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利益集团政治与对华贸易政策

像其他外交政策一样,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建立在国家利益基础之上。那么,什么是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资本主义多元民主政治,美国社会各阶层、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利益集团的政治博弈又是如何在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中表现出来的呢？     

浅析美国行政保护主义——以中美贸易摩擦为例

美国行政保护主义可以分为有约束力和无约束力的行政保护主义两种类型。无约束力的行政保护主义实现的核心是战略威慑,其目的在于不战而实现贸易保护主义。有约束力的行政保护主义可以分为技术路径保护主义和政治路径保护主义。对美国行政保护主义的类型进行分析,有助于我们洞察美国政府贸易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规律,以期预测、规避与化解美国对华贸易保护主义。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北大核心CSSCI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在国际学界中颇具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其战略需求,拉美政治研究在美国兴起。在冷战背景下,由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密切联系。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表明,其核心争论在于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平衡,即拉美国家应追随和复制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还是应打破"依附论"观点下的中心外围结构保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冷战结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表明单一范式效度的有限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政治研究主要回答如何处理拉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存在价值立场和历史视角的偏见,但其研究经验仍值得借鉴。     

对华强硬声音背后的美国“虚弱症”

主要因贸易不平衡而引发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多年来中美关系中的显性问题。这个问题是客观存在,中美双方应以合作的态度妥善加以解决。但是,出于各种利益考虑——包括个人利益,在美国政坛和舆论界,总有一些人以一种不恰当的方式介入这一问题,并使问题趋于复杂化。近来一些人对中美贸易关系越来越烦躁不安,有两方面原因。     

美国经济中的中国因素

在美国经济中，中美经济贸易的互动关系越来越重要，它是在中美建交后，经过双方近30年的努力，逐步培育发展起来的，现在它已成为两国经济生活中重要的积极因素。     

冷战时期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政策的调整北大核心CSSCI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美国国防部启动了对台湾军事援助项目的评估,重新审议美国对台军援的目标、台军性质及防御台湾所需的军援水平等重要问题。评估结果认为,美国对台的军事援助规模远超美国对台政治目标所需要的程度,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政策必须加以调整。该建议导致1967年之后美国大幅削减对台的军事援助规模,并为1971年之后美国对台军事援助从无偿援助逐渐向军事销售的转变铺平道路。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政策的调整不仅出于减轻经济负担、优化军事援助资源使用的考量,还希望通过这一调整来消除美国对台军事援助政策和美国对台政治目标之间的矛盾,使其对台军事援助政策更好地服务于希望台海两岸分裂、并实现长期分治的终极目标。     

美国民意看中国六十年——变与不变的趋势分析

在过去60余年中,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基本看法是负面的,但在不断改善之中。这种变化无法与两国关系发展的程度相匹配。导致看法负面的原因主要是两国的社会制度的差异和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担心。但随着中美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美国公众对经济竞争的担心逐渐超过对传统安全的担心,美国政府的对华合作政策也得到公众的认同,美国年青一代有可能在未来面对中国时更加自信。     

美国核政策调整与中国的政策应对

奥巴马总统显著调整了美国在核裁军、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此次政策调整的目的在于恢复美国在此类议题上的领军地位、修复受损的国际形象、重建国际社会的防扩散共识。奥巴马总统的高度重视、外交和安全团队的丰富经验及民主党在国会两院的多数,都有利于政策调整。但在调整政策过程中如何协调部门之间的政策分歧、核裁军与有效核威慑的关系,以及核裁军与导弹防御的关系等,将是美国核政策调整面临的挑战。美国的政策调整对中国构成多方面的压力,中国有必要未雨绸缪,确立中短期应对之策,以避免国家利益和国际形象受损,并争取在核问题上的话语权。     

美国关于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对华禁运决策(1949-1953)

如何发挥经济制裁的对外安全和政治作用,向来是国家对外战略思考和决策的一个重要议题。对此,国际政治研究成果表明,出于政治目的的对外经济制裁具有特定的内涵、模式、动机和效果。特别在解决国际冲突时,对外经济制裁构成了一个介于采取军事行动和无所作为之间的替代选择。那么,这些理论性的假设能否在冷战国际关系中得以验证?为此,本文依据美国和英国的解密外交档案,以美国及西方国家对中国实施贸易禁运和经济制裁的战略思考与决策的起始阶段(1949—1953)为考察对象,试图分析对外经济制裁行为的战略意义。     

美国对华贸易战与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的影响

美国对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化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冲击.虽然特朗普竞选连任失败,但特朗普政府以行政手段推动产业回流、重塑全球分工格局、阻遏中国科技企业成长的单边主义行径,对中美关系和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已然造成巨大破坏.长期来看,美国发起的关税战科技战对世界供应链和价值链的破坏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产业链分工格局的冲击,使得国家安全压倒经济利益成为各国政府产业政策的优先选项,这些将带来系统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全球化的碎片化、区域化和全球产业链的本土化、闭环化.     

