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贿共同犯罪若干问题探究

由于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取消了明确规定受贿共同犯罪的条文,因而理论上对受贿共同犯罪是否继续存在产生了认识分歧。考察受贿罪的立法沿革,结合刑法理论和"两高"新类型受贿犯罪的司法解释,可以得出受贿共同犯罪依然存在的结论。构成受贿共同犯罪不仅要求共同故意也要有共同行为。这种混合主体的共同犯罪在形式上既有共同实行犯,也有教唆犯和帮助犯。受贿共同犯罪中的帮助行为与介绍贿赂罪之间具有明显界限,实践中认定受贿共同犯罪必须区别对待。     

建议设立公司、企业、其他组织人员受贿罪

现行刑法对自然人受贿类犯罪的立法规定存在着缺陷 ,宜修改刑法的现有规定 ,把刑法中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这一罪名修正为公司、企业、其他组织人员受贿罪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犯罪的刑事政策之省思

为了惩处非国家工作人员利用公共权力受贿的行为,中国刑法反腐败体系先后经历了以共同犯罪模式处罚到以单独犯罪模式处罚,以及由司法解释探索处罚规则到由刑法典直接规定罪刑规范的转变。司法解释格外关注对与国家工作人员有共同利益关系的非国家工作人员的处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解决司法解释产生的刑法真空而设,但是又出现了新的法律障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一般化应是今后的完善方向。     

受贿罪主体问题初探——兼评《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

受贿犯罪是一种典型的职务犯罪,不仅严重败坏社会风气,而且动摇执政根基,为国内外统治阶级所重视。截止《刑法修正案（七）》中对利用影响力受贿内容的增加,我国受贿罪的主体范围在不断扩大,并逐渐与国际接轨。本文拟对受贿罪主体界定存在的问题,制约受贿罪主体范围的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的进步与不足进行评析,以期对我国受贿罪主体的理论研究、立法与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解析受贿犯罪认定中的若干疑难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法发[2007] 22号,以下简称"两院"司法解释)发布之后,司法机关在受贿个案的处理中遇到不少适用难题。虽说从刑法理论上讲,"两院"司法解释并非独创刑法禁止性规范,不存在     

贿赂用于单位活动及受贿心理的认定

受贿罪是刑法理论界长期争议的热点，也是司法实践中认定的难点之一。修订后的刑法基本上沿用了原刑事法律关于受贿罪的规定，司法实践中罪与非罪认定的矛盾仍较为突出，本文拟就行为人接受他人财物后用于单位活动的性质以及受贿心理的认定期限等问题提些看法。一、接受他人财物后用于本单位活动的性质认定问题行为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接受他人财物后未据为已有，而用于本单位的日常开支，生产经营活动及其它活动，是否构成受贿罪，“两高”原司法解释没有涉及这一问题，刑法修订后新的司法解释没有出台，司法实践中对此类行…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主体的认定

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的行为主体属于特殊主体,限于公司、企业及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现行司法解释对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行为主体的规定存在两方面问题：一方面,其他单位工作人员的范围不明;另一方面,不同身份行为主体共同受贿时的定罪条款存在不合理之处,理论上相对应的主犯性质决定说同样存在缺陷。关于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应将“从事公务”作为判断行为人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的主要依据。国家工作人员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各自利用职务便利共同受贿时,应采取分别定罪说的基本主张,认定前者成立受贿罪,后者成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探讨

《刑法修正案(七)》新增罪名"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作为刑法第388条之一。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相对传统的贪污贿赂犯罪而言,是一种新型贿赂犯罪。结合司法实践,需对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法律适用问题中的主体认定、影响力的认定、"不正当利益"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相关共犯的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对应行贿行为的处理,以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的定罪量刑标准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对司法实务和立法完善有所裨益。     

也谈受贿行为的两个构成要件:与林新法商榷

《检察实践》1999年第五期《受贿行为对法律的规避及立法缺陷弥补》(下称上文)中谈到《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对受贿行为的犯罪对象仅规定为“财物”(包括金钱和财物)不合理,对受贿罪客观要件“需为他人谋求利益”不合理。该文作者林新法认为,一、受贿对象应包括《刑法》规定的财物性利益如获取     

如何完善受贿罪的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体系中(包括刑法典、单行法规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受贿罪的规定前后不一。除司法解释外,仅以刑法和单行法规而言,就有多种不同规定,导致难以统一掌握使用。因此亟需对刑法体系中有关受贿罪之规定给予修改完善。一、应统一受贿罪的概念刑法第185条规定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1条第2项规定为“国家工作人员索取、收受贿的,比照刑法第155条贪污罪论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第4条第1款又规定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浅析若干典型共同受贿的司法认定

