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刑事证据分类模式的缺陷及其完善

各国刑事诉讼或证据立法中规定的证据种类,是司法人员收集、审查和判断证据的重要依据,也是健全和完备证据规则的重要参照。各国的证据形式主要可以分为开放型证据形式、半封闭型证据形式和封闭型证据形式等三种模式,不同模式的证据形式在司法效率和探明案件真相方面存在差异,而不同证据分类模式下对物证、书证、证人证言、侦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主要证据形式及其适用证据规则的异同,对完善我国刑事证据形式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证据之异化及回归——以证据与证据运用区分为中心

证据作为证明的根据丧失了其客观性基础，异化的证据以主观性的形态出现。造成这种异化的原因是证据与证据运用概念的混淆。通过证据与证据运用的区分对证据重释，使证据回归其本来面目，主观性不再是证据的属性。证据的回归可以合理解释司法证明过程中的一些难题。     

证据适格性与证据排除：三大诉讼间的比较与检视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证据适格性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从本质意义上讲，凡是在法律上被认为丧失或者欠缺证据适格性的证据．都应当在诉讼中受到排除而不得使用。诉讼的最终裁判结果所体现的公正性应当以程序正义为基础．而程序正义则包括诉讼过程的正当性．即为法律所允许的证据表现形式或者证据方法、取得有关证据资料或者信息来源的手段、方法以及法院在庭审中所采取的证据调查方式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这些均为程序正义所能够延及的空间与领域。反映在三大诉讼证据制度上．证据适格性与证据排除既有共性又有差异．并且差异往往要大于共性。     

网络证据的特殊性及研究价值

网络证据是指从不同网络终端获取的信息载体。它是电子证据中一类独特的存在形式。与其他形式的电子证据不同,网络证据可以通过不同地点、不同空间在网上获取。因此,网络证据的收集、审查、认定都有着特殊性。明确界定网络证据的概念、特征,对于更好地开发证据调查、收集的新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更好地查明案件事实;对于修改和完善我国立法关于诉讼证据及其运用规则的规定;对于我们从新的角度去理解证据及其相关基础理论问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试析民商事仲裁中的证据制度

证据制度是仲裁活动的核心和基础,本文在分析仲裁证据制度与诉讼证据制度差异性的基础上,详细阐述了仲裁证据的种类、仲裁举证程序、质证程序及认证程序规则,并对我国现行的仲裁证据制度的完善提出了建议。     

论瑕疵证据补正规则

中国2010年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对"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作了明确区分,并针对"瑕疵证据"和部分"非法证据"确立了可补正的排除规则。所谓"瑕疵证据",大都是侦查人员在制作相关证据笔录时存在技术性缺陷的证据。无论是从侵害的法益、违反法律程序的严重程度来看,还是从所造成的消极后果来看,"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都具有显著的区别,这也构成了对此类证据予以补正的主要理由。司法解释确立了"瑕疵证据"的范围、补正程序、补正的标准以及补正不能的法律后果。但是,无论是对"瑕疵证据"的界定,还是对此类证据的补正,司法官员都可能存在误读和滥用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因此,对于这一规则的运用,应保持审慎的态度。     

美国行政裁决程序中的传闻证据——一个历史维度的考察

在美国,存在着行政裁决程序和法院审判程序两类不同的程序。传统观点认为,行政裁决程序不受约束法庭事实认定者的审判证据规则的影响,尤其以传闻证据具有可采性为典型。随着美国行政程序的发展,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在美国行政程序法中逐渐兴起,使得行政程序证据规则和审判证据规则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变化。对两类证据规则之间关系的重新解读,将为我国行政程序证据规则的制定提供可借鉴的思路。     

证据保管链制度研究

证据保管链制度要求建立自侦查阶段收集证据至审判阶段将证据提交法庭的完整记录体系;除少数例外情形,所有接触证据的人员都必须出庭作证。这一制度对规范侦查、起诉人员收集、运输、保管证据等行为,协助法官和辩护方审查判断证据的真伪,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国刑事诉讼法只要求对证据的收集进行记录,而不要求对证据的运输、保管、鉴定等也进行记录,更不要求接触证据的人员出庭作证;这对保障实物证据的证明力极为不利。我国在未来立法时有必要借鉴域外经验,建立系统的证据保管链制度。     

刑事诉讼视野下的法医物证应用研究

法医物证在刑事诉讼中发挥着多种功能,但目前实践中对法医物证的有效发现、提取、保管、检验鉴定及应用的技术规范和证据规则尚不完善。本文从技术规范、诉讼程序以及证据应用的角度发掘法医物证应用的规律性内容,用以指导实践部门提高法医物证的发现、提取、检出的比率以及法医物证在刑事审判中的采用率及证明力,从而较好地解决定案证据的来源和案件事实的认定问题,并避免因法医物证错用而导致的错案。     

论科学证据的三大基本理论问题

科学证据可以定义为运用具有可检验特征的普遍定理、规律和原理,解释案件事实构成的变化发展及其内在联系的专家意见,其主要理由在于可以科学原理在科学证据生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功能,将科学证据分为"科学描述型"与"科学检验型"两类,"科学描述型"不是典型意义上的科学证据。从定位来看,科学证据应属于言词证据、间接证据。可以按照不同的标准对科学证据进行分类,以此加深对科学证据的认识。     

