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职能的变革与和谐社会

透过对西方公共行政的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特征分析,可见当代公共行政职能转变的价值旨向是在追求社会的和谐。我国政府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既是我国政府公共行政实践在宏观层面的价值性规制,也是对世界范围内公共行政改革潮流的内在价值指向的应和,即要为社会和谐提供基本的公共行政实践前提。     

公共行政价值：回顾与反思——基于现代性的分析视角

公共行政价值反映了人们关于公共行政的希望、信仰和依托,是公共行政的灵魂与基石。在西方现代性的语境下,公共行政价值经历了传统公共行政时期、新公共行政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三大阶段的变迁。在主导和推动学科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核心价值观念的内在困境。回顾公共行政价值的历史变迁,并将公共行政价值置于现代性的语境下进行反思,有助于进一步把握西方公共行政价值的演变规律,推动新时期我国公共行政价值的建构。     

公共行政的价值基础

公共行政管理要以一定的价值为指导 ,行政管理中对价值的认识经历了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由片面到全面、由肤浅到深入的转变 ,这种转变是在从近代到当代的行政管理革命的推动下实现的 ,也不断为行政管理革命提供了价值指导。当代 ,中国正逐步展开一场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 ,厘清公共行政的基本价值对指导行政改革必将有着重要意义     

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对罗森布鲁姆价值框架的借鉴

中国公共行政学面临的学科价值危机是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般性问题,也反映了其在中国制度条件下的研究取向问题。公共行政学科价值源于公共行政实践及其发展需要,必须与公共行政的当下实践形成呼应并有所指引。借鉴罗森布鲁姆的公共行政价值分析框架对管理价值、政治价值与法律价值在中国的可应用性和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表明,中国公共行政学科价值应正确反映和回应公共行政实践价值的内容和结构,中国公共行政学应加强研究中的价值自觉,对不同公共行政价值进行适当平衡,并实现与公共行政实践的衔接。     

寻找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均衡之美——读《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有感

新公共服务理论不仅为中国公共行政改革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而且启示中国公共行政改革务必明确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主次与辩证关系。在中国行政改革面临现代化和后现代化的双重夹击下，结合登哈特教授的观点，应该从宪政主义与管理主义两种取向、国内与国外两种资源、战略与战术两种安排三个均衡点入手，实现中国公共行政改革的均衡之美。     

论公共行政正义三重伦理维度的统一

人性的根源与公共行政的复杂性决定了公共行政伦理解读的多重维度。作为公共行政首要的核心价值,公共行政正义既体现了民主社会自由、平等的价值追求,也蕴涵着公共行政本身所具有的对公共利益的价值取向,同时也是公共行政人员德性的体现,包含了义务论、目的论、德性论等公共行政不同伦理视角的全部主题。统一伦理以公共行政正义作为这三种相互冲突的道德哲学统一与平衡的价值基础,体现了在现实行政实践中三者相互矫正融合的思考路径,从而提供了一种在行政实践伦理决策中和解价值冲突的伦理应用系统。     

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基于公共行政人员的多价值冲突分析

公共行政人员在处理公共事务过程中,存在多价值冲突现象,导致了行政责任的不明确性和行政活动的不道德性。造成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解决公共行政人员多价值冲突问题,就必须以政府＂公共人＂的伦理价值定位,提高公共行政人员对公共性的认识,正确引导与树立公共行政人员的伦理价值取向。     

公共精神及其对构建新型治理模式的意义

公共精神是公民和公共管理者在对国家的政体价值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乐善好施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结合体。公共精神包括公民精神和公共行政的精神两个层面。重塑公共精神,对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回归,公共行政改革的理想目标和愿景的实现,强化公民参与意识和塑造公共管理者的行政人格至关重要,有利于新型治理模式下＂良治＂状态的实现。     

探索重塑公共行政公共性的路径

20世纪中后期,随着官僚制理论征服了公共行政实践,公共性的缺失引起了行政学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对其作出了严厉的批评,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重建公共行政公共性的方案。其实,公共行政公共性的回归不是一个简单地要求公共行政重新获得公共性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对公共行政的价值取向作出重新定位的问题。从理论来看,需要从根本上改变行政学研究的技术中心主义路线,让从属于公共性的价值统领行政管理技术。就行政实践而言,公共性的回归则意味着政府目标的重构,即从政府本位主义转向以社会为中心。也就是说,公共性的回归是治理模式的重构,是朝着建构新型民主治理模式的方向政府改革运动。对于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回归而言,无论是新公共行政运动的理论畅想还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实践努力都是无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对公共性的共同追求中,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公共性危机”的问题,从而建立起拥有实质公共性的公共行政。     

