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与文明的不断发展,刑事制裁中的轻刑化逐渐被人们所接受。死刑作为一个最严厉的刑种,经过漫长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今天比较完备的制度。我国现行的刑法典正确贯彻了慎用死刑的原则,体现了刑罚制度的进步和发展,为了更加严格地限制死刑的适用,我国应在立法上和司法上作出一些有益的改革。     

从死刑的存废谈毒品犯罪死刑的限制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死刑是资格最老的刑罚之一,其历史至少和国家的历史一样漫长。死刑又是发育、成熟最早的刑罚,当其他刑罚还处于萌芽幼稚状态时,死刑即进入了自己的“黄金时期”。死刑还是最早进入衰亡时期的刑罚之一,随着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商品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死刑的生存便出现了危机。死刑存废之争已持续了二百多年,从我国刑法来看,死刑仍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于死刑的适用还较为广泛。在现代法治社会里,死刑的设置与适用应极为慎重。对毒品犯罪的死刑使用应当予以必要限制。     

当代中国限制和减少死刑的理性选择

从死刑的历史演变、死刑威慑目的不可靠性和死刑对国际合作打击犯罪的障碍等方面看,死刑应该废除。但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和民意的制约,当前还不能废除死刑,而应当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建议从制定死刑复核程序的司法解释,解决死刑复核庭的职能分工问题,从严控制死刑适用的条件,扩大死缓的适用范围,以及增强审判公开性和透明度以消释大众疑虑等方面着手逐步减少、限制死刑。     

论中国死刑的限制

死刑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的刑罚方法,由于死刑是刑罚体系中诸多刑罚方法中最重的一种,因而又称极刑.随着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死刑这一残酷刑罚方法备受质疑,废除死刑已成为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如今中国,在推行法治重视人权的现代文明背景下,人权观念已深入人心,虽然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尚不具备,但我们应该贯彻"少杀、慎杀"政策,科学地设置死刑条款,进一步完善死刑的复核制度,正确掌握死刑适用的具体标准,不断促进刑事司法公正,严格限制和减少死刑的适用,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从最高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看中国死刑限制制度的历史

死刑剥夺人的生命,是最严厉的刑罚。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改革是保障人权的体现,同时,从中国死刑限制的历史来看,又是中国古代慎刑恤杀的死刑限制法律传统的继承与发扬。     

我国现阶段限制死刑适用的构想

在当今国际社会中,废除死刑是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我国废除死刑也是必然的.但我国现阶段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死刑废除还不能被立法机关及大多数民众所接受.那么就需要在制度层面和操作层面上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努力减少死刑的判决和执行,以期让废除死刑在我国成为可能.因此,完善死刑限制制度是我国的当务之急.     

限制死刑,还是扩张死刑？——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证研究

我国死刑立法技术,实质上扩张死刑,形式上却隐藏死刑：总则以貌似限制死刑的法文,放宽死刑适用条件;分则以罪名变更、罪状重组的方式,使死罪数量明减实增;死刑个罪或扩大罪状外延、缩小其内涵,以扩大覆盖面,或以援引、分割、转化、竞合的方式隐藏死刑。扩张死刑源于对刑罚效益规律的误读,降低了刑罚配置的整体效益;隐藏死刑源于轻刑化的外围压力,降低了死刑自身的效益,最终陷入死刑＂越限制越泛滥＂的怪圈。     

死刑制度改革论纲

死刑是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古老刑种,有关死刑存废的争议已持续了二百多年。我国虽然是一个保留死刑的国家,但是死刑在我国应严格限制。因为我国已加入了有关严格限制死刑的国际公约。另外,从保护人权的角度,也要求我们限制死刑。为此,我国的刑事诉讼中有关死刑案件的审理程序要进行相关改革,如增加刑种﹑在诉讼程序中更加注重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加大死刑案件法律援助的力度等。上述措施是为了确保死刑案件的公正审理和判决,同时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     

漫议我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及死刑的司法控制

中国限制死刑的理性抉择之路是要逐步废止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再逐步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最后彻底废除死刑。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要充分发挥死缓限制死刑适用的作用以及时目前的死缓制度加以改进,来实现对死刑的司法控制。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

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会减少。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平衡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舆论审判”之间的冲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死刑司法程序控制研究

死刑司法程序控制是限制死刑的众多方法中的一种,通过严格运用刑事程序法中关于辩护制度,证据制度、审判程序、死刑执行的相关规定,将死刑控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是必要的、可行的,对于现阶段来说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问题思考——兼论毒品犯罪限制适用死刑

