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轻处罚情节适用若干问题探讨

减轻处罚的情节在司法实践中如何适用一直是一个在学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从量刑情节存在的意义出发,认为《刑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中的"法定刑"应当理解为相应构成类型中的法定最低刑;减轻处罚应当受到"格"的限制;减轻处罚在主刑范围内可以突破刑种的限制来减轻;但当法定最低刑为管制时,只能减为三个月以下的管制。     

减轻处罚情节的理解与适用

经过刑法修正案(八)的修改,现行刑法第六十三条分两款对于减轻处罚情节的适用问题作出明确规定:"犯罪分子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的,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本法规定有数个量刑幅度的,应当在法定量刑幅度的下一个量刑幅度内判处刑罚。""犯罪分子虽然不具有本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但是根据案件的特殊情况,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如何准确理解、适用上述规定,尤其是如何恰切掌握减轻处罚的适当限度,在刑法理     

试论量刑中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情节

量刑是刑事审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根据犯罪事实犯罪情节等具体情况,对犯罪分子的量刑可以灵活的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将司法的原则性与灵活性良好的结合起来。正确理解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问题,并合理使用,对司法实践活动有着重要意义。     

论处断刑的立法模式

在刑罚裁量中,德国、日本刑法以及我国台湾、澳门刑法都规定了处断刑,希望通过处断刑架构起法定刑通向宣告刑的桥梁.立法者通过处断刑的规定,不仅可以有效地控制法官的刑罚裁量权,还能指引法官寻找一个比较适当的量刑幅度,并在该量刑幅度内找到与犯罪相适应的具体的刑罚点.但德国、日本刑法与我国台湾、澳门刑法在处断刑的立法模式上存在着一些差异,前者采取总则式立法,后者采取总则与分则相结合式立法,二者对我国量刑规则的改造均具有启发意义.     

减轻处罚在我国的具体应用研究

文章首先对传统意义的减轻处罚进行剖析,分析其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对减轻处罚的新的见解,即减轻处罚是以法定最低刑为标准,它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实中遇到的种种可能的问题,同时也为该项制度的完善提供一种思考途径。     

"减轻处罚"含义新探——对最高人民法院《答复》的质疑

减轻处罚是我国刑法中的重要制度,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简单,对其具体含义,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不同的观点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不同做法,这严重违背了罪刑均衡原则,有明确的必要.文章认为,减轻处罚的标准应当依据法定刑作不同的分类,减轻处罚的幅度应当有格的限制,对最高人民法院的《答复》不应当机械地理解.     

免除处罚情节与免予刑事处罚情节并存时的适用

一、基本案情公诉机关: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凌建明,男,1965年3月11日出生于上海市,汉族,大学文化,原系上海市职业能力考试院认证一部部长。因涉嫌犯伪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于2007年5月14日被刑事拘留,因涉嫌滥用职权罪于同年5月28日被依法逮捕,同年8月27日被决定取保候审。     

减轻处罚的幅度与限度

减轻处罚是我国刑罚裁量中从宽处罚的一种情形。根据我国刑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减轻处罚是指犯罪分子具有刑法规定的减轻处罚情节,应当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但在具体的适用中,在很多方面存在争议。     

减轻处罚情节的甄别提取——以体系建构为视角

受限于我国刑法规范关于减轻处罚情节类型、效能、配置三方面的体系建构,减轻处罚情节的甄别提取不可避免地被引致经验推断或估推裁量。为此,诉诸责任主义机理,揭示减轻处罚情节的本体属性及其要素结构,并立足于具体情状的独立客观评价与量化运作,可以逐步揭示减轻处罚情节甄别提取的应然进路。     

论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及其完善

酌定减轻处罚制度对于促进量刑的公正性和合理化具有积极意义.由于现行立法规定的适用条件不够清晰、程序限制过严等因素,这一制度的实际适用率极低.为避免立法闲置现象,最大程度地发挥酌定减轻处罚制度的功用,应进一步修改完善现行立法,对案件"特殊情况"的范围予以明确界定,并改变酌定减轻处罚判决一律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同时,应健全和完善相关的量刑程序和量刑制度,促进量刑的规范化.     

