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国家安全与对外援助——中国援非政策演变再思考(1970—1983)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发生了由援助换政治到援助推发展的演变,通过调整力度与广度的界限,援助重心由实现革命外交转至现代化发展与国家安全战略。由于在安哥拉内战中未能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以苏划线的政策使中非关系陷入困境,加之国内政局变动,中国自1976年开始着手改变援非政策,逐步摒弃以援助换政治的原则,乃至放弃援助莫桑比克以改善自身在非洲的战略困境。改革开放道路确定之后,资源有限前提下的现代化战略开始限制对非援助的规模与让渡性,并以此形成对外援助政策的上限。同时,以反苏为主线的国家安全战略促使中国提高对第三世界的战略定位。在亚洲建立并支撑两个战略支点的同时,中国在非洲维系最低限度的援助以干扰苏联的全球部署。这一时期中国的对非援助政策在由国家安全和现代化两大关键因素构成的合理战略区间内灵活调整,进而援外部门通过将无偿援助与军售、有偿项目承包等国际经济合作措施相结合,开始实现援助与收益的平衡,有效化解了现代化和国家安全之间的张力。与现代化道路和国家安全战略维持动态平衡,是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中国对外援助良性持续的根本前提。     

国际冷战、革命外交与对外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形成的再考察(1956—1965)

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应置于20世纪50、60年代中美苏台三国四方在非洲不断升级的冷战竞争背景下进行重新考察。对于中国而言,对外援助是国际冷战条件下推动革命外交的政策工具,援助经历了从量力而行到适当照顾再到全面支持的升级。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利用援助推动非洲地区的中左派力量结成反帝反修国际统一战线,同时向非洲国家展示和传授自身的革命与建设经验,引导它们学习中国道路。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过程显示,革命外交方针之下的国际统战以及由国际冷战造成的道路选择,综合成为中国走向全面援非的主要因素。与此同时,这一对非战略导致中国对非援助在此后很长时间内趋于非经济利益导向,难以实现义与利之间的平衡。     

中国援非农技专家角色分析——以中国援非农技组派遣项目为例

通过对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和国内相关项目管理人员的访谈,以及对项目相关政策、文件和媒体报道等二手资料的分析,本文试图理解中国援非农技专家作为龙的礼物之一,在构建中非关系的实践中所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从而探析中国与其他国家在对外援助领域的根本差异。中国援非农技专家在援非工作实践中除了完成个人的利益诉求,其所扮演的角色还呈现出非职业化、高度政治化和去个体化的国家代理人特征。这一角色所赋予的内涵远远超过农业技术本身,而在文化、政治等维度呈现出更为丰富的含义,这与美国、英国等传统援助国农技专家的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在现实中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对非农业援助的有效性。     

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

中国援外医疗队是南南合作的一种重要形式，至今已有45年的历史。本文以各种资料为依据，对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进行了系统梳理，订正了此前公开发表的有关援外医疗队的数字和媒体引用的数据，并着力探讨和分析了中国援外医疗队对中国外交与世界和平的作用和影响。中国援外医疗队不仅为非洲人民治病救人，也以其特殊身份为中国外交服务，并在传播平等思想、弘扬人道主义精神和加深对传统医学的认识等方面为世界和平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不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对非援助政策的形成

外援是一种跨国的财政转移支付，这种性质决定了外援是一种跨国的国家干预行为，并成为一种重要的、将援助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形态延伸至境外的重要工具。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利用援助的杠杆作用，为援助附加各种条件来实现其政策目标。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内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对外倡导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新型国际关系准则，因此，中国的援助表现出了与西方国家及前苏联援助不同的一些特色，不为援助附加任何条件即为其中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中国的援助在非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原因即在于中国的援助实践体现了一种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制度模式，以及新型的、不同于新／老殖民主义的国家间关系。     

农技援非(1971—1983):中国援非模式与成效的个案研究

大陆顶替台湾在非洲农耕队援助计划是探讨冷战时期中国对非援助模式与成效的典型案例。大陆农技专家通过施行自办公助策略、建立具有社会主义潜质的合作社、施行农业八字宪法、传播大寨精神等措施,力图在非洲建立与大寨高度类似的农业生产模式,使非洲国家的农业生产真正自力更生,进而证明中国自身发展道路的优越性。但这种农业生产模式与非洲国家的自然和社会条件冲突,顶替援助未能实现最终目标。今天对非农业援助正在成为中国对非经济合作的重点,并且实行投资与援助相结合、以互利为目的的经济合作模式,但顶替援助这段特殊的历史过程仍有许多值得品味和总结的经验教训。     

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援助与国际发展援助的“共生”——援助国产业结构差异的视角