我国刑事立法中对毒品犯罪的刑罚适用经历了一个从严趋缓再转严的发展过程。毒品犯罪是当今世界仅次于恐怖活动犯罪的最严重的国际犯罪,国际刑法对之也作了专门规定。我国现行《刑法》对毒品犯罪适用死刑的规定,固然有历史与刑事政策的原因,但从预防犯罪和国际刑罚的发展趋势看,应当通过扩大财产刑和自由刑等措施限制适用死刑。     

论影响美国死刑废除之主要关联因素

经过200多年死刑存废之争的洗礼,废除死刑已经成为了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在这样一种国际环境中,美国未来的死刑废除不仅仅是一国国内的法律事务,更是国际和美国国内共同关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事务。面对美国的双轨制法律制度、死刑分布情况的南北巨大差异和死刑的误判,考察影响美国死刑废除中起到重大作用的联邦最高法院、各州法院、总统和国会的功能对研究美国死刑具有重要意义。     

续存、限制、渐废：再论中国刑罚之死刑命运

死刑终归与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程不协调,本次《刑法修正案（八）》顺应废止死刑的国际刑事政策潮流,取消了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无疑是我国刑事立法的一大进步。但是我国现阶段仍不具备立废全部死刑的成熟条件,尚须在保留死刑的前提下,从立法、司法、政策及民众思想上创造限制死刑到全面废止死刑的条件。     

也论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应该有年龄上限——基于历史和刑法的视角

我国是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国家之一。我国限制死刑适用的重要途径就是限制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范围。我国刑法明确规定对犯罪时不满 18周岁的未成年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得适用死刑。但是我国刑法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应否有一个合理的上限这一问题却较少涉及。我们将从历史和刑法这两个视角来对这一问题进行审视并认为我国刑法中应当合理设定适用死刑的犯罪主体的年龄上限 ,从而通过对适用死刑主体上的限制进一步限制死刑的适用。我们认为 ,这也是我国限制死刑适用比较理性的选择之一。     

死刑限制而废止的程序之维--兼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死刑制度是我国重要的刑罚制度,关于死刑存废问题学界一直都有诸多争论,大致可分为"限制"和"保留"两派观点.持保留观点的学者认为,目前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尚不具备,新刑法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对死刑做出的限制性规定,足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死刑的负面影响.然而在我国刑事司法程序保障严重缺失的情形下,加之舆论的牵制以及对民意的"高度重视",司法机关时常会作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回应.死刑的限制性规定在强大民意的压力下很难发挥出立法者们所期望的保障"少杀、慎杀"的功能.由限制而废除才是我国死刑制度的必走之路.     

人权保障与死刑限制

废除死刑和轻刑化是当代世界刑法发展的趋势。中国根据自身国情,建国初期就提出了不废除死刑,但坚持少杀、慎杀,防止错杀的刑事政策。在现阶段,保留死刑,严格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是中国的重要刑事政策。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一项重要的宪法原则。《刑法修正案(八)》首次取消了13个非暴力性经济性犯罪的死刑,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死刑罪名由68个减少至55个,在世界上保留死刑的国家中是少有的,应当从立法上进一步减少非暴力性的经济犯罪和财产性犯罪的死刑,为批准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做好准备,还应当探讨死刑取消后的替代措施以及如何从司法上严格控制死刑的适用。     

论死刑执行命令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10条第1款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和核准的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应当由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发执行死刑的命令。既然死刑执行的唯一根据是死刑执行命令。而且必须经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签字，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签字只是形式上的，不具有实质意义的审批，而且也缺乏任何弹性。作为死刑交付执行的必经程序，死刑执行命令并没有发挥其应有的功能。我国应赋予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对死刑执行的最后决定权，进而设立死刑免于执行制度．以期从程序角度寻求切实可行的办法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     

死刑限制适用与“舆论审判”的冲突与平衡

死刑案件统一由最高院行使复核权，死刑的适用和实际执行数量必然将会减少，这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下死刑限制适用的重大刑事政策制度的推进。“杀人偿命”、“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社会治安形势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我们常常可看到媒体这种“大快人心”的“舆论审判”报道。减少死刑实际执行的数量，法院无疑将面临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特别是来自借意“民声”的媒体“舆论审判”的压力。如何去化解这种种压力，平衡科学理性的死刑限制适用的新刑事政策与激情的“舆论审判”间的冲突，无疑将十分考验法院刑事审判胆魄和智慧。     

我国现行死刑缓期执行制度研究

死刑缓期执行制度是我国独创的一项制度。我国刑法对死缓的适用条件、处理方式规定不足,在具体司法实践中应贯彻＂坚持少杀、防止错杀＂的死刑政策;执行死刑时对严重故意犯罪之＂严重＂应有一个明确的界定标准;对有重大立功情形的死缓罪犯应区别对待、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