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浅析

法治是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方向,宪政则是在法治社会下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宪政是民主的政治,是西方社会历史演进的结果,是孕育于西方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当下我国一些学者提出了"儒家宪政"这一宪政建设的新思路。儒学和宪政这两者是否真的能如一些学者所说的能协调统一的结合,从而形成一种符合中国本土文化特征的、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呢?本文试对"儒家宪政理论"在我国的可行性问题进行分析。     

中国宪政之路若干反思

清末开始仿照西方立宪，到20世纪末已近百年。其具体路径是以国家为主导、以激进革命的方式推动宪政实践；脆弱的社会基础不能支持宪政；宪政发展模式上或盲目移植或自我封闭；中国宪政的主导思想是重理性主义而轻经验自由主义。这些就是百年宪政之路提供给我们的历史资源。当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时，又一次面临宪政道路的探索，反思一个世纪以来的宪政经验，具有重要意义。     

浅议中国古代农民社会与宪政之绝缘

宪政是从西方首先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西方特殊的历史背景孕育出了完政文化，同时宪政也是现今世界各国普遍所追求的目标，我国当然也不例外。我国几千年的社会是以农业和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在我国这样的社会历史中为何不能像西方那样产生宪政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变迁、朝代的更替为何总无法实现宪政制度，为何古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总是与宪政绝缘，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感悟宪政文化

宪政制度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宪政的成功,没有宪政文化的支持,宪法制度是不可能实施、确立与巩固的。中国百年的宪政道路也表明,宪政文化的缺失必将导致宪政工具主义,宪政必须以宪政文化作为其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从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民主、法治、人权是宪政的三大基本要素。作为一个独特的政治文化概念,民权是近代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宪政文化相互碰撞、冲突及融合的结果。民权与人权在权利范围、价值取向、主体资格等方面存在诸多区别。作为一种文化、一种制度的民权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和价值,但不可否认,民权保障并没有成为近现代宪政体制设计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实现近代民权向当代人权的接转,是当今社会主义宪政建设的重大课题,其基本途径为观念重构与制度更新。     

宪政与现代化

近代中国人对宪政的渴望,显然来自这一事实：近代中国社会在经历几千年未有的大变的过程中,并没有使出产于西方的宪政在近代中国扎下根来,宪政之名时常为学人和政治家所响唱,但宪政之实则未降临。于是,人们不得不深入探究宪政在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际遇,从文化上、政治上乃至话语文本的选择上深刻检讨推展宪政的种种得失,并为宪政寻找生长点和发育场,进而在学理和社会政治的双重层面上确立宪政的安身立命之所。围绕这些问题,王人博教授的倾心倾情之作《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主要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十分有益的思…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理性范式及其对中西宪政的文化制约

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是基于原始习得和传来因素而形成的、有支配力的精神统一体,其社会功能主要在于为文化共同体成员提供交流平台。文化研究是以认识论为核心的思维结构研究。从发生学和文化本质论的角度分析现代立宪主义可知:西方宪政文化是普遍理性在人类社会结构的表现形式,儒学文化由于普遍理性的缺失并未自生自发形成宪政文化。从一种过程和事业的角度看待宪政法律,应该从理性培育和法制保障两个角度践行宪政。     

西方宪政思想的流变以及对中国政治改革的影响

宪政是近代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体制,也是近代欧洲大陆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在这种政治体制下,欧美社会经济运行良好、人民福利待遇高。然而,宪政在欧洲的发展绝非一蹴而就的,而是几千年古老思想的积淀。相对于欧洲大陆风风火火的宪政运动,中国却是态度冷漠。直到19世纪中叶,宪政思想才真正被介绍到中国。由于宪政在中国没有思想根基,且当时的宪政运动更是照搬西方现成的政体模式,最后以失败告终。在当代中国,我们应该看到西方社会宪政制度的变迁,学习西方宪政的一系列成功的改革措施,来调整我国政府的结构、变革一些陈旧的观念,以便于更好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政治文明。     

我国宪政思想的发展特点

中国宪政思想的百年发展与中国人变法图强的思想息息相关,本文试图在阅读和掌握比较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探讨宪政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变迁;从社会经济根源、社会政治根源、思想文化根源等方面剖析我国宪政思想发展变化的规律和特点。     

中国宪政的多元文化背景

在中国宪政文化的研究中有必要采取一种全面的文化观点，传统文化、社会主义文化、资本主义文化以及多民族文化共同构成了当代中国的多元文化背景，多种文化要素形成了一种矛盾的统一体，它们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作为中国现今的文化事实，它们将共同塑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宪政诞生于西方文化的母体但她属于世界。在建设社会主义宪政的过程中仅强调一种文化渊源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     

