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参与WTO诉讼:现状与公平性问题解析

WT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被普遍认为有效和高效,但对发展中成员参与该机制的认识却存在不同的观点,有的认为该机制对发展中国家不公平,有的研究则相反.本文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发展中国家参与情况定量统计、对定量统计的不同角度分析和结论差异进行了探析,认为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对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参与是较积极的,占据了较重要的地位,发挥了相当作用,与在全球贸易中的份额也相适应,但就发展中国家数量来说,参与广泛性还有待提高,这有助于更全面和客观审视发展中国家参与WTO争端解决问题.     

论WTO框架下ADR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ADR是诉讼和仲裁的辅助手段,它对一些不易及时解决以致不能达成共识的争议能迅捷经济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法制健全的表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争议呈复杂多样化发展,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ADR争端解决机制给我们的启示良多,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争议。     

WTO争议解决机制的上诉审查程序

我国加入WTO之后，对WTO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加强，特别是对它的法律性的研究。WTO法律性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的争议解决机制来实现的，在这一体制中，上诉机构使DSB的体制更完备，更具有公正解决争议的功能。尽管Wm体系内的争议绝大部分将通过双边的方法来解决，但完备的DSB将极大地促进通过双边或是国内的方法解决争议，它的影响力也是巨大的。另外，它对WTO条约体系的阐释也将是一个重要的基本功能。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专家组

以WTO争端解决机制下的专家组为核心展开论述 ,并从普遍联系的角度出发 ,在一定层面上对整个争端解决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其中 ,着重就专家组的产生和发展、有关程序、其断案模式的积极意义、其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及其对我国的意义等几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比较--兼论WTO机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及应对

WTO机制是当今最具特色的争端解决机制。当前对该机制作深入探讨更显重要且具现实意义。本文通过比较,分析了WTO机制与其他国际争端解决制度之区别,客观评价了WTO机制及其对我国大陆相关制度的影响,并提出我国大陆应对该机制的若干措施。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专家决策与公众参与

专家决策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依照DsU的有关规定,专家组成员可以请求其他专家帮助他们评估某一WTO成员方的政策,以界定该成员方所采取的措施是否符合其所承担的自由贸易义务.然而,不论是专家的选任还是专家意见的征求,都有需要改进之处.WTO争端解决的法律化及民主化是公众参与的先决条件.实质上,公众参与的法律基础是透明度.公众参与作为一项手段,可以大大加强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效力.     

诚信原则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适用评析

诚信原则作为各国民法中最重要的原则,已经成为国际法中的一般法律原则,越来越频繁地应用在WTO争端解决中。由于诚信原则存在明显的不确定性,难以在实践中适用,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诸多案例中对诚信原则的含义及其解释法律和弥补法律漏洞的司法职能进行了确认,并成功地解决了不少争端。遗憾的是,上诉机构的司法限制制约了专家组的有益探索,过分谨慎。当前国际国内经济与法律的发展为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进行更大胆的探索准备了良好的条件,WTO争端解决机制应充分发挥诚信原则的司法职能,确立成员方诚信履行WTO实体法律的独立的义务,这将有利于弥补WTO的相关法律漏洞,迅速有效地解决争端。     

论世贸组织法律救济的特性

世贸组织法律救济,主要表现为其争端解决机制对因违反WTO协定的行为而受害的WTO成员提供的三种救济:终止违法行为、补偿、暂停关税减让或者其他义务。这些救济具有层次性、连贯性、预期性和非惩罚性。作为一套救济制度,世贸组织法律救济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利于激发WTO成员善意、引导遵守和履行义务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又容易滋生“屡犯屡改、屡改屡犯”的弊端。整个救济体制虽说制度上有所创新,但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引发了争议,有待进一步研究与改进。     

对WTO争端解决机制专家组程序的几点反思

引言 1995年乌拉圭回合谈判建立了WTO,接替了关贸总协定(以下简称GATT).与此同时,在继承GATT争端解决的规定和实践的基础上,WTO进行了大胆改革,最后形成了<关于解决争端的规则和程序的谅解协议>(以下简称<谅解>).专家组程序是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虽然自WTO争端解决机制建立以来,缔约方(contracting party)之间2/3以上的贸易争端在未达到专家组程序(panel procedures)之前就基本或完全得到了解决,虽然专家组报告70-80%都被上诉机构推翻,[1]但是专家组程序对WTO的法律解释、推理和应用,对国际法的发展以及后续争端解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它仍然受到了法律界和WTO缔约各方的广泛关注.     

