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侦查权的制度逻辑与时代走向

检察侦查权与检察机关在历史上相伴相生，我国的检察机关享有侦查权早于其获得“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二者并不存在先天关联性。在宪制体系中，检察侦查权是侦查权配置的总体逻辑和检察机关基于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交融建构下的产物。受到宪法实施过程中“法律监督机关”之功能定位的影响，检察侦查权逐渐由“追诉型”侦查权演变为“监督型”侦查权，这种转型对维护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保障检察权的统一行使和有效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以“监督型”侦查为目标导向，检察机关应紧紧围绕“法律监督机关”的本位对检察侦查权进行体系化建构，在此基础上重组独立的侦查部门和侦查队伍。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时代背景下，还须探索检察机关在检察侦查活动中监督监察机关的路径。     

我国宪法上检察“机关定位”及其意义探析

一般宪法学上所谓的“机关定位”是指通过宪法把统一的国家机构按其性质和职能分设为各个不同的国家机关。并通过宪法或专门的法律规定各国家机关的活动原则、方式及它们之间的协调或抗衡的相互关系。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是“法律监督机关”,这种“宪法定位”既确定了检察机关的性质,又彰显了我国检察机关及检察制度的特色。其中蕴含了我国宪法、宪政、国家机构、司法制度、检察机关与检察制度等一系列深刻的意义。     

理论与实践深度融合 促推检察公益诉讼立法——2023年公益诉讼检察理论与实践发展综述

<正>党的二十大报告专门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对制度发展提出新的更高要求。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公益诉讼检察工作迈过了全面实施六周年的时间节点,检察公益诉讼立法工作全面推开,制度实践与理论研究均呈现蓬勃发展态势,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一、2023年检察公益诉讼实践发展情况（一）以专门立法为牵引,持续为检察公益诉讼夯实基础、     

如何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的优越性

发挥中国特色检察制度优越性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一是落实《宪法》对检察机关独立性定位，合理配置检察机关与地方权力制约关系；二是强化外部监督，检察权在制约中实现有限制的独立；三是扩充检察监督职权和监督手段，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功能的落实。     

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合理性问题研究

刑事诉讼中检察监督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最鲜活的体现,也是唯一贯穿于刑事诉讼始终的一项制度。但长期以来,这项制度在立法上被虚置,实践中被严重弱化,监督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其合理性受到质疑。本文从当前影响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的关系入手,对其合理性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结合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提出合理构建我国刑事诉讼检察监督制度的基本路径,以期对推动刑事诉讼检察监督立法及规范检察实践活动有所裨益。     

以检察工作现代化服务大运河保护国家战略

党的二十大报告首次专门强调“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赋予检察机关更重的政治责任。扬州检察机关深知地处被誉为千年运河古都的扬州，服务保障大运河国家战略规划建设，是其高质量发展的新课题。通过分析制约大运河现代化发展的公益诉讼立法及相关制度不完善、检察供给不足等因素，提出探索“专精特新”的监督方式、协同一体的工作模式、构建完备高效的检察供给新格局，为大运河文化保护公益诉讼立法提供更丰富实践样本。     

当前检察法律监督权的立法缺陷及完善构想

建国以来，检察机关在行使法律监督权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问题．甚至出现了监督权不被承认的情况。但这些混乱情况并非由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我国在检察法律监督权方面立法不够完善及人们对检察机关的职能存在某些思维定势、对法律监督职能认识不清晰、不统一而造成的。这些缺陷并非不可治愈的“硬伤”，完全可通过完善立法、理顺机制、转变观念等来实现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是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法律监督领域的生动实践和原创性成果，对于充分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严密国家监督体系、不断提高和释放司法效能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检察监督应当有其边界，正确把握“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中发现”的要求，将具有可监督性的行政职权行为纳入监督范围。对于在个案中难以纠正的行政违法行为，不宜以个案检察建议的方式予以监督。检察机关开展行政违法行为监督应当厘清与行政公益诉讼的边界。     

初探中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

从理论上讲，改革我国的检察制度有许多思路可以选择。但就现实情况而言，我们要突破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必须首先要明确我国检察权具有权威性、专门性及具体性三个基本特点，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我国只有强化法律监督，从立法、体制及观念上予以保障，才可以突破检察制度改革的瓶颈，全面实现检察机关的检察职能。我们只有保证了检察权的宪法性和控权性，才可能在实践中保障检察机关充分履行其检察职能，真正实现“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新时期检察工作主题。     

虚假诉讼检察监督职能再定位

虚假诉讼在我国的典型存在，除了归根于我国社会信用体系不健全以及诉讼诚信原则的失范因素以外，与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以及调解制度的固有局限性也不无关系。检察监督对虚假诉讼进行规制和遏止具有天然制度优势。虚假诉讼检察监督权是兼有行政性质与司法性质的混合性权力。虚假诉讼打破了传统民事诉讼基本构架平衡，加强和完善对虚假诉讼的检察监督，应该参照权力制衡理念，以事后监督为主，兼顾事前和事中监督，坚持法律职业共同体理念，重在与各方协同，避免部门对立，并在司法谦抑与能动检察之间寻求平衡，推动虚假诉讼检察监督守正创新。要实现检察监督职能的理念更新和重新定位，检察机关应当在虚假诉讼治理中发挥先锋主导作用，通过立法进一步拓宽虚假诉讼案件来源机制，赋予检察建议刚性约束力，加强和完善检察机关调查核实权，构建“民事、行政与刑事”制裁三位一体的协同治理体系。     