弗雷德里克森的“公共行政精神”论析

"社会公平"是公共行政的"第三支柱"。弗雷德里克森通过对公共行政的领域问题、公共行政的公正问题以及公共行政的伦理问题三个方面的研究,提出了"公平与公正"问题是公共行政的精神与价值,公共行政应该完成从效率、经济导向向公平正义导向的转变。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公共管理者如何去践行这些价值。     

中美警察治安调解比较研究

治安调解是我国主要的基层公安工作之一,具有明显的中国警务特色。在美国,随着社区警务运动的兴起,对治安问题进行调解也正扩展为警察的新职能。比较研究中美警察治安调解发展过程中的特点,有利于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发挥调解对维护社会治安起到的优势作用,探索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治安调解体制,促进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     

欧洲福利国家公共服务对我国的启示

在欧洲有着悠久历史并给各国人民带来了幸福美好生活的社会福利制度和公共服务,从高福利开始逐步造成了各国家的高税收,继而导致生产的高成本、社会的高失业率和国家竞争力的减弱,如何在不过于影响人民现有福利水平前提下走出这个怪圈,已经成为欧盟与各成员国政府公共服务改革与创新的一项主要议程。欧盟福利国家的经验启示是:我国社会公共服务要量力而行,社会保障服务要以救援为主,社会保险应引导自助为主,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应选择市场化为主。     

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基础

构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是目前我国公安机关面临的重大课题之一。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构建必然需要理论支撑。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环境预防论、社会控制论、系统论、公共安全理论、社区警务理论等。     

我国青年社团的成长与社会资本的建构

社会资本主要是指建立在信任和互助合作基础之上的社会关系网络,它是社会发展所必需的资本之一。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与社会资本存在着结构性的制约与依存关系。目前,我国青年社团的发展环境仍然存在很多困难,对我国社会资本的建构形成了一定的制约。因此要大力培育我国的青年社团,推进政府与公民、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良好合作,促进我国社会资本存量的提升,并最终促成我国善治的实现。     

社会资本与人们的政治参与——基于浙江省的问卷调查

本文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了当前人们的政治参与.研究发现：其一,当前我国公民的政治参与很少,但是参与方式呈现多元化,并且个人维权参与多于集体维权参与;其二,社团参与、人际信任和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作为社会的资本,对于人们的政治参与具有积极作用;其三,培育社会团体、增强人际信任和人们对于社区公共事务的关心是当前促进人们政治参与的途径.     

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下我国农村治安防控体系构建研究

社会资本理论为我国治安管理理论和实践导入了一种全新的研究范式。以推行农村社区警务为契机,挖掘农村现有的社会资本存量．大力培育农村良性社会资本,是完善我国农村治安防控体系的新路径。为此,要推动农村社区文化建设,培育信任社会资本;加强规范社会资本的培育,建立农村治安自律机制;组建农村治安网络,实现农村治安防控主体的多元化     

利益表达视角下对群体性事件的若干思考

由于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建设发展的协调性不够,各类社会矛盾和社会热点问题不断增多,并在特定情形下以群体性事件的形式显现,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负面因素。为了促进社会和谐,公安机关要配合党委政府构建起“依法维权、违法必究”的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法治化利益表达秩序,并且在群体性事件处置工作中把握好现场情势判断、法律法规适用和公共关系建设等环节,维护好社会稳定。     

他山之石：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公众参与社会管理是我国政府当前的一个新的重大议题,国际社会已有这方面的成功模式和经验。从巴西、美国和北欧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模式中可以看出,一定程度的社会民主、政府信息的公开透明和公民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对公众参与社会管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些成功经验对我国政府推动公众参与,完善社会管理格局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社会公共组织及其成员的权利救济分析

加入 WTO后 ,社会事务管理的结构性缺陷 ,已严重阻碍着我国政府体制改革的步伐。本文在对社会公共组织进行定位的基础上 ,指出培育社会公共组织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 ;同时 ,只有将社会公共组织在行使公共职能时与其成员之间的纠纷纳入行政诉讼中来 ,才能最终在国家、社会、个人之间建立起政治生态平衡。     

社会环境的变化对警察执法公信力的影响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公安工作所面临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近年来,我国警察执法公信力之所以受到各方的关注,其原因不仅在于公安机关本身,还在于公安工作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如行政权力干预、民生问题、公众的认知、新闻媒体的报道等都会对警察执法公信力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