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利益诠释

“公共利益”作为不确定法律概念,其内涵至今难以明确界定,然而还是能够找到人们对这一概念认识的共识。对于公共利益的形成及其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必须把各种不同的利益予以特定化之后才能确定,不能仅从抽象的角度考虑。也就是说,必须把利益归于特定的主体名下,才能具体地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既有一致性,又有冲突性。要妥善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有一些最基本的原则需要遵循。     

宪政价值与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问题是公法学上的重要基本理论问题。本文针对传统认识的某些误区,探析了公共利益的本质含义及与社会利益、国家利益、个人利益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从宪政价值的角度和高度把握公共利益的本质及协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并提出了确认公共利益的基本标准:法律标准、民主标准、基本自由标准、程序标准。     

论在国家征收征用过程中如何界定公共利益

国家征收征用的行为是以社会公共利益为直接目的,政府依照法定程序强制获得他人财产并支付补偿费用的行为。目前,我国法律对公共利益的概念尚无界定。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需要,我们有必要对公共利益的概念作出规定,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公共利益的外延,以对政府征收、征用行为进行科学、有效地规制。     

公共利益的不确定与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

制定中的物权法对私人财产权利保护的强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概念的界定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但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分析,可以知道它是一个典型的不确定的法律概念,任何一部法律都无法通过简单的条文对其加以明确的界定。在此前提下,公共利益实现过程中,私人财产权利的保护仍然可以借助物权法的明确规定、对行政自由裁量的控制、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征收征用法的制定以及行政救济的加强等措施得以实现。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司法审查的现实路径与应然定位

"公共利益"是土地征收的核心要件之一,囿于概念本身的模糊性,在立法上一般以原则性规定为主,实践中也常常被行政机关"泛化"甚至"架空"。通过对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2020年相关裁判的分析发现:法院对公共利益进行审查时,通常以"规划+目的"的方式进行形式上的判断,而在实体内容上保持了对行政权的尊重和克制。此种审查路径虽然可以弥补由公共利益概念的模糊性带来的法律适用上的缺陷,但由于行政规划与公共利益的非对等性、征收期待目的与公共利益的非同一性,使得此类论证方式缺乏足够的证明力度。从整体架构而言,对公共利益的初次判断应交由立法机关,而司法机关应保持司法避让的态度;在公共利益的最终判断上,司法机关则应充分利用程序和比例原则对公共利益的司法审查进行必要补强。     

《物权法》土地征收中的公共利益研究

“公共利益”是《物权法》土地征收中一项重要制度。但《物权法》仅仅规定公共利益为征收的依据,并没有规定其内涵外延界定标准,这使得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判断主体、判断标准十分模糊。公共利益存在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有必要通过意识形态的方法和政治上的手段使其正当化。我们只有通过实体制度和程序制度的双重完善,才能使《物权法》中的“公共利益”不是一纸空文,才能更好地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诠释,完善征收制度,发挥公共利益的制度价值。     

公共利益的法律界定与深度分析

由于公共利益的立法解释缺失,学界对于“公共利益”的解释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各家众说纷纭。根据公共利益的发展性、抽象性以及不确定性的特点,建议对不恒定的概念界定应结合公共利益的共同性、社会性和整体性本质内涵性质特征加以界定。     

公共利益悖论及其解构

当前关于公共利益的研究中,在公共利益立法诉求与理论特性、公共利益与行政权,公共利益与法律、公共利益与公众心理以及公共利益研究目的与研究结果的关系中都存在着悖论,而这些悖论告诉我们必须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转换视角。我们应该放弃对公共利益标准的制定,回归到约束行政权力尤其是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行政法治轨道上来,而最终我们会发现,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和皈依的公共利益其实只是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博弈实现行政法治后必然的剩余价值。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政府法治论应当是最合适的指导思想。     

公共利益与公共行政责任

公共利益的概念见仁见智,缺乏共识。公共利益提供了一个关于公共行政责任的指导性概念。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公共行政将实现公共利益作为自己的全面的根本的责任,并为此而努力创造公共价值。这样,公共利益作为一个统领性的概念,不仅对于选择集体行动的适当手段具有重要的启示,同时也为公共行政人员所面临的利益冲突和伦理选择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规范价值和行动准则。     

论社会公共利益

随着社会发展。公共利益的提出是一种必然。目前。公共利益在行政法学界备受关注。也备受争议。其原因是公共利益难以界定。通过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比较。公共利益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的权衡。可知自由裁量的过程就是利益的选择过程。从而得以明确公共利益的位阶。正当法律程序应保障公共利益。而不是偏袒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应该受到重视。但是公共利益不能成为侵害个人利益的理由。     

