和作为法的一般价值的秩序都是法的基础性的价值,它们是互相依附、互为条件的。但是另一方面,自由侧重的是主体个性的自主性,而秩序侧重的是社会整体的有序、和谐的状态或结果的建立或形成。因此,自由有突破秩序的束缚的趋势,秩序则有限制自由、维护平衡的规定性,从而使得这两种价值目标的冲突就在所难免。本文主要是描述了政治自由、思想文化自由和经济自由三个方面与秩序的冲突的表现。     

秩序与自由：刑法立法到修正中的法益价值衡量

我国刑法从立法到修正并不是一个单线性过程,而是两种不同法益价值相互穿插、相互影响、相互博弈的双线性过程。刑法修正正是在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之间穿梭进行,其问题的核心是如何平衡刑法的秩序保护价值与人权保障价值。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本就处于一种天然不平衡的状态,步入刑事立法活性化时代的风险社会,刑法工具主义色彩浓厚,更加剧了二者间的失衡。欲使法益的天平回归平衡,须加重自由法益一端的砝码或是减轻秩序法益一端的砝码,刑法谦抑主义正是后者。由此看来,刑法从立法到修正实质上是立法者在秩序与自由这两种法益价值上的选择过程,而法益平衡则是选择的最优解。     

公安机关互联网管理过程中的法治思维——从自由与秩序两大价值和两者关系说起

从自由与秩序基本内涵和两者关系考量,基于法律和事实两个层面,互联网空间属于公共空间,网络秩序属于公共秩序,公安机关对互联网的管理实质上就是对人们如何正确使用互联网的一种行为管理。公安机关互联网管理过程中的法治思维,要着重体现和反映在自由与秩序在互联网发展中的价值以及失衡的宏观表现、公安机关依法管理互联网的意义及法治思维的宏观把握、法治思维引领下公安机关互联网管理工作的策略等方面。     

论刑事政策的价值

刑事政策对于遏制犯罪和控制犯罪具有重要价值,因此,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就在于维护社会秩序。但是,在当代法治社会,包括刑事政策权力在内的公共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是自由、正义和人权,因此,刑事政策的终极价值便包括自由、正义和人权。本文阐述了刑事政策的直接价值和终极价值,并探讨了刑事政策价值的作用,以利于更好地运用刑事政策。     

论商标法的法律价值

商标法的法律价值是对商标进行法律保护的直接依据。分析商标和商标权的特点及商标法的发展史,可以看出公平和平等、自由、幸福、安全、秩序等为商标法的法律价值。其中,公平和秩序具有尤为重要的意义;自由价值的地位较低;促进社会和谐与团结,促进公共利益和社会福利是重要的特点。     

论侵权责任法解读中的行为自由理念

在追求和谐立法政策指引下,我国《侵权责任法》诸多条款过度强调受害人的权益保护,过分强调秩序、公平和安全的价值。第2条和第6条第1款把秩序的价值推向极致,因而只具有政策宣示的意义,不能单独作为裁判的依据。第24条公平分担损失条款应当限缩解释,原则适用于生命权和健康权受损害,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予以救济的场合。第37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作为框架性的作为义务,不得扩张解释。第29条规定的不可抗力条款应当扩张解释,把意外事件作为免责事由。弘扬行为自由理念,强化过错责任的功能,,保障无辜者不被追究,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前提。     

警察价值新探

警察实践是人的一种特殊的价值活动。从哲学层面追究,秩序、正义、自由和安全应当是最为基本和最为重要的警察价值,或曰终极警察价值。维护社会治安秩序是警察的首要职能。警察是依法＂除暴安良＂、＂扶正压邪＂的正义力量。警察作为社会的法治公器,其行政执法和刑事执法的目的和价值就在于依法限制少数人违法犯罪的非法自由和依法保护最大多数人的合法权利和自由。当代世界绝大多数文明的国家,都把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社会公共安全作为警察的基本职责和任务通过法律加以规定,并授予其相应的权力。     

法律价值中自由与秩序的冲突

一个正在走向文明、民主、自由的社会必定需要许多因素的扶植和推动 ,法律作为当今社会最常运用的社会管理工具 ,自然也包括在这些因素之中。一国法律的价值取向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该国社会的走向 ,因为法律代表了一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意志 ,它认可何种价值实际上也就预示着一个社会认可的主流价值观念。但在法律自身的价值体系中也存在着许多的冲突与矛盾 ,如何看待这些冲突并解决它 ,无疑是法学界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旨在通过对过去的 2 0 0 3年中的一些热点事件探讨法律价值中自由与秩序冲突相关问题     