传统与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的历史机理

近现代宪政运动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但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政治法律文明发展的必然产物,是西方古代宪政文化要素在近现代的高度整合的结晶,是西方宪政文明发展的近现代形态。因此,要全面把握近现代宪政的内在本质、生成机制,必须深入探讨近现代西方宪政运动生成和发展的深刻的历史文化机理,从而为我国当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宪政国家建设提供有益的历史文化启迪。     

奠定宪政建设的文化根基——以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为基础

中国已历近百年的宪政建设,但时至今日,仍不得不说我们离宪政还有很多的距离。这当然是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认为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国的宪政文化建设还存在众多的误区。     

西方宪政发展的自由主义背景

近代西方宪政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自由主义发展的结果。自由主义为西方宪政制度的确立奠定了理论与价值基础。而自由主义文化背景的不同 ,又产生了不同类型的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自由主义理论的不断发展 ,又进一步促进了近代西方国家宪政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 ,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自由主义的相互影响与融合 ,对本国宪政理念和宪政制度的完善 ,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想 ,本身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自由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两种自由观 ,对宪政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并出现了“消极宪政”与“积极宪政”两种宪政模式。在现代社会 ,两种宪政模式的互动与平衡的实现 ,还需要在未来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宪政的实践中继续探索。     

中日宪政道路上的宪法工具主义之比较

自古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是中华法系的代表性国家,两国有着相似的文化传统和法律传统。然而,当近代西方法治文明的洪流席卷而来时,由于自身文化中法治传统的缺失,实施宪政,这一西方国家水到渠成之事,到了中国和日本就成了不得已而为之之举。因此,近代两国一系列的宪政措施实质上都是“宪法工具主义”影响下的产物。通过中日两国的宪政历程之比较．或许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     

宪政:中国的困境与出路——梁漱溟宪政思想研究

本文述介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法与宪政的基本看法 ,特别是他从不同人文类型的观照中对于中国模仿、移植西方宪政的困境的分析 ,有关中国走向宪政之路的思虑 ,同时并述及各种政治力量对此所作的反应 ,指出在中国近代百年宪政思潮中 ,梁漱溟宪政思想的特立卓越处。     

欧盟多层宪政体系分析

欧盟宪政从历史的眼光看,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发展的体系。欧盟宪政模式继承了宪政的基本要素,即权力的分立、对抗与合作。但欧盟在体制上还存在诸多矛盾,欧盟缺乏直接有力的超国家机构,没有完全构建真正意义上的实体＂硬件＂,因此现行的欧盟宪政也仅是一种低密度、低层次的宪政。欧盟有其特殊性,各成员国与欧盟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法律等诸多因素中相互交织、相互竞争、相互合作,这种竞争构成一种制约与平衡,而这种过程是一种在宪法约束下的动态平衡过程。     

论基督教幽暗意识对宪政权力限制的影响

宪政制度是近现代政治发展的产物,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其产生于基督教文化息息相关。权利限制是宪政制度最重要的核心价值,这一价值的产生来自基督教文化中幽暗意识。基于基督教对人性二元认识的幽暗意识,西方社会发展出了制度理性的现代国家宪政制度。     

自由、宪政及其关系——解读中国宪政运动的自由之结

自由是近现代西方社会的基本价值,是其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石和源泉。宪政是在自由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自由乃宪政之根。对近现代中国而言,宪政的困境有两个一是社会价值系统的缺失,传统中国很难发掘出用来构筑宪政制度的思想资源;二是历史语境的错位,在严酷的二十世纪里,中国的宪政建设并不具备适宜和充分的条件。中国宪政制度的生机寄托于这两大困境的消除。     

路径依赖与基因断裂——日本百年宪政转型透视

日本历史上曾面临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抉择,也经历了两次不同宪政制度的转型.从制度与文化的意义来说,现代日本人的法律生活是一个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复杂互动过程.在转型过程当中,日本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不可避免地带有鲜明的“路径依赖”特性,“作为意识形态的宪法”和“作为制度的宪法”之间的偏差使得日本人的法律生活呈现出巨大的断裂与鸿沟.然而,另一方面,新宪法并没有完全被“路径依赖”所决定,日本传统文化基因的传承也曾出现部分断裂,宪政文化趋于成熟,并最终演化为新宪法实施的生命力.上述两种不同的文化特性为新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不同方向的力量,并在不同利益集团的作用下构成了新制度的合力,最终共同决定了日本百年宪政转型的样态,同时左右着现代乃至未来日本人宪法生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