立法权去中心化与立法模式转变

立法权本应属于人民全体,只是交由代议机关行使,但是立法权的所有与行使的分离使其有被滥用的可能,由此导致立法权在行使时出现趋中心化:立法权绝对化、非理性化、将立法权而不是公民作为立法过程的核心。因此,应着力实现立法权的去中心化,实现立法权行使范围和方式的变革。立法模式应该实现由单一政府立法到政府立法与社会立法相结合的转变,更多地发挥公众、社会团体和专家的实质性作用。     

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问题及其化解

《刑法修正案(九)》对异种自由刑并罚予以立法层面的明确规定,折射出立法者对数罪并罚原有空缺的格外重视。异种自由刑并罚的立法规定回应了实践所需,并试图针对性解决长期困扰理论与实践的棘手问题,但是修正案的现有规定并不能做出理论层面的合理性说明,隐藏在异种自由刑并罚中的刑罚失衡及其逻辑非自洽性值得我们深刻反思。异种自由刑并罚仍然应当以限制加重作为其适用的基础原则,并以重刑为基准进行异种刑之间的刑罚换算,在整体性视域内合理对待监禁刑与非监禁刑的折算,从而妥当解决并罚制度遗留的现实弊病,最终实现异种自由刑并罚适用时的规范化运行。     

追寻理性的罪刑模式:把比例原则植入刑法理论

在以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为主旨的法治国家的实现中,比例原则以其具体性、规范性和目的性在限制刑事权力上有着重要担当:能够弥补刑法的基本原则无法防止立法泛滥及刑法的谦抑性所不具有的硬约束力之缺陷.也因此,刑法学有必要引入比例原则分析范式,并以其三项子原则——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和禁止过度原则的建构为突破口,追寻一种理性的罪刑规范,并形成如下学术路向:把比例原则作为罪刑关系配置的基本原则,刑事立法应该考虑刑法上的可罚的违法性,在刑法解释中强化合目的之法律解释方法.     

商事账簿法律属性及其立法模式研究

商事账簿是传统商法固有的内容。是商主体或商人依据法律编制的账簿。无论从商事账簿的历史、分类和意义抑或商事账簿的规范性质等方面分析,该制度都是商事私法的重要内容。我国商事账簿立法模式存在诸多缺陷,必须加以完善。制定统一的《商事账簿法》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的当代价值与我国民法典的模式选择

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为<德国民法典>所首创,并为大陆法系许多国家民法典制定所效仿.潘德克吞立法模式之所以被众多国家所效仿,是因为其概念化、逻辑化和体系化的优势可以补充大陆法系民法在司法实践中的不足.潘德克吞体系在21世纪的今天依然有其价值.我国在未来民法典的制定中应顺应传统,借鉴并采取潘德克吞立法模式.     

论社会化行刑的根据和方式

社会化行刑既包含非监禁刑、半监禁刑替代监禁刑的含义,也包括对被监禁罪犯在行刑过程中的社会化措施,社会化行刑的表现形式有三种。社会化行刑的理论依据有:一是体现了人道主义观念和文明行刑的基本理念,包含有维护人权的思想;二是社会化行刑较之单纯的监禁行刑,其经济性和功利性价值日渐彰显;三是它顺应了现代行刑以监禁刑为中心向以非监禁刑为中心发展的时代趋势。     

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

危险责任是工业化社会的产物,在现代侵权法中,与过错责任并列成为最基本的归责原则。由于传统侵权法以过错责任为单一归责原则,导致针对危险责任采取了民法典之外的单行法调整模式,此种立法日益加重了侵权法与现实生活的张力。由于危险责任是现代风险社会的常态责任形态,并且各种新型风险日益增多,针对危险责任应当采取一般条款立法模式。为了避免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的弊端,应对其构成要件作进一步的限定,并辅之以必要的列举。基于危险责任,同样应当可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并原则上不设定最高赔偿限额。免责事由限于不可抗力、受害人过错以及风险自担。     

商事主体入典的法例考察与模式选择

商事主体立法史表明,完全融入民法典或分立嵌入商法典的立法方案都不足以适应商事主体的多样性、复杂性和易变性,商事主体单行法模式几乎成为当今两大法系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共同选择。我国编纂《民法典》在定位商事主体时,应打破传统民商分立或民商合一的立法思维与理论禁锢,选择民法典总则一般性规定与商事特别法相结合的商事主体立法范式。     

刑罚轻缓化的社会因素分析

当代世界刑罚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轻缓化,对刑罚的轻缓化起决定作用的是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发达的市场经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相分立的二元社会结构和先进的社会文化是影响刑罚轻缓化的重要社会因素。     

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适用衔接——析一起证券行政处罚案件

<正>陈某原系福建三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建三农)董事、财务总监。2005年5月,福建证监局对福建三农的违法违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2006年3月,福建证监局将该案移送给福建省司法机关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2006年9月25日,福建省公安厅以陈某等人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