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及破解之策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的重点和难点在基层。加强和创新基层社会治理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发展环境、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高度重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基层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但仍然存在基层社会治理机制不完善、多元治理主体参与不够等问题。提高基层社会治理能力,需要在强化党建引领、加强统筹协调、提升网格化管理服务水平、补齐社区治理短板等方面集中发力。     

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何以可能?

社区善治是社会善治的重要基础.当前,国家全力推进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然而,以消蚀的社区、冷漠的个体及公共性迷思为表征的共同体困境,成为我国社区治理范式中的现实瓶颈.因而建立超越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二元对立、兼顾公共性与主体性的社会理性,是破解当前社区治理共同体困境的关键密码.在社会理性视角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社区实现路径.     

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研究

公安机关在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社会责任,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是落实党委政府决策部署的政治要求。但现阶段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仍需进一步培育,存在社会公众参与平台缺失,保障机制不健全,管理体制不完善,舆论宣传不到位等制约因素。公安机关参与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的路径选择有:树立多方协同共治的治理思维;建立健全复合共治机制;建立规范高效的公安机关参与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管理机制;创新形式,拓展社会力量参与的空间。     

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制度研究

城乡社区是我国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事关党和国家大政方针贯彻落实,事关居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城乡基层和谐稳定。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就社区治理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城乡社区治理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当前,国内外局势波诡云谲,社区治理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亟需凝心聚力、攻坚克难。发挥统一战线优势,创新完善治理体制机制,能够大力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成效。     

智慧治理的时代面向与挑战

随着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人类迈入了智慧治理时代。它呈现出超越物理时空的要素整合、平台经济时代的技术赋权和代码规制的秩序导向等时代面向;同时,也面临着数据和算法的建模塑造、自由与控制的同步增长、去中心化与再中心化的内在张力、法律变革中的规制难题、智慧发展中风险规制等全新挑战。因此,就需要确立包容性、法治化的智慧治理原则,探索技术赋权、多元构建、共享发展的智慧治理机制,加强新型立法的有效规制,构建技术伦理规范和风险控制机制,进而塑造良善的智慧治理秩序。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逻辑与路径研究

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变革的内在要求,顺应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需要,对于解读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政权治理能力趋于弱化问题,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伴随着乡村振兴的长期过程,必须坚持共建共治共享,把打造"一核多元"的乡村治理架构作为基础,把完善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体制机制作为关键,把治理手段与方法的创新作为重要着力点,以有效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发展新格局。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中的政府工具创新——以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调整为分析对象

政府与社会组织关系的调整一直是我国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三共治理格局对政社关系在权、责、利关系方面的调整提出了新的方向和要求。关于政社关系的研究大多隐匿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宏观性研究中,在微观工具层面尚有缺失。我国政府管理社会组织使用的工具大体可分为主管型工具与指导型工具,政府工具运用的偏差是造成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程度不足的重要因素。实现宏观价值目标必须对微观工具进行调整,坚持并完善主管型工具,强化指导型工具,协调并组合运用两种工具。     

村规民约与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以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实证调查为例

村规民约作为农村社会进行自我调整的一种社会规范,对于农村的稳定与和谐意义重大。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是著名的“枫桥经验”诞生地,当地村民自治组织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地方习惯制定一系列村规民约。这些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不断完善,对于乡村社会的新农村建设与法治建设产生了诸多积极作用,特别是为中国基层社会的法治建设作出了有益的探索。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理念基础、结构审视与行动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倡导公共性理念的复归,其要求在话语方式上用共同体话语显明社会治理的公共性立场,在思维方式上由社会治理的主客二元思维向主体间性的公共思维转变,在思想基础上由个人主义治理传统向修复社会团结过渡。社会治理共同体是社会治理的进阶形态,其内在结构是包含主体互嵌、领域协同、机制调控和行动合作的统一体,而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路径则是综合“价值—结构—行动”维度的系统性工程。社会治理共同体勾勒出中国社会团结机制的新样态,对新发展阶段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高校校园贷犯罪治理困境与创新路径

校园贷在推广之初,因为宣传获取资金便捷、无需担保、利率较低等种种优势,获得了很多学生的认同。然而,随着借贷而来的是利率奇高无比,催收方式暴力,甚至裸条催收,这种种违法的行为,已经对校园安全、学生身心健康产生了严重影响。鉴于此,政府有关部门应加强校园网络借贷相关法律法规建设,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对网贷平台的监管,对暴力催收等违法行为严惩不贷。此外,高校也应充分普及金融知识,使学生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加强风险防范意识,一旦发现有受害学生及时予以心理干预,并提供法律援助。     

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乡村治理模式的创新与发展——基于宁夏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调研

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根据乡村社会现实探索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实现在党的领导下,政府、社会、村民共同参与的乡村治理机制。宁夏J县根据所辖乡村社会现实,创建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主要围绕乡村振兴的“五个方面”,建设“两项载体”,成立“两支队伍”,实现“三个效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下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机制。J县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的实施增强了村民的主体意识,培育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但同时也存在主体责任、运行机制、保障机制落实不到位等现实问题。因些应通过强化村级党组织的领导、积分细则制度的完善、村民公共精神的培育等策略,推动积分制乡村治理模式效能的有效发挥。     

合作共治:社会治理的价值诉求及实现路径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是我国对现实生活中诸多挑战和问题的积极回应。社会治理不仅提倡治理主体在形式上的多样性,更强调主体间的平等合作关系,合作共治是蕴藏在其中的价值诉求。构建良好的合作共治格局,推进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关键要从党委、政府、社会组织以及广大人民群众等各个治理主体着眼,注重对薄弱环节进行整治,理清各个主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明确其权责划分,以实现对社会的善治。     

构建云南边境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边疆治理,推进兴边富民。云南作为一个典型的少数民族边疆省份,近年来社会治理持续向好,但目前依然面临复杂的社会治理难题,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根本制度,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云南社会治理创新的必然选择。结合云南实际,只有加强边境基层治理,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才能实现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社会和谐。     

多元共治下乡村平安建设的路径与启示——以H市Z区YS镇治理实践观察为视角

乡村平安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新时代平安乡村治理应在治理动因、治理主体、治理模式和治理成效四个方面进行探索。选取H市Z区YS镇作为观察对象发现,其多元共治视域下乡村平安建设选择了“五治融合”的路径,作为个案经验的启示意义在于,乡村平安建设应关注乡村文化与社会秩序的深度关联和多元共治主体的互动实践,重视情感治理的作用发挥。     

新时代创新社会治理的新思路新探索——《社会合作治理体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评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对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作了全面部署。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着眼于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安居乐业,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建设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会治理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践领域都在持续深化拓展,不断实现新的跨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