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U形线的法律地位

比照现代国际海洋法所确立的各种海域制度,U形线的法律地位不明确。关于U形线的法律地位有各种学说,这些论证对于确定南海岛屿及其海域权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然而,只有结合历史背景、现代国际海洋法和台海两岸相关立法,才能准确阐释U形线的法律地位。     

中国南海u形线与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管辖权的关系

菲律宾在南海争端案中的诉求本质上属于中菲两国在南海岛礁的领土主权争端和海域划界争端。仲裁庭不仅对这些事项没有管辖权,更不能就南海u形线的性质和地位作出裁决,因为国际社会存在时际法的理论。同时,中国基于历史性权利的南海U形线也得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多个条款的支持。     

南海问题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影响

南海问题的内涵是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对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的占领和控制;围绕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占有、开发和利用问题;涉及对南海这一重要海上战略通道的控制与影响。南海问题对中国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与挑战,它使中国领土主权安全遭到破坏,使中国对被别国占领的中国南海领土与海域面临一种进不能攻、和不能取的两难局面;危及中国海上石油运输,多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安全;多层面对中国军事安全造成极大威胁和严重影响。对此,中国应该把＂搁置主权、共同开发＂改为＂搁置主权、限制或冻结开发＂,准备南海战争,这是确保中国南海主权的最佳手段。     

南海问题与中国的对策

南海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意义重大。南海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资源决定了其复杂的地缘特性、重要的战略地位、激烈的海权争夺。中国与南海地区邻国关系密切同时又存在着敏感的南海问题。区外大国遏制中国的政策掣肘着中国和平解决南海问题。中国一贯奉行和平的外交政策。只有依靠强大的综合国力，才能最终解决南海问题。     

论证据的可采性

在英美法系中,证据的可采性与证据的重要性、关联性等一起构成证据的属性或要素。只有具有可采性的证据,才能被法律容许用于证明案件的待证事实,因此,证据的可采性关系到证据的接受予否,是一个至关重要又十分复杂的问题。我国的证据法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上借鉴大陆法系证据制度的前提下,以英美法系证据采用规则和证据排除规则中的某些内容作为必要的补充。     

关于传闻证据规则可采性的思考

传闻证据规则是英美法系证据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证据规则。它是采取刑事诉讼对抗制模式和陪审团制度的产物,随着司法实践的不断复杂化,传闻证据规则例外的情形也变得繁多和复杂,传闻证据规则运用的空间变小了。引进传闻证据规则意味着否定我国的传来证据规则,同时,英美的传闻证据规则与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背号和诉讼模式不相适应,所以,我国不宜引进英美法系的传闻证据规则。     

口供的证据地位及其可采性

口供在诉讼证据中的地位呈现出一种由低到高再逐渐降低的过程 ,反映了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由愚昧到科学、从野蛮到人道的不断发展进化的过程。各国关于口供可采性的规定大体分为两类 :其一、确认口供为法定证据 ,但必须加以限制 ;其二、认为口供不是法定证据 ,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能在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我国应加强对口供证据地位及建立口供可采性规则的研究。     

南海问题与地区安全:西方学者的视角

从2009年开始,随着南海问题的升温,南海研究成为西方学术界地区安全研究的热点.相关文献的分析和解读表明,此轮南海问题研究起因于中国崛起、美国战略调整、能源安全等三大因素.其主要议题及方向集中在制度建设、法律途径、危机管理机制及中国角色等四个方面.为应对挑战,加强对话与交流,中国的南海问题研究要积极提出新主张,构建南海研究的“中国话语”,帮助推动化解当前的南海困局,寻找南海问题走向和平合作解决的新方向.     

职务犯罪侦查中电子证据的可采性

2013年施行的《刑事诉讼法》明确了电子证据的法律地位,所以对电子证据的采信也应当严格遵循传统证据的三标准原则:即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性。由于电子证据存在隐蔽性和易于篡改性的特点,侦查人员必须规范电子证据的现场取证。     

论我国鉴定意见可采性规则的构建

可采性是英美证据法的核心概念,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建立关联性规则、排除性规则和可靠性规则来保障专家证言的客观可靠;而以德国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通过程序控制来实现这一功能。我国鉴定意见应当在借鉴美、德两国的基础上,构建包括一种以程序控制为主导,包括鉴定意见关联性规则、合法性规则、可靠性规则在内的可采性规则体系,并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异议鉴定的强制出庭制度。     