腐败是一个世界性的社会问题,也是困扰当今中国社会的难题。受贿罪作为腐败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受贿罪虽然是一种传统犯罪,与此有关的理论研究也历久弥新。然而迄今,理论上和实践中对受贿罪仍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议,特别是共同受贿问题,这给司法实践微添了几许苦闷与彷徨。笔者根据现行刑法的规定,从刑法学界对共同受贿的若干典型类型入手,结合个人对共同受贿的理解,对共同受贿问题予以剖析,望对司法实务中正确认定共同受贿犯罪有所裨益。     

对贿赂罪的立法建言

我国现行《刑法》把行贿罪和受贿罪作为一种对合关系规定在一起,在司法实践中看,存在不少缺陷:一是由于对合关系的影响,行贿和受贿双方都想把真实情况隐瞒起来,因为谁说出来都要受到法律的追究,这样就给检察机关的侦查工作带来很大     

论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的取消

受贿罪在我国是倍受关注的一种犯罪。虽然近年来的反腐败工作不断取得成果,但是整体上受贿犯罪并没有下降的趋势。究其原因,与《刑法》中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这一要件的存在有一定关系,该要件不能体现受贿犯罪的真正客体,并且为司法实践增加了极大的难度,一定程度上轻纵了该类犯罪。本文将对＂为他人谋取利益＂要件进行评析,并阐述了从刑法条文中取消该要件的合理性。     

“关系人”受贿的定罪规则体系之思考

刑法修正案(七)和以往若干司法解释对于"关系人"受贿问题的系列规定,形成了"近亲属"、"特定关系人"和"关系密切的人"等不同术语,它们之间的内部关系错综复杂,由此导致了"关系人"涉及受贿犯罪时定性规则的复杂化,对此进行梳理显得极有必要。同时,结合刑法修正案(七)来分析以往司法解释中关于不同"关系人"和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犯罪时的差异化犯罪成立标准的合理性,并以此来反思现有司法解释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也显得尤为重要。     

完善现行立法预防贿赂犯罪

我国现行立法对贿赂行为打击存在如下缺陷: 1.现行的《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对行贿、受贿立法处罚不等。表现在:(1)行贿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受贿人行贿,受贿人受处罚,而行贿人可以高忱无忧,这在立法上为行贿人实施感情投资,“放长线投大鱼”的行贿行为开了绿灯,为其未来可能谋取不正当利益准备了条件,是诱发受贿罪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潜在因素。(2)行贿人行贿数额一般达到10000元才够     

评“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本文从刑法关于共犯的基本理论入手分析了无身份的非国家工作人员与有身份的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可以成立受贿罪的共犯,包括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本文认为,以刑法取消原《补充规定》关于受贿罪的以共犯论处的条款为理由否定非国家工作人员可以构成受贿罪的共犯的观点既不符合刑法关于共犯的基本理论,又不符合司法实践。     

试论受贿罪的未遂

受贿罪是否存在未遂，这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问题。从刑法理论上看，受贿罪作为结果犯，在符合《刑法》第23条规定的“已经着手实行犯罪，由于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的”情况下，可以成立受贿罪的未遂。如受贿行为人在行贿人向其承诺行贿后，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但事后行贿人并未如约向其行贿．此时受贿方就成立受贿未遂。此种情况在司法实务中很少见。然而，笔者通过认真分析《刑法》关于受贿罪的法律条文，发现如果严格按照法律表述，大部分的受贿罪都可以轻易的构成来遂。笔者试将这个问题与同行们进行商榷。     

受贿罪客体比较研究

受贿罪的客体历来为中外刑法理论所重视。我国刑法理论对受贿罪客体的认识存在不周延之处,考虑到现实中受贿的各种情形,受贿罪的客体应为“职务和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公正性)以及社会对职务和职务行为的信赖”。     

我国受贿罪量刑地区差异问题实证研究

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地区对受贿罪的量刑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检验发现，这种差异的存在不能完全归结于受贿数额和量刑情节的不同，而是既与各地区对相同受贿数额的危害性评价不同有关，又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不同有关，还与各地区对从轻、减轻处罚幅度的计算不同有关；且不能排除是由其他因素所导致。研究结论表明，《刑法修正案(九)》和“两高”最新司法解释确立的“数额＋情节”的弹性定罪量刑标准亦难以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所以，需要因地而异地调整受贿罪的具体数额标准，明确从轻、减轻处罚功能的选择依据，统一量刑情节调节基准刑的具体比例，以尽可能地消减受贿罪量刑的地区差异。     

退还上交型受贿犯罪的认定

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罪是这样规定的:"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的丰富与发展,各种新形式的受贿犯罪层出不穷,犯罪分子开始采取借用一些经济活动方式来掩饰受贿,或者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和收受贿赂的时间间隔拉长,导致受贿罪更加隐蔽,更加难以判断.正是因为新型受贿犯罪打破了传统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的认识,给司法机关处理此类犯罪案件带来了较大的阻碍.本文正是通过《意见》在司法实践当中的具体认定,而非对犯罪的一般构成要件的论述,针对退还上交型受贿犯罪形式的认定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