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理性协议与法律规则的来源

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来源何处？人类社会的法律规则应当如何形成才是人们应当遵从的？这是法哲学、法理学研究的最原始问题。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必须从人的自身要求作研究的起点。为了能从人的自身要求引出合乎逻辑的答案，必须认真看待人的理性。当理性思维引导我们寻求法律规则时，它的表现形式就是契约立法。因此，我们又必须认真看待法律来源的契约论。由于“契约论”同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具有天然的契合点，所以，将”契约论”置于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框架内就是可能的。“契约论”一旦同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相结合，它就能在保持自身的…     

私法中身份的再发现

私法中的身份是个人在市民社会关系中具有私法意义的定位与相应的利益份额。身份调整结构性的社会关系，体现了综合形态的私益，是社会意思的私法效果。平等人格形成于近代家庭功能裂变，个人从家庭中析出，成为私法调整的基本单位；但是，从家庭中析出的个人，又通过身份契约进入企业等社团之中，获得新的身份。近代社会契约与身份同时勃兴，而私法只关注于契约。身份顺应社会变化演变出新的功能形式，现代私法中的身份与平等人格相兼容，与自由契约相补充。身份提供包括权利、义务、权力、责任的制度框架进行综合调整，依“身”定“份”，发挥调整功能。     

社会交换与法律

社会关系本质上是人与人之间交换的关系。人际交换的关系在形式上表现为契约的交换和非契约的交换,两者在交换的主体意义、交换内容的性质、交换的程序意义以及交换的公正性原则等方面存在差异。人类社会经历了从非契约交换到契约交换的历史演化,非契约交换是人类社会关系的开端,而契约交换则是社会关系发达的产物。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法律因陌生人契约交换的需要而产生,并为陌生人的契约交换提供保证,从而法律与契约的交换形成了同构的关系。法律在将契约交换的关系纳入自己的领地时,也与非契约的交换关系发生了分离,这种分离导致了法律与非契约交换之间形成了张力。     

劳动合同与民事合同之比较及启示

一、劳动合同远在罗马法时代，劳动者与财产是被同等看待的，奴隶与牛马无异。当时存在两种借贷，即物的借贷和劳务的借贷，劳动供应关系视为一种借贷行为，和物的借贷行为等同。到了工业社会，这种观念与工业社会的整个法律制度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因为工业社会法律制度承认每个人有独立的法律人格，承认人人都是平等的法律关系主体。1896年，德国民法典中提出了雇佣契约的概念，并视其为独立的契约。但是，这个转变没有从根本     

中外视角：社会契约与宪政精神——再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西方国家，契约不仅是私法的缩影，也是公法的精神所在，社会契约论即是契约观念在宪政关系中的法律表现．在契约原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渗透的过程中，笔者并不赞同一种“契约万能”的主张，但却笃信缺少契约精神的中国需要用契约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这也正是社会契约的现代功能。     

契约自由的失衡及其矫正

契约自由原则作为合同法律制度中唯一根本的原则，其发展大致经历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绝对的契约自由和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契约自由即相对的契约自由前后两个阶段。契约自由原则的形成和发展以及由前一阶段向后一阶段的过渡是由社会经济、政治道德、哲学文化等...     

“契约团结”的法理疏释:面向主体化时代

"契约团结"是实现"和而不同"的理想化社会图景的一种社会学想象。"契约团结"中的"契约"是多元的、网状的、有机的、复合的、相互交织的、并且是伸缩自如的。在社会团结的契约结构中,分工与交往是实现契约团结的基础和纽带,自由共同体是契约团结的载体,而法律则是实现契约团结的条件,它为契约团结的实现提供了土壤。法律的运作所产生的区隔效应以及通过法律对基本权利的保障,为人们的分工、交往、联合创造了一个和平、自由、公平的环境。     

自然地理因素视角下的中西方法律文化差异

法律具有地域性的特征,固然中西方法律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异,导致这种差异的因素有很多,学者在阐述差异原因时更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以家庭为本位的国家,注重伦理道德和阴阳合一,更加关注国家、社会、集体利益;而西方国家更加开放,强调理性至上、个人主义,人民通过达成社会契约形成政府.本文以自然地理角度,诸如气候、土壤、地理位置、疆域大小等因素为切入点来论述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     

契约理论的功能主义研究——以司法调解契约化为中心

契约是一种历史悠久广泛存在的可感知的社会现象。在传统民事法律上，契约是债的一种发生方式或者法律行为，是法律所规范的人的行为方式之一。而随着社会发展，契约法也逐渐产生变化，不再困顿于单一的私法领域，而是焕发出新的别样光彩。     

“信誉如天”全国首部公共信用信息地方法规出台

我国信用体系建设从银行信贷起步。逐步发展到商务诚信、行业诚信、社会诚信、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一个缺失诚信、不守信诺的社会不可能建立起健康的市场经济秩序。诚信从将道德范畴逐渐发展到法律范畴之中。法律的干预应该在诚信建设中发挥作用。基于诚信订立契约。是各种市场行为的基础。市场经济本就是一种信用经济，诚信不仅是社会责任，更是建立在市场逻辑上的必然选择。     

反婚姻暴力的法律观

婚姻暴力——家庭暴力的核心婚姻暴力,指的是存在于家庭中的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是发生在家庭中的、基于社会性别的、在身体、性或精神上侵犯妇女,导致或可能导致妇女在身体、性以及心理上的伤害或痛苦的暴力行为。丈夫对妻子施加的身体、性和精神上的暴力行为,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违法的。夫妻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人之间自愿建立的一种契约关系。婚姻契约是由两个具有独立的伦理、法律地位的人订立的。进入婚姻关系的女性并没有因此丧失自己理应享有的伦理和法律权利。在夫妻关系上,包括性和生育问题上妇女仍然如同婚前恋爱择偶一样具有自主…     