中国的相关保留对中菲南海争端案的管辖权具有排除效力

中国曾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所允许的保留就涉及海洋划界、领土归属、军事活动等争端做出了排除将上述争端提交国际强制程序的保留。尽管菲律宾坚称其向仲裁法庭提交请求裁决的13个诉求都不属于中国声明保留的范围,但事实上都属于海洋划界和岛礁领土归属争端。菲律宾无权单方提交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仲裁法庭也不应确立对本案的管辖权。     

论强奸案件被害人品格证据的可采性

品格证据规则作为基本证据规则长期存在于英美的刑事诉讼实践中,其核心在于避免刑事审判中不公正的偏见对案件客观事实的发现造成不利影响,但由于此项制度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对其争议颇多。美国刑事诉讼中长期存在的强奸盾牌条款,对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名声采用了有限可采的办法,即一般不采用,但存在例外规定。基于证据性质、被害人保护等诸多因素,我国应该明确强奸案件中被害人品格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菲律宾的相关谅解与中菲南海争端案管辖权的关系问题

菲律宾在批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时曾发表过一项包含8条内容的谅解。该谅解包括了对本案中其要求进行强制仲裁的事项的保留。菲律宾并没有撤回该保留的行为,其单方提交强制仲裁的行为也不构成对保留的撤回。菲律宾的该项谅解导致其无权单方对他国提起强制仲裁等导致有拘束力裁判的强制程序。     

美国“重返亚洲”背景下的南海问题与中美关系

自2014年1月以来,美国和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频频作出针对中国的强硬表态。同时,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海域设置的海洋石油981号钻井平台,引发中越两国在领土主权上发生激烈对峙,双方的巡逻艇多次发生碰撞,一系列的领土冲突使得南海局势愈发紧张。究其根源,当下美国的介入和南海政策的调整是使南海争端日趋复杂化和紧张加剧的关键,其背后依旧反映出美国重返亚洲战略及对华政策的微妙演变。与此同时,美国的南海政策折射出新时期中美关系的现状,影响到中美关系未来的发展趋向。     

试析南海问题的特点及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

南海问题自上世纪60年代末形成发展至今,在冷战时期、后冷战时期和新世纪各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每个时期的南海问题都对中国东盟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菲律宾诉中国南海争端案的主体适格性问题

菲律宾单方就南海争议提起仲裁不具有主体适格性。除开其诉求属于中国声明保留范围之内,菲律宾单方提起的仲裁程序未满足仲裁前置性条件;涉及岛礁主权归属争端;其诉请裁决“九段线”无效不仅有违时际法,更重要的是与其自身并不存在利害关系。     

品格证据及其有限可采性考量——基于刑事被告人的考察

品格证据十分复杂,单纯予以排除不符合事实认知与价值追求的平衡.应考虑采取品格证据的有限可采性,在二者之间寻求利益的平衡点.     

NGO的双向嵌入与自主性扩展:以南海义工联为例

近年来,中国NGO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自主性。在一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NGO如何扩展自主性,是一个值得认真研究的重大课题。从南海义工联这一个案来看,其成长与发展过程显现出双向嵌入国家与社会之中的典型特征。在当代中国国家与社会特定关系结构下,NGO扩展自主性的理性选择。但是,这种双向嵌入的NGO自主性扩展方式,隐含着因与国家的强联系而削弱与社会的弱联系的风险。     

南海争端影响下的中国能源战略走向及其相关投资策略

长期以来,能源问题一直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问题之一。以石油为代表的能源短缺问题越来越成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障碍,能源供应不足已成为中国发展的最大瓶颈之一。在当前情形下,中国能源安全不仅取决于单纯的供求关系,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际能源地缘政治状况。     

南海危机与地区视野下的预防性外交——兼论中国的战略选择

当前,南海地区正处于脆弱的平衡态势被打破、新的战略均衡尚未形成的历史阶段。南海问题的特性和南海危机情势的发展决定了南海冲突难以避免。为有效、适度地管控长期处于不安全状态、不确定性有增无减的南海危机,加强各方对预防性外交的共同认知,从目标、风险、手段、规范和机制等方面入手,着眼于地区视野开展南海预防性外交尤为必要。作为南海争端的声索方和地区安全的利益攸关方,中国应改变以往被动反应的行为模式,综合运用消极的预防性外交与积极的地区合作两种方式,以议程为导向,构建多元、多层的结构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