非犯罪化的正当化根据研究

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一套解决个人、社会、国家之间关系的理论。自由主义是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其在刑事政策领域具体化为法益保护主义和刑法谦抑主义,指导、制约着非犯罪化的理论和实践。探讨非犯罪化的思想渊源和理论根据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法律的自我建构

本文运用社会心理学的个人——社会方法分析了通过法律的自我建构过程,强调了"自我"这一概念对于法律的重要意义。自我是人类意识中理性的部分,具有通过经验环境的参照进行反思的功能。法律是构成自我反思的经验环境之一,法律为自我反思提供了参照。作为人工的构成物,法律上的人具有普遍平等性、自治性和实践性。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与法律的相互认同,通过法律实现自身的社会化。     

论表达自由在宪政社会中的作用

表达自由是各国宪法规定的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自由,同时也是国际人权运动重点争取和保护的基本人权。表达自由有利于促使公民自身内在与外在的和谐,有利于公民自我价值的实现,有利于公民有效地参与社会的运行。表达自由也有利于宪政制度的有效实施,有利于促使政府忠实地履行职责,有利于宪政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有利于疏导和化解社会矛盾。在当今社会,如何保护表达自由得以真正实现,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切身利益,也是法治国家实现程度的标志。     

法律解释合法性的逻辑结构

法律解释合法性问题不同于法律的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化问题,而不是正义论问题。法律解释的合法性结构应当是由形式理性的法律推理、“价值理性”的价值判断和交往理性的社会认同构成的完善的法律——社会过程。     

军事法学价值取向引论

确立军事法学独特的价值取向,是军事法学实现学科独立、理论创新和加强军事法制建设的必然要求.我国军事法学尚未形成主导性的价值理念,导致其理论和实践面临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21世纪的中国军事法学,必须充分认识价值取向的重要性,尊重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立足于军事法制建设的实践,承认军事秩序与现代法治间价值冲突的存在并努力寻求二者的最佳平衡.     

论合同自由原则及其限制

自由是人类的永恒追求,合同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自由原则亦是我国合同法的核心原则,贯穿整个合同法的始终。但是,自由并非是绝对的,无限制的自由是对权利的滥用,不利于权利的有效行使和各方主体价值利益的平衡,因此我国合同法又对自由原则进行了诸多合理的限制,如强制缔约、标准合同、附随义务、诚实信用、公序良俗等。     

论公民象征性言论自由及其实现路径——基于对某公民"宣传宪法"案例分析

象征性言论自由是公民言论自由的特殊类型,其兼具言论和行动的双重性质,要受法律和宪法的双重调整,由于两类调整在价值选择上有时存在冲突,势必造成象征性言论自由实现的障碍.我国不仅在法律理念上尚未能认识其特殊性,在司法实践中也未对其加以特殊保护.因而依托实际案例来分析象征性言论的一般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为寻求我国公民象征性自由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的思路是十分必要的.     

把构建和谐社会同建设法治国家有机统一起来

当前,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并最后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在这一进程中,如何正确认识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法治国家的关系,并把二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在建设法治国家中保障和实现社会的和谐,在构建和谐社会中依法治国和实现法治。显然,这是当前必须很好解决的一个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     

婚姻自由的思考

婚姻自由原则是我国婚姻法的首要原则。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 ,二者不可偏废 ,共同构成了婚姻自由的完整内容。婚姻自由体现的是自然人对自己自由意志的支配 ,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 ,是对婚姻自主权的肯定和界定。     

乡土社会中的民间惩罚——以乡土社会中信用为媒介予以说明

困扰民间法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间法的效力来源是什么?诚如我们所知,国家法是以国家的强制力为后盾的,那么民间法呢?民间法得以实施的保障机制是什么?当然探讨这一问题的方法可能有许多,但以民间惩罚为视角对其予以阐释和说明不失为一条有效的进路.虽然民间惩罚主要是立基于乡土社会这一特定环境的基础上说明的,但其对民间法有效的规制,对于完善国家法的保障机制亦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