发展与援助在二战后的制度化结合是现代援助体系诞生的标志,对外援助的道德属性被框定为帮助受援国实现发展。但在现实中,西方和中国常质疑彼此的援助道德动机,前者认为后者的基建援助是"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后者认为前者的软性援助人员费过高、口惠而实不至、干涉他国内政。本文尝试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框架下,将对外援助决策的规范建构与理性选择双重属性理论化,发掘一国产业结构与对外援助政策间的关联性,以解释西方与中国对外援助的特征差异和误解来源。概言之,发展通过中间变量产业结构可以分解出发展理念、发展资源和发展压力等作用机制,影响一国对外援助的部门分配,因而工业国倾向基础设施与生产性援助,第三产业国则偏好投放专业服务类援助。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视野下,中国对外援助的偏好和结构具备合理性和正当性,不同援助方的发展援助既会产生竞争,也可互补共生,共同推动联合国"2030愿景"和新型全球治理的实现。     

中国对非减贫合作：模式创新与发展动向——基于“中非命运共同体”视域的考察

中非一直坚持构建命运共同体,在这一进程中如何实现减贫脱贫成为了无法避免的现实问题。如今的减贫合作新模式以构建“中非命运共同体”为基本方向,以多层次的共同体合作为主要架构,以共生性意识为行动理念,超越了西方减贫合作模式,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对外减贫合作模式的发展。中国对非减贫合作的模式创新推动了非洲减贫事业的长足进步,中非减贫合作在经济议题及非经济议题方面均出现新的发展动向,这也为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互利互助实现减贫目标提供了参考模板,有助于实现全球共同发展。     

试论新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1949—1965)

1949年至1965年,中国对外国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可分为几个阶段,并呈现出各自鲜明的历史特色:(1)1949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一边倒;(2)1954年以后,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在和平共处方针的指引下体现出灵活积极的态势;(3)1958年以后,受到中苏关系的影响,对苏东国家驻华使馆的管理工作逐渐收缩僵化;(4)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外国驻华使馆管理工作成为中国对外援助的组成部分。中国外交政策演变是影响驻华使馆管理工作变化及成效的主要原因。     

人文交流与新时代中国对外关系发展——兼与文化外交的比较分析

当代中国的对外人文交流已经成为文化和政治领域的一个较为突出的现象。本文尝试对人文交流的内涵和外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进行初步梳理和探讨。文化外交与人文交流的关系较为密切,且易于混淆,然而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文化外交属于政治进程,而人文交流属于社会进程,其参与者可以遍及社会各个层面,大体可分为知识界和大众两个群体。文化外交是服务于一国对外政策的单向活动,而人文交流是目标长远的双向进程。人文交流有自身的独立属性,唯有把它看作长期的、综合性的社会进程,方能把握其在国际关系中的意义。从长远来看,人文交流通过致密而复杂的社会交往网络,有助于促进国民间的了解,减少国家间的错误知觉,为国家间关系托底,成为国家间良性互动的象征和助力,增加促进国家间关系积极发展的权威性声音,塑造国家的人文形象。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现实问题——兼论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论战

20世纪经济学思想史中有两位著名的人物哈耶克和凯恩斯,他们之间的论战不仅对过去,更对现在乃至将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哈耶克与凯恩斯论战的主题主要是对于政府干预的态度。哈耶克认为市场经济可以根据需要自动地进行调节,政府的过渡干预会导致资源配置扭曲,阻碍经济的发展;凯恩斯则主张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政府干预来影响市场经济过程,他认为政府的干预能够减少市场经济的不稳定性,克服经济危机并改善经济预期。二者的论战虽然至今仍未有结论,但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我们可以通过借鉴历史得到经验和启示,以此来解决我们今天现实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找到适合我国国情发展需要的道路。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上)——“现代中国”的兴起及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问题

基于学者们关于现代中国的兴起的研究,论述传统中国到现代中国转型过程中思想与政治的连续性问题,应扣住新旧世界观的交替与思想连续性的创制、新旧政制的交替与国家连续性的创制两个重点,进而明确现代中国的特殊性要义根本就在于其与传统中国的连续性。显然这不是仅用来自西方的现代民族-国家概念就能够准确阐释的。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中)——“文明(体)”与“本土宇宙论”

中国应该是一个文明体。中国文明的时间性和空间性紧密结合在其本土宇宙论之中。中国文明本土宇宙论的特征,是我们超越当下的民族-国家视野以及当代的国族式的知识型以重新理解一个作为文明(体)的现代中国的基础所在。     

投资驱动、土地依赖与地方治理——基于中国地级市的实证研究(2003—2010)

寻找影响地方治理水平的因素从而提高地方治理绩效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从财政社会学理论出发,本文认为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加剧了政府与社会紧张关系,从而恶化了地方治理;而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依赖则是源于官员政绩考核与上世纪经济分权改革的制度设计。运用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相关数据,本文检验了上述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支持本文的理论假设:在晋升激励与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下,固定资产投资尤其是房地产投资则是影响地方政府依赖土地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地方政府的土地依赖症则恶化了地方治理,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投资则进一步锁定上述逻辑链条。此外,上述影响机制在地区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上述发现对于中国的发展与转型有着重要启示。     

“现代中国”观念的再建构(下)——“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的复合性构造

作为中国文明核心的本土宇宙论,其构成要件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论述。将中国文明的时间表述为一种作为横向时间的时势,将空间按照传统中国文明的天下观念并进行区域的再划分,从而把中国重新定义为一个文明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