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点

美国对两岸问题的态度与政策是大陆对台政策面临的重要国际制约性因素。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及《与台湾关系法》构成了美国对台政策的四大支柱,在此基础上,美国以战略模糊为指导思想,通过一个中国政策在两岸之间进行对冲/两面下注,试图维持现状,稳定海峡局势。通过对和平解决的强调,美国将台海问题的战略关注点放在过程而不是结果上。在两岸政策上,对于现状和稳定的追求仍是美国对台战略的核心目标,两岸和平发展的态势符合美国的总体战略利益。     

美国战略调整与中美俄三角关系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网站2月20日发表文章称,当克里在就其出任美国国务卿举行的任命听证会上发言时,专家们注意到克里似乎背离了奥巴马总统大力推行的“重心”转向亚洲政策中的一项关键内容,认为克里“似乎在说我们不需要重心”。还有人分析说,尽管有事实可以佐证美国进行了战略转向,但从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开始实施的政策是否会继续在他第二任期内得到全力贯彻仍未可知。这一番话引起笔者对美国战略调整与世界局势关系的思考。     

地理政治逻辑的复归：读《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

作为大战略研究的一个分类,地理政治研究除了担负为制订政纲和决策提供理论框架和抽象信息、培育公众的战略意识与战略思维能力的社会职责,并因此而具有社会反思的意义,它还为我们理解和解释国际关系中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一个有益的进路,从而反映了国际关系学科的自觉和自省。吴征宇的新作《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以下简称《霸权的逻辑》）^①正体现了中国国际关系学人对国家和学科的责任与义务。     

政治动员与冷战后美国对伊朗的政策

1994年,美国开始实行冷战后对伊朗的新政策——双重遏制是典型的政治动员行为,这既是美国政府面对其盟国拒绝的因应之举,也是克林顿政府面对国会在对外事务上变得咄咄逼人的应对之策。双重遏制政策后来演变为鹰派与超级鹰派之间比赛谁更强硬的赛跑,但伊朗并未因此改变其在特定问题上的国家行为。     

美国国家利益与霸权政策

宗教意识一直影响着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导致了美国对国家利益认识和判断的扩大化,从而使美国的国家利益超出主权范围,发展为强权利益,这是美国推行霸权政策的内在根源.然而物极必反,美国的霸权主义终将失败.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笔谈

2022年以来,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联合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上海国际战略问题研究会召开了“迎接二十大胜利召开系列学术研讨会”,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别和区域高等研究院联合召开了“迎接党的二十大国际形势系列视频研讨会”,还单独召开了“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新征程学术研讨会”。这里汇集的是历次研讨会中部分专家的观点。习近平外交思想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土壤,具有深厚的中国哲学意蕴。在国际格局深刻调整,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时代背景下,中国需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正确处理百年变局中的若干对立、统一关系。同时,要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外交思想中的发展中国家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进入当前时代后的重大倡议和引领性思想,以其为核心的外交理念,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清晰的目标,习近平外交思想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美国对华战略竞争与亚太地区秩序演变

美国试图在亚太地区制造打压和孤立中国的集团政治生态,但当前中美关系并非“冷战模式”,不会升级为经济隔绝情况下两个平行的军事联盟体系和意识形态阵营的直接对抗。亚太地区秩序走向更多取决于中国与亚太周边国家的互动,如果未来中国在亚太周边产业链重构过程中扮演更积极的终端市场角色,并成为地区治理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为地区稳定与繁荣贡献更大力量,那么中国倡导的地区协同发展模式将会超越美国制造的集团政治生态,成为亚太地区秩序的主流方向。     

核武器与冷战时期美国对苏联的政策

冷战时期,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核武器在美国对苏联的政策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美国政府不仅在战后初期坚持核保密政策,而且还多次利用核武器对苏联施加压力,以迫使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做出让步,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苏联的核作战计划。与此同时,为了保持对苏联的核优势地位,对苏联构成有效的威慑,美国政府不断加强核力量的建设,使得美苏之间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使双方走到了核战争的边缘,从而使得美苏决策者都认识到,限制核军备竞赛对双方至关重要,美苏关系也由此进入了相对缓和的时期。及至20世纪70年代,限制战略武器谈判成为美国对苏政策的重要内容。     

论美国外交决策中的“群体思维”

什么是群体思维群体思维（Groupthink）是公共决策中的一种现象,是公共决策研究文献中一个非常普遍的概念,它是指这样一些情况,即群体对于从众的压力使群体对不寻常的、少数人的或不受欢迎的观点得不出客观的评价。群体思维是伤害许多群体的一种疾病,它会严重损害群体绩效。     

冷战与美国的大战略、国家安全理念和国家构建

作为政策思想和行为的"大战略"或者"国家战略"反映现代世界的总体战和"总体冷战"的特性和要求,具有内在的扩张性、综合性和政治性。大战略的关键意义既在于协调和统御军事和非军事因素,也在于平衡和整合政策和制度的对内和对外的方面。在冷战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理念不仅是对外政策和战略的统御性理念,也连带着国内政府组织改造、国家扩张以及国家和社会的关系重建的重要内容。本文试图突显以往受到忽略的美国冷战大战略与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之间的关系,也提示美国冷战战略和政策的历史根源、国家风格和复杂多面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