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对司法裁判理论的挑战：回应及其限度

人工智能既能提供辅助性司法活动的实践工具,也能为更清晰、严密地呈现司法裁判活 动提供新分析工具。面对挑战,司法裁判理论的回应是多层面的：一方面,司法裁判在性质上应为通过 对话在多种可能之案件版本和规范性假设中进行选择的过程;另一方面,司法推理的过程也应被重构, 表现为“裁判程序的标准化与模式重构”与“法官自由裁量的理性化”两方面。但基于规则逻辑来运 作人工智能方法也有其限度,它无法自行应对案件评价和法政策考量的任务,因而无法完全取代人类 裁判者。未来人工智能在司法裁判中的具体影响方式和范围一定程度上依赖于法学研究的水平。     

当庭裁判:践行公正与效率的有效途径——关于东营中院推行当庭裁判情况的调研报告

追求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益,降低诉讼成本,整 合司法资源,是现代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了进 一步深化审判方式改革,实现公正与效率的有机统一, 提高人民法院裁判的公信力,2003年1月,东营中院 在加强审判管理的基础上,在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 的审理中,全面启动了当庭裁判工作。一年来,东营中 院共审结刑事、民商事、行政案件880件,其中当庭裁 判400件,占以裁决形式结案的50.1％,取得了良好 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为了推动和完善当庭裁判工     

疑难事实认定与裁判的法律经济学分析

受到预算约束和证明成本的影响,一些刑事案件在证明终结后,出现事实认定上的争议、不确定性,真伪不明或是虚假、错误等信息亦有可能夹带其中,这不仅增加了法官在认定事实与适用法律上的难度,也会导致案件错判风险上升。为了有效预防和降低刑事裁判的错案成本,经济学上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提供了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由错判概率、实际错判成本等因素结合而成的预期错判成本,是法官考量与权衡案件错判后果的一个重要指标。针对裁判过程中出现的不确定性事实,通过已有证据材料把握该事实存在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评估不同裁判方案可能产生的预期错判成本,进而选择成本较小的方案,以致达到减少社会损失,增进刑事司法裁判效益的目标。     

碰撞与契合——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民意考量

随着公众法制意识的觉醒和信息化社会的来临,民意与司法的冲突和对抗日益凸显,如何在司法裁判过程中坚守法律至上原则的同时,充分尊重融合民意,实现民意与司法的契合是摆在人民法院面前的难题。本文以案件审理为切入点,通过对司法裁判中民意内涵进行探究,对司法裁判中民意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探索司法回应民意之路。     

智能司法裁判的人机协同机制探索

智能司法裁判的目的在于实现同案同判,保障司法公正和效率.人机协同机制作为一项系统化制度,其秉持的科技与人文融合的理念能够满足智能司法裁判"尊重司法价值""培养混合思维""坚持人工智能工具论"的理论要求.目前,智能司法裁判实践中尚存在人机脱节的技术障碍,具体表现为数据来源不足且质量欠缺、算法设计不完善且缺乏领域性、场景应...     

论证明责任裁判的表现形式

民事案件的裁判,法官首先应当以证据作为工具,确认案件事实并将其作为裁判的基础资料;而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则需运用证明责任分配规则作出裁判。这是法官做出判决时可供使用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前者是法官在认知了案件事实后适用法律进行裁判;后者是法官无法认知事实时,运用法律技术作出裁判。证明责任裁判是司法的一种无奈选择,因此,法官作出证明责任裁判时应慎之又慎。为了改变现实中对于真伪不明、证明责任和证明责任分配认识上的众多误解,在判决的表述方面,应突出证明责任裁判的特性要求。     

从决策的观点看司法裁判活动

本文运用德国社会学家卢曼的社会系统论研究司法裁判活动,把法院定位为一种决策组织,并以此崭新视角重新诠释司法开放与封闭、法官自由裁量权限制等法学理论的经典问题,寻求解决司法裁判确定性与不确定性难题的新方案,以克服司法裁判理论中决定论与决断论的二元对立.     

现代司法理念与裁判文书的改革

裁判文书与法律文化、司法理念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裁判文书可以集中反映司法理念,而司法理念对裁判文书又具有制约和能动作用.如何将现代司法理念根植于民心,是当前司法改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裁判文书的改革是弘扬和宣传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途径.     

制度效益取向的法律解释理论——评《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

解释方法之间的适用位序,是法律解释理论的一个元问题。基于制度能力、体制性影响和成本效益分析,《不确定状态下的裁判——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主张:在法律文本明白而清晰时,解释应遵从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在法律文本模棱两可时,法院应服从立法或行政机关对法律文本的解释。这一主张被批评为一种粗陋的文本主义解释,因为将法律解释问题化约为司法成本最小化的计算,不一定妥当;运用成本收益的分析方法所进行的体制性影响评估,不一定可靠;对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制度能力分析,也不一定准确。法律解释的制度理论的贡献,只限于用一套复杂的成本效益分析法,强调了法治和法律解释实践的形式合理性之维。     

美国风险立法的理论与实践

风险分析与风险管理是美国政府部门广泛采用的分析工具。里根和克林顿总统签署的行政命令和国会制定的法律使之成为立法程序的内容。风险分析为立法程序中广泛而深入的公众参与开辟了道路,为规章与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合理性基础,影响了司法审查的方式。风险分析与成本效益分析相结合,在提高立法质量,改进政府管制效益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德沃金正确答案命题下的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分析——兼论司法裁判结果的实质