论WTO争端解决机制对WTO农业体制的影响

较之农业谈判的举步维艰,争端解决机制在对WTO现存规则的澄清和完善上取得一定的进展,从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维护其在国际农产品市场上应有利益的有效手段。但值得注意的是,争端解决机制对农业体制的影响有限,更高层次的农业贸易自由化仍需要农业谈判的推动。     

WTO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范围争议及原因探析

在WTO成立之初,对于其争端解决机构法律适用问题曾存在较大争议,DSB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审判实践对其所适用法律范围的界定提供了生动的范例.将WTO争端解决法律渊源划分为正式渊源和解释渊源的做法与DSB司法实践更为接近,在理论上也不易造成混淆.十分有必要重新审视DSB适用法律渊源具体内容、效力层级以及争议产生的原因,这对指导成员国积极参与诉讼并合理预判结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措施的缺陷及革新路径探析

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报复措施被认为是解决成员方之间贸易争端的最后手段。尽管它比GATT相关规定有了不少改进之处,但其文本规定上的不足和本身所固有的功能性缺陷仍使得它备受批评和争议。国内外学界对此提出了各种改进建议,有必要对这些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深入分析,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探讨我国应持有的立场和对策。     

论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

WTO争端解决的条约解释提供了迄今为止国际条约法领域最丰富、最具研究价值的实践。本文从国际公法角度,以1995年WTO建立后至2005年6月的158项争端解决报告为实证考察对象,首先阐明条约解释在WTO争端解决中的重要性,然后着重概述WTO争端解决中条约解释通则的问题,扼要分析其特别规则,最后略比国际法院60年来诉讼案件中的条约解释实践,并得出若干结论,以期对我国参加WTO争端解决有所裨益。     

论补偿协议的性质及其纠纷解决机制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25条所规定的补偿协议,其性质是行政合同,对该行政合同的缔结与履行,虽然吸收了房屋被征收人参与行政过程的理念,但仍然是《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施加给房屋征收部门与被征收人的行政义务。因此,补偿协议只具有程序上的意义,其纠纷解决方式并未制造新的诉讼类型,同时通过解释也可以避免与《行政诉讼法》相抵触。条例的创新之处在于改进了行政执法方式,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     

WTO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

世界贸易组织的相关协议对争端解决程序中的举证责任几乎没有规定,相关举证责任规则是由处理争端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发展起来的。在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中,谁主张谁举证是举证责任规则的基本要求,其标准是初步证明(证据)标准,这种标准实质上是一种推定技巧,而非终局的证明标准。提供充分的证据并说服专家组是举证责任的内在要求。不同诉因、不同条款可能影响争端方举证责任的分配。争端方是否满足了举证责任的要求,由专家组最终评估、认定,专家组在这方面享有相当大的裁量权。     

Africa in the First Decade of WTO Dispute Settlemen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largely been absent as players at theWTO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its first decade. In recentliterature, this has been attributed to a number of factors,among them, the low volume of trade with an export base oftencharacterized by single unprocessed commodities, a complicatedand expensive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adequate legal expertiseand a less litigious approach to possible disputes particularlywhen major trading and donor partners are involved. By showinghow and to what extent African countries have participated inGATT and WTO disputes, as well as in the DSU review negotiationsand other related processes, the present article argues thatthis weak participation by large sections of the WTO membershipis a danger to the long-term "predictability" function of theWTO, and could undermine the usefulness of the entire processeventually. It closes with various proposals on how the problemmay be address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