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冲突治理手段及其提升

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存在着大量的社会冲突。社会冲突的治理手段可分为信息沟通、权力整合及利益协调三种类型,其提升的主要趋势呈现为从简单到复杂、从封闭到开放、从一元迈向多元、从局内转向局外。社会冲突治理手段提升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地方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承担着解决社会冲突的责任,因此存在着寻找并利用更有效率治理手段的内在动力;治理手段的提升是社会问题倒逼的结果;信息技术是一柄双刃剑,是影响治理手段提升以及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变量;治理手段的提升也是社会价值演进的结果。     

什么是宏观调控

宏观调控是指国家或政府有意识、有目标地运用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对社会供应总量和需求总量及其构成等主要经济活动实施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地增长。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主要运用的经济手段和经济杠杆是指价格、财政、税收、信贷、利率、汇率等,同时辅之以行政的、法律的和教育的手段,促使宏观调控的目标实现。     

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社会控制基础

刑事诉讼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手段,但刑事诉讼程序运行(尤其是强制措施的适用)离不开其他社会控制手段的支持。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利益的多元化、人口的流动性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家对个人的社会控制正在逐步弱化。我国必须利用规范、组织和信息等多种社会控制机制提高社会管控能力,以一般的社会控制来辅助、减少或者代替诉讼内的强制措施干预,为强制措施的合理运用创造良好的社会基础。     

社会管理创新理念下的反腐倡廉建设

社会管理创新是指政府和社会为实现社会系统的良性发展,建构新的社会管理体制和机制,实现对社会公共事务有效治理的一系列过程。在社会管理方式不断创新的今天,各地反腐倡廉建设中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方式和手段,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有一些让人感觉流于形式,力量单一、薄弱,未能形成社会反腐合力。针对此种情况,今后应该选择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弘扬全民廉洁道德、抑制贿赂腐败犯罪三位一体的反腐倡廉路径,从理念的更新、主体的拓展、手段的多元化、制度的完善、法律的健全等多个渠道,全面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政府对社会越轨行为的控制

中国目前处在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时期，因而导致了社会越轨行为的日益增多，进而影响了社会和谐和稳定。因此，政府对社会越轨行为的控制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政府主要从社会越轨行为的三个不同内容：积极社会越轨、中性社会越轨和消极社会越轨进行有效的控制。对社会越轨行为的控制手段包括：科学的分析越轨行为产生的原因、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建立科学的法律规范这三种手段。通过对社会越轨的有效控制营造社会和谐的局面。     

论西部大开发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和基本形式

文章认为,广泛而深入的社会动员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前提条件和重要手段。社会动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模式。西部大开发需要的社会动员是现代社会动员。其特点是以利益为杠杆,以政策引导、制度激励、社会的自主参与为主要手段和表现形式。因此,西部大开发中的社会动员的主要内容:一是积极促进民间投资;二是大力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三是积极推动公民有序参与。其基本形式:一是体制动员;二是利益动员;三是精神动员。     

马克思主义利益视角的社会稳定及政府控制

从利益的视角审视,社会不稳定的最大诱因是利益分化所造成的利益对立与利益冲突.政府维系和实现社会稳定最为有效的手段就是通过利益调控弱化和消解利益的冲突和对立.当代中国政府控制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制度、政策以及思想政治教育等利益调控手段的综合运用,为中国的小康社会建设构筑一个良好的社会稳定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经济法转变问题探讨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是当前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权的一项重要工作。从经济法的角度出发,推进社会管理创新,要完成四个转变。一是理念转变,从"控权"向"以人为本,保障人权"转变;二是主体转变,从一元管理向多元管理转变;三是方式转变,从管理向服务转变;四是手段转变,从偏重法律治理手段向多种治理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我国网络管理的问题与机制探索

互联网管理是信息时代社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的领域，虚拟社会治理成为政府管理的新挑战和新课题。互联网络无边界，超越时空限制，公民在网上可以享受较为充分的信息自由权，因而改变了社会控制的格局。目前国外互联网治理普遍采用政策法规、经济手段、行政监督、技术控制和自律手段等多管齐下，进行间接规制。     

民主到底是什么——目的、手段抑或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

民主是目的,是因为民主是"多数人的权力",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目的,也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还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和社会主义的生命。民主是手段,是因为民主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可以利用的一种斗争形式,是保障民主革命胜利果实的制度安排,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民主社会的工作原则、规程和秩序。实践证明,民主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实现民主这一目的,还要靠民主手段的支撑;民主手段的运用必须立足于具体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关照到民主的目的性。     