困境与出路：中国民事诉讼“新证据”制度研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是证据制度完善的主要手段和途径：该规定纳入有限证据的观念，确立了举证时限制度，促使当事人及时收集和提供证据，推动法院由以往的追求“客观真实”转变为以当事人在有限的时间内提供能证明的“法律真实”的证据作为民事纠纷裁判的依据，避免对证据进行无休止地搜索而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和诉讼的拖延。平衡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避免过分强调证据适时提出而导致实体不公，该规定以“新证据”作为举证时限制度的例外或限制，并对不同阶段的“新证据”作了初步的规定。但由于该规定是在现有的法律框架内制定的，在制度设计上尚存在缺陷，有关“新证据”的规定较为简翠笼统。司法实践中对“新证据”的把握也或宽或严，操作不一。背离举证时限制度设立的本意，造成程序公正和贵体公正的价值失衡。考察与反思民事诉讼程序中的“新证据”，对于充分发挥举证时限制度的作用，实现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的统一具有重要意义。     

行、刑衔接中的证据问题研究——以《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为分析文本

从行政违法和犯罪行为之间"质"与"量"的二元关系出发,从证据的本质属性和取证主体的规范分析入手,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中收集的部分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直接作为证据使用,无需转化。然而在行、刑衔接中证据材料可直接移送的范围,原则上应仅限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数据这几类实物证据。未来的行、刑衔接中为了使证据的移送有序、顺畅,应尽快实现行、刑衔接中证据种类的统一,同时对此类证据的审查判断和适用排除规则的标准也应兼采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取证、排除规则的双重标准。     

诉讼证据的现代解构

"证据"是证据法学研究的基石。厘清证据的界限,进行正本清源式的研究,对指导证据理论和实践意义重大。对时下证据法学界仍流行的两种证据观"客观事实说"和"经验事实说"进行了剖析,认为二者尽管从不同侧面揭示了证据的某种特性,但都不足以解释我国证据运用的实践,都存在着哲学依据、时空视域以及诉讼价值上无法克服的缺憾,证据概念的内涵急需澄清。在此基础上对证据进行理性界定,认为证据应是包含有证据信息并用于证明事实主张的根据。从功用角度对证据所作的这一定义,能够应对证据理论和实践上的危机和难题。     

证据的采纳和采信从两个“证据规定”的语言问题说起

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应该分为两个阶段，即证据的采纳和证据的采信。司法人员审查认定证据的内容应该包括“四性”，即合法性、关联性、真实性、充分性。采纳证据应该遵循带有一定刚性的规则；采信证据则应该依据带有一定弹性的标准。科学证据的采纳和采信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Combining evidence in complex cases - a practical approach to interdisciplinary casework

Activity level evaluations, although still a major challenge for many disciplines, bring a wealth of possibilities for a more formal approach to the evalu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forensic evidence.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actical methodology for combining evidence from different disciplines within the likelihood ratio framework. Evidence schemes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make the process of combining evidence more insightful and intuitive thereby assisting experts in their interdisciplinairy evaluation and in explaining this process to the courts.When confronted with two opposing scenarios and multiple types of evidence, the likelihood ratio approach allows experts to combine this evidence in a probabilistic manner. Parts of the prosecution and defence scenarios for which forensic science is expected to be informative are identified. For these so called core elements, activity level propositions are formulated. Afterwards evidence schemes are introduced to assist the expert in combining the evidence in a logical manner. Two types of evidence relations are identified: serial and parallel evidence. Practical guidelines are given on how to deal with both types of evidence relations when combining the evidence.     

证明力与证据能力规则演变规律探究——我国证据规则立法方向的理性选择

证据规则立法演变呈现出如下规律:首先,在证明力问题上,法官的判断经历了从不自由到自由的过程,证据证明力日渐脱离法律的规定,而进入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其次,证据能力属于法律问题,应当成为各国证据立法的重心所在。我国当前证据立法与上述规律背道而驰,其中,证据能力规则不仅数量稀疏,而且质量不高;相反,证明力规则却显得相当庞杂,占据了证据规则体系的主干地位。为此,在将证据立法重心由证明力转向证据能力的同时,又要防止矫枉过正。一方面,我国尚未形成自由心证约束机制,仍然需要一定的证明力规则来制约法官的心证;另一方面,我国当前证据资源有限,证据能力排除规则又不宜规定过多,以避免对案件事实真相认定产生障碍。     

网上证据新论

网上证据是近年来诉讼中经常出现的新的证据表现形式,通过对我国传统证据分类方法、科技发展以及法律稳定性等因素的分析,提出网上证据和视听资料是电子证据的不同表现形式,立法上应当确立电子证据的独立证据地位,取消视听资料作为独立证据类型的做法。针对网上证据的特点,从当事人、法院和中立第三方三个方面论证如何收集合法有效的网上证据;以及如何从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三个方面认定网上证据的效力。     

论刑事诉讼中的电子数据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将电子数据首次规定为法定证据种类,但电子数据的相关证据规则仍不够完善。我国现有关于电子数据的研究多集中于电子数据取证、鉴定等技术方法,缺少对电子数据证据能力、证明力及证据规则的研究。从电子数据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出发,在电子数据的证据属性,电子数据的鉴真、鉴定,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几个方面探讨如何加强对电子数据的证据限制问题。     

证据审查机制初探

近年来学界对于证据规则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对于证据审查的相关机制却疏于关注。证据审查包括证据筛选和证据评价两个相对独立的环节。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审查的“分离模式”与大陆法系国家证据审查的“融合模式”各有优劣。我国证据审查模式选择的基本思路是将证据筛选和证据评价适度分离、对证据筛选活动进行诉讼化改造以及完善证据评价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