中国语境下的“检察权”概念考察

“检察权”是我国《宪法》上一项由检察机关独立行使的国家权力。从概念流变来看,清末变法构建了现代“检察权”概念中的职权维度,在民国时期不断扩展。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人民检察制度建设中,“检察权”概念术语首现,并与苏联检察立法一并影响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检察立法,其内涵为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检察职权。1954年《宪法》将“检察权”概念宪法化后,拓展出了国家权力的意涵,确定了行使职权的独立性,并延续了法律监督属性。改革开放后,1982年《宪法》明确“检察权”为独立行使且具有法律监督属性的国家权力,在刑事检察方面行使职权。在现今中国立法中,“检察权”为独立行使、蕴含极强的法律监督属性、包含多项职权的国家权力,发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保障功能。     

论我国民事公诉与抗诉监督的辩证关系

民事检察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当今各国立法中均对检察机关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做出规定。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民事公诉权,而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监督权。民事公诉的缺失和抗诉监督的薄弱使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本文指出通过对国内外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结合我国制度现状,可以重新整合民事公诉与抗诉监督的关系,以民事诉权为基础,构建我国以民事公诉为主、抗诉监督为辅的民事诉讼检察制度。     

检察改革的价值取向和首要原则

检察改革作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正向纵深发展。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司法实践部门，思想空前活跃，研究探讨之风蔚为可观。见仁见智，这些都对当前中国的检察改革理论研究和实践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检察改革过程中，笔者认为，“强化法律监督职能”这一主题，是应当牢牢把握的。 　　一、法律监督是国家根本大法对检察机关性质的定位，也是检察机关的立身之本，检察改革必须以此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百二十九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国家根本大法鲜明地为中国…     

论我国民事公诉与抗诉监督的辨证关系

民事检察制度是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制度,当今各国立法中均对检察机关参与或提起民事诉讼做出规定.我国法律没有赋予检察机关完整的民事公诉权,而只规定了检察机关对民事案件的抗诉监督权.民事公诉的缺失和抗诉监督的薄弱使我国民事检察制度存在诸多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本文指出通过对国内外民事诉讼检察制度的比较分析以及结合我国制度现状,可以重新整合民事公诉与抗诉监督的关系,以民事诉权为基础,构建我国以民事公诉为主、抗诉监督为辅的民事诉讼检察制度.     

中国检察制度面临的矛盾与宪法价值回归

一方面,由于对中国检察制度行政检察监督宪法价值的迷失,法学界对中国检察制度质疑与反质疑的论战此起彼伏;而另一方面,行政法学者对行政检察监督的呼唤与检察机关如火如荼的行政检察监督实践遥相呼应。中国检察制度应然性与实然性矛盾的尖锐冲突,将推动中国检察制度在探索行政检察监督的法制路径中回归宪法价值。     

新时代检察职能一体化的推进与实现路径

检察职能一体化是司法体制改革检察环节的重要内容，也是新时代加强法律监督、促进公正司法、健全检察权运行机制的具体体现。检察职能一体化基于特定的时代背景、充分的实践需要以及自身的发展要求，赋予了检察一体化新的内涵。但也应当看到，我国检察机关在职能一体化的改革方面还有很大空间。检察机关应以系统观念为“四大检察”融合履职提供科学指引，统筹谋划从促进相关检察职能的一体发展、推动不同检察职能的有机融合、强化特殊检察职能的科学调配等方面探索检察职能一体化的实现路径。     

关于强化审前羁押的检察监督若干问题的思考——以“躲猫猫”事件为切入点

对刑事诉讼中的审前羁押实行监督,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监督职权,但无论是理念还是制度层面,都存在诸多薄弱环节。本文以“躲猫猫”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看守所非正常死亡事件切入,从“民主”与“法治”的视角,提出了当前检察监督审前羁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建议在现有机制下,从观念、立法、制度等层面加强对看守所的监管力度。     

民事检察监督若干焦点问题——以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为对象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检察制度进行重构,是民事检察制度一次重要的变革。一方面强化了检察机关对作为公权力的民事审判权的法律监督,使监督手段和范围有了新的拓展;另一方面,又对私法领域保持理性和谦抑,让当事人尽最大可能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实现权利救济,最大限度地由法院救济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民事纠纷,检察监督在一审、二审和再审程序之后嵌入,体现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及检察权的理性监督。本文就民事检察监督理念、抗诉前置程序、一审直抗、举证责任、执行监督、基层检察院民事检察职责定位等焦点问题提出可行性的意见,以期对司法实践和民事诉讼立法有所裨益。     

“法律监督”概念内涵的中国流变

我国的“法律监督”概念,乃是在借鉴和理解苏联的检察机关定位、监督职能和“检察监督”概念之基础上形成的。苏联法中的“检察监督”,是在维护法制统一的目标下,以一般监督为核心,以垂直领导为组织保障所形成的概念。基于对“检察监督”的认知,“法律监督”在中国最初是作为一个法学概念被提出,并初步完成概念转型。“法律监督”入法成为法律概念后,在中国法的语境中生成新的意义,最终获得宪法上的内涵并具有了中国化的理念和制度内涵。在强化诉讼监督及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和“四大检察”新格局下,“法律监督”在职能维度成为一个具有宪制基础并拥有广泛监督职能的专门制度,是党领导下法治建设的重要成就之一。“法律监督”概念的核心内涵已经定型,但职权配置方面依然处在动态演进之中。     

法律监督语境下检察文化的内涵

检察文化与检察实践相生相伴。法律监督是透视检察文化的最佳视角，法律监督的价值理念是揭示检察文化内涵的精神标识。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职能定位决定了新时代检察文化的根本立场是政治忠诚，核心价值是客观公正，主体定位是公益代表，基本品相是清正廉洁。新时代检察文化的内涵塑造，需要注意区分检察文化的物质载体与检察文化本身，应从选树检察文化品牌、培育检察英雄模范、宣传检察典型案例、打造检察文艺精品等方面能动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