关于民事调解案件申请执行情况的调研报告

随着审判任务的日益繁重,调解这一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的手段越发受到重视,调解工作的方式、方法和要求进一步明确化、规范化、有效地推动了法院的调解工作开展,案件调解率大大提高,大量的诉讼纠纷被化解,社会矛盾被钝化,实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调解已经成为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审判效率,减轻当事人讼累的重要手段。但也有不好的现象,应当引起重视。     

试论我国道德建设的路径选择

每一个社会建立自己的秩序,都是以某一个手段为主,其他手段配合,但不同的社会选择的主要手段不同。虽然道德的目的意义就是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秩序,但在我国当代,社会所选择的主要手段是法律制度,道德只能处于从属地位,所以,我国道德建设只能在法律制度下来寻找路径。     

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给转型时期法治中国的镜鉴

作为社会学法学的集大成者,罗斯科·庞德提出的"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在学界盛极一时,该理论将法律视为社会控制的手段,视为一项社会工程,强调法律发展的重心不在别处,而是在社会本身。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伴随着"社会权利"成为主导的悄然过渡,亦是对现实社会里新型矛盾进行审视与反省的过程,它倡导正视人性中的合作性和扩张性,在发扬合作性的同时对扩张性予以适当控制。该理论对利益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诠释,强调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三者间的有效平衡,并给予社会利益以更高的权重。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以人性为逻辑起点,其终极关怀在社会的和谐发展,同时强调即使在现代民主社会中,法律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也不应成为唯一手段。我国正值社会转型期,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涌现,多种利益关系亟待厘清,在法治中国的建设过程中,法律的社会控制理论体系是可资借鉴的理论成果。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着力点

明确两条底线在当代社会,伦理道德与民主法治是调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和谐"一软"一硬"的两种手段,也是两条底线,任何社会的和谐运行都离不开这两种手段,也不能超出这两条底线,否则社会秩序就会受到影响。     

“革命”概念的一次历史大争论及其现实启示——对德国“十一月革命”的考察

1918年底,德国爆发"十一月革命",德国社会主义阵营内部产生了围绕"革命"概念的历史争论。参与这场争论的,无论右翼、中派,还是左翼,对"革命"概念的理解都表现出"手段—目标—本质"上的结构性失衡:右翼和中派用"民主"手段衡量一切社会主义革命目标,矮化了革命本质;左翼以"本质"为名论证"手段",但在"手段—目标"层面无法统一,出现打着"本质"旗号的各类"手段"的分化。回望这次革命和争论,从整体性上澄清革命的真正内涵,有助于在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上不断推进自我革命和社会革命、推动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     

环境管理治道变革——从部门管理向多中心治理转变

环境的持续恶化,将会极大地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公民社会的理念日渐深入人心,环境管理体制要进行改革,在环境保护中充分发挥相关各方的作用,并充分利用法律、行政、经济和社会手段,改变环境保护仅由政府独立举办并过分依赖行政手段的局面,构建国家、市场、非政府组织、公民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新型环境治理结构。     

国际关系学视野下的人性善恶问题

作为个体和动物的人,具有为己和自利动机,人出于为己和自利动机可能善也可能恶。组成社会后,人的为己就导致了社会对其成员拒斥"恶"的手段,以"善"的手段来为己的客观要求,社会中的大多数人表现出善的人性;善的人性表现、善的意识是出于不得不,出于客观的社会存在的制约和要求,人性问题上表现出了存在决定意识的唯物主义原理。一个社会共同体内部的人性形成机制会重现于国际社会中。     

以国家手段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利用国家手段保护农民的利益,是经济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期普遍采用的方法。我国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超强度二元结构的社会现实,在很大程度下是国家强力推进工业化的结果。因此,必须以国家手段推动新农村建设,建立和谐的城乡互动机制,从而实现社会均衡发展。     

确立促进社会和谐的法律、道德、宗教等规范权威

一个文明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有着良好社会秩序的社会。为了建立文明有序的社会,必须综合运用法律、道德、宗教这三种主要手段。他们互相配合和补充,有机地组成为社会规范体系,调整人们各个方面的社会行为,最终实现维护政治稳定和良好的社会秩序的目的。     

试论公安政策制定的法治化

公安政策作为调整社会公共安全关系的手段,其背后蕴藏的是社会公安价值的分配,继而意味着对社会组织及公民的安全利益分配。其制定过程必然要求多方参与、科学民主。而要保障其政策目的的实现就必须借助法的手段,实现公安政策制定的法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