司法裁判结果确定性与司法裁判活动维护正义的现实功能之间存在着逻辑上的必然联系,因此对于司法裁判结果的确定性进行分析将有助于透视司法裁判各个主导因素的内在结构,从而更好的履行其维护正义的职能。但这一解构过程中似乎存在着一些难以用具象标准来阐释的司法环节,如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因此本文尝试以德沃金的正确答案命题为坐标,构筑一个更易于直观理解的分析体系。     

我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之必要性探讨

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必要性主要有:从裁判依据来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弥补成文法不足之需要;从裁判成本来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公民维权意识的需要;从裁判过程来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增强司法独立的需要;从裁判结果来看,建立案例指导制度是促进司法公平、维护司法权威的需要。     

利益衡量在司法裁判中运用的实证分析——以民商事审判思路为视角

利益衡量作为一种司法裁判方法,在审判实践中被法官广泛应用,理论学界甚至称其为司法裁判的“黄金方法”.本文以民商事审判实践中的两则案例入手,归纳了民商事裁判中利益衡量方法运用的过程、策略以及规则,并探讨了在司法裁判中运用利益衡量方法的局限,并以此引出本文观点,即利益衡量作为一种裁判方法,应建立起相应的四个适用规则.     

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管辖权之争——各国管辖根据与中国司法选择

在当事人没有达成管辖合意的情况下，一国法院裁判标准必要专利全球许可费率是否会造成司法管辖权冲突，如何理解专利权地域性、专属管辖与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关系，如何确定一国法院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根据，上述问题迫切需要厘清和解决。纵观域外司法实践，主要司法辖区依据不同管辖根据确立裁判全球许可费率的管辖权。在借鉴域外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建议我国统一各类标准必要专利纠纷的民事案由为“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纠纷”，降低更密切联系的要求，修改不方便法院原则的审查标准和法律后果，以及完善管辖权异议规则，为实质性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争议贡献中国司法的理性和智慧。     

司法判决的公共产品属性

司法判决离不开审判成本,审判成本依赖于税,税收乃司法判决之母。司法判决在解决个案纠纷的同时还解释法律法规、传递公共观念和公共政策,因而司法判决的基本立场是公共立场。此两项要素决定了司法判决属于一种公共产品。像所有其他公共产品一样,司法判决具有"非相克性"和"非相斥性"。司法判决都是为不同的读者而制作,其功能是多元而非单一的。司法判决满足其公共产品属性的基本条件是公开——从过程到结果的全方位公开。唯有公开才能使司法判决充分地发挥它的公共功能。改革司法裁判文书的传统格式、提升司法裁判文书质量,此乃我国司法判决公开所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

司法裁判改革探析──兼论司法裁判的判例化沈福俊在当前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如何对传统的司法裁判模式进行改革，使之更具科学化，从而使司法裁判更好地适应社会主义法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已成为司法改革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同时，司法裁判如何逐步向判例化过渡，以弥...     

法官裁判权的控制与司法公正的实现--以民事裁判制度为中心的讨论

秉承大陆法系传统、遵循依“法”裁判原则构建的我国司法裁判制度,以立法机关制定的成文法规范作为司法裁判制度运转的枢纽——既作为当事人行为的准则、发动诉讼的根据,也作为法官裁判的标准、控制法官裁判权的基本工具,以及获得裁判结论正当性的基础;与此相应,程序制度没有独立的价值。这一制度体系与我国的法治现实极不适应。我们应该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重构司法裁判制度通过程序制度使当事人、社会公众以恰当的方式参与法官的裁判过程,分享、制约法官的裁判权,正当化法官所“造”之法、所做裁判结论。     

独立·公正·依法·效益──试论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

独立·公正·依法·效益──试论法院审判制度的改革谭昌华，魏江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强烈呼唤独立、公正、依法、高效的司法裁判，并迫切要求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审判制度，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能切实保障司法裁判独立、公正、依法、效益的审判制度。以此为中心的审判制度...     

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

后果主义论证是法律论证的一种形式,是实现合理的司法裁判和证成裁决结论的重要要素。司法中后果主义论证关注不同裁判方式所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过评判不同的后果来选择裁决结论。与一般情境中的后果论不同,司法裁决的后果主义论证主要出现在法官为正当化案件裁判所进行的二次证明中,它是基于可欲后果的证立,这种可欲后果是裁决的逻辑后果或一般后果。     

应急时期司法政策的现实运用及风险规控

在国家处于应急时期时,最高人民法院单独或联合出台司法政策已成为非常态社会治理的重要方式。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具有出台快速性、效力临时性、目的明确性、主体联动性和运行政治性特点,并通过“作为裁判依据”和“作为裁判背景”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鉴于司法政策本身的定位不清,其对秩序的追求和紧急权行使与基本法治原则相抵牾,以及“成本—收益”理论阐释该时期政策与法律选择的非自主性,应急时期的司法政策在实现法治价值的同时也极易被不当运用,如直接将行政政策转化为司法政策,为达成维稳目标致使司法政策“运动式”运行,政策的“短期化”削弱司法公信力,以及笼统地将司法政策用作裁判依据等。针对可能风险,我们应基于法律与社会的“诉求—回应”关系,厘清特殊时期司法政策与公共政策的区别,结合教义学体系明确司法政策运用的具体要求,借助案例指引作用阐释司法政策蕴含的裁判规则,以及通过法律论证增强援引秩序价值说理的可接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