论委托代理

一、委托代理制度的发展历史委托代理又称意定代理或授权代理.它始于契约法,后分离出来成为民法总则中一项重要制度.它的出现和完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罗马社会前期,家庭是基本的社会经济单位和社会管理组织.在父权制度下,“家父是家庭财产的唯一所有权人,家子取得的财产,不论来源如何均归家父”家父是“家庭的唯一代表”.“只有家父有权利订立契约”.加上,古代罗马法律要求当事     

法律规避下的契约私人治理研究——以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为切入点

建筑工程违法分包现象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面对这些现象频繁引发的安全事故和社会纠纷,理论界和实务界在考虑法律对策的时候,不仅需要从外部视角研究如何强化法律实施机制,如进一步细化立法、增强法律监督、提高当事人责任标准等;而且也需要从内部视角研究违法分包契约当事人如何在规避法律情形下完成契约私人治理,因为正是这些契约私人治理机制促使违法分包当事人得以逃避法律监督进而实现不法目的。简言之,对于违法现象的治理,我们首先应当主动深入敌后,了解违法者的内部堡垒,之后才能对现有法律机制的缺陷进行反思,最终有针对性的制定解决问题的对策。     

论传统社会的契约文化及其现代化改造

契约文化和契约精神并不相同，契约文化是指关于契约的精神性要素和制度性要素的总和，而契约精神则指西方社会在商品经济社会的基础上产生的契约关系所蕴含的内在原则，包含着自由、平等、守信等精神。基于我国有着数千年封建社会历史，传统社会中缺乏产生。现代契约精神的土壤。但是在漫长的社会进程中，契约文化却在我国源远流长，以至于一些内容和契约精神还有契合。追溯历史、远瞩未来，我想就传统社会契约文化的表象、体征以及现代化改造路径进行探求，见教于方家。     

论夫妻共同财产的处分效力

夫妻共同财产是比较典型而普遍的一种共同共有财产。婚姻是一种双方自愿缔结的契约，家庭是一个重要的经济生产单位。因婚姻而缔结的家庭，不仅是一个社会组织，同时还是一个经济组织。夫妻双方作为婚约的签订方，不仅缔结了长相厮守的契约，而且还共同创造着家庭财富。他们相互依赖、相互协作，对于利用双方共同的人力资源所创造的家庭财富，是无法按个体化进行简单的区分的。虽然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逐渐开始注重个人本位的体现，     

契约精神与和谐社会

契约精神是缔造和谐有序社会的基础。纵观社会发展,契约精神与法制文明是共存亡同兴衰的。18世纪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把社会的契约准则展现在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面前。契约精神的实质内容就是从不平等到平等,从不自由到自由。契约精神就是自由与平等,并在此基础上引伸出民主思想、法治观念、主体意识、权利意识、程序意识、诚信意识与和谐理念。契约精神的核心是和谐理念。现代文明社会整体上应是一个非对抗性的社会,社会矛盾关系是对立统一关系,矛盾一方的存在和发展是以另一方的存在和发展为条件的。契约的法律效果应是一个…     

契约：公民现代法律意识形成的“桥梁”

契约是市场经济活动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手段,其作用也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契约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契约观念则是现代法治观念和法律精神的一个集中体现。因而,在实际生活中,借助契约手段的广泛运用来不断牵动、培养和提高公民的法律意识,不失为一条增强公民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本文即对此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以期寻求更多培养和增进公民现代法律意识的途径。     

契约自由及其限制

法国一八0四年民法，系基于政治上之个人主义及经济上之放任主义，故于契约自由之原则，十分拥护。民法第六条，谓：凡不违背公共秩序及善良风俗之契约，均可缔结。条文只说明反面之限制，未列举正面之条件，此民法规定之与刑法不相同者。近年民治思想发达，由人民直接选举议员，制定法律。故现在之法律，乃一大多数意思表示之综合。个人之利害关系，不及社会之利害关系为重要，而契约自由遂亦屡受限制矣。     

社会性别的法律建构及其批判

性别等级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主要由男权文化不断解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探求这一原因最好的分析工具。原初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成为家庭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分野。在公共关系中,男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渐生平等的要求,并在平等诉求下形成法律;而在家庭关系中因为亲情而使平等与公正成为多余。由于女性并未参与公共关系中的法律建设,致使性别平等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表达,也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得以体现。最终,法律认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性别等级的社会模式。而代表男权文化的法律理论也极尽"科学"之能,不断地掩盖和强化性别社会化的实质,尤以社会契约论为最。社会契约论以法律为公民同意之结果而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面纱,却因为无视女性没有成为契约主体的事实而沦为掩盖社会性别的帮凶。即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因为无法排除性别的先天知晓而成为法律平等与公正的神话。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在制造并掩盖社会性别上也成了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     

中外视角:社会契约与宪政精神——再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

现代西方国家 ,契约不仅是私法的缩影 ,也是公法的精神所在 ,社会契约论即是契约观念在宪政关系中的法律表现。在契约原理从私法领域向公法领域渗透的过程中 ,笔者并不赞同一种“契约万能”的主张 ,但却笃信缺少契约精神的中国需要用契约维护权利和限制权力 ,这也正是社会契约的现代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