论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

界定公共利益的内涵,需要从公共利益的公共性、抽象性与政府关系的特殊性、非排他性以及相关性等特征入手,论证公共利益的法律边界,进而强调公共利益决策主体的多元性、政府代表公共利益的法治性以及捍卫公共利益的责任性。     

公共利益的双重构造——基于公法与私法区分理论的分析

公共利益的法律意义,是关系到个人权利与国家权力划分的宪政问题。以公法与私法之区分理论为分析框架,是实现公共利益含义具体化的重要进路。在公法、私法两个法域中,公共利益分别体现为：价值定位上的内在根据与外部界线,规范模式上的命令性规范与禁止性规范,法律后果上的法律制裁与行为无效。     

集体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条款的法理反思与制度回应

公共利益是我国征收集体土地必备的条件。在集体土地征收制度中,我国公共利益条款存在法律规定粗疏、概念内涵模糊和认定规则虚无的制度缺失,其根源主要在于理念偏差、权力异化和监督制度残缺三个方面。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环境而言,集体土地征收法律制度中的公共利益条款宜采正面列举典型的公益事业类型,反面排除典型的非公益事业类型,并设置兜底条款的折中规范模式;在认定权力的配置上实行分权,由立法机关确定公共利益条款的法定内容,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具体执行认定权力,司法机关对公共利益的认定争议进行个案判断;对行政机关界定公共利益的权力应实行多元化监督制度体系,其中以行政的外部监督为主,以行政的内部监督为辅,并为以权利制约权力的监督方式提供可行的途径。     

公共行政的公共利益追求及其伦理诠释

如何追求公共利益和追求什么样的公共利益是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前提，然而什么是公共利益，人们对此理解并不相同，问题产生的原因在于：现实生活中公共利益付出与享有往往存在不对称的情形；公共行政实践上公共利益自身定位与边界确定；公共利益的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特点；公共利益是人为的一种工具性设定而非具有普世性的道德地位。深入探究并诠释这一问题的实质，需要明确公共利益既不能等同于公众利益，亦不能等同于共同利益，它只能而且必须与个人利益形成辩证统一关系。唯此才能在公共行政领域确定对私人利益的尊重以及放弃公共利益的道德优先地位。最终实现公共利益的增进与实现并完成公共行政治理的根本任务。     

公共利益如何界定的理论探微

公共利益是我国现行法律中常见的法律范畴,也是目前行政机关对公民基本权利克减和限制的基本依据。从表面上看我国法律业已对公共利益做出了规定。但是,什么是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包括哪些事项和范围,法律没有具体的规定。这就给行政管理实践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因此,对公共利益的内涵进行全面的透析;从学理上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标准加以科学的考量,进而设立界定公共利益的正当法律程序,就成为目前法学研究与实践中的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马克思主义关于公共利益的理论特质

协调公共利益与其它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马克思恩格斯对公共利益的探讨不是从严格的概念着手,而是以统治阶级内部的"共同利益"为基点而展开的,他们对公共利益的产生、实质以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公益观与西方资产阶级不同,具有鲜明的特征.     

我国土地征用制度中公共利益的特点及其界定

公共利益的定义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工作，国内外学者在公共利益的内涵界定上见仁见智。公共利益具有以下特点：1．公共利益的客观性；2．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3．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4．公共利益的层次复杂性。我们应当以程序正义来保障公共利益的合理界定。     

公共利益的认定标准及立法思路——以公共利益的概念功能为视角

从公共利益的概念功能出发,严格意义上的公共利益是发生冲突的合法需求中需要由公共权力来维护的、具有压倒性正义优势的一方需求。公共利益的认定须符合利益冲突标准、法律途径标准和价值比较标准。国家对公共利益的立法思路,应当以程序性的标准立法取代列举式的范围立法。     

论行政发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

在行政管理实践中,政府作为公共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必须基于受益人的委托而行使代表权和享有维护公共利益所必须的权力,履行应尽义务。文章深入探讨公共利益认识上存在的主要问题、公共利益的社会共享性、公共利益与公共政策背离的可能和努力构建和谐的公共利益机制等问题,在研究行政发展视野中的公共利益时应予以强调和重视。     

论我国民法上的公共利益——以合同法为中心

公共利益在法律上是一个开放的不确定概念,相当于传统民法中的公序良俗原则,具有一般条款的性质,属于＂法内漏洞＂。对于这一漏洞,必须根据宪法所确立的基本权利（对第三人的效力）来填补。合同法和物权法对公共利益的界定方式和着眼点是不同的。在合同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不必要,也不可能。但在物权法上,公共利益的类型化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