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政党体制转型与日本对外政策

文章基于冷战后日本政党体制转型的具体内涵,阐释其对日本对外政策的深刻影响:总保守化引发对外政策的右倾,推动了1990年代中后期日美同盟的强化,并导致对外政策偏重意识形态考量;自民党、民主党两大政党的对外政策不断趋同,二者在有关政策的实施路径与方式上存有分歧,且并不限于两党之间,还存于两党之内;自民党政权框架下对外政策决定的“政治主导”色彩整体上得到强化,但民主党政权的“政治主导”改革则对对外政策决定产生较多消极影响;内阁更迭,有利于对外政策的理性调整,虽不大可能极端改变对外政策的基本架构,但过度频繁的内阁更迭必将损害对外政策的实施,不确定因素也在增加.日本政党体制转型能否顺应国际社会发展潮流,满足日本国家发展战略正确抉择的内在需求,值得关注.     

比较视野中的公民政策参与

公民政策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不仅能够为行政机关建构新的合法性来源,也可以为行政权力的理性化行使配置新的制约力量,这是公民政策参与受到世界各国普遍重视的原因所在。但是,基于不同的体制和制度安排,公民参与的效果又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我国公民政策参与表面轰轰烈烈、实际效果不彰的原因在于缺乏合适的权力体制的配合。因此,赋予公民以实体性的参与权,同时对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做出一定程度的调整,是摆脱公民参与困境的一个可能出路。     

议题塑造与偏好嵌入:区域型智库建设与大国的权势竞争——以ADBI、ERIA、IDE-JETRO为例

区域型智库已成为大国博弈和区域竞争的重要平台。亚洲开发银行研究所(ADBI)、东亚东盟经济研究中心(ERIA)、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是战后由日本独立创建或参与组建的三个代表性区域型智库。三大智库以区域一体化和发展援助合作为核心议题,日本在其核心岗位与主要职员、财政支持与资金分配、日常运作与基础项目等领域发挥了主导作用。在实践中,日本借助三大智库的"知识机制",在议题设置中建构话语、在汇聚共识中传递偏好、在区域贡献中塑造形象,从而使其有效地服务于整体外交战略和区域合作政策。"相对独立性"是三大智库成功的关键。中国在新一轮区域合作中日益展现出大国风范和进取精神,日本在区域型智库构建中的正反经验可资借鉴。     

中国智库建设10大关键词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近期,中办、国办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在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过程中,我们应深刻理解中国智库建设的十大"关键词"。关键词一:专业专业性是智库区别于其他政策参与者的本质特征。作为政府决策"外脑",智库的职能就是在决策过程中向治国理政者提供专业政策分析和决策咨询。随着党和国家面对的内、外部决策事项日益复杂,决     

陕西“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发挥智库作用的建议

国外已有人把智库看作是立法、行政、司法、媒体之外的"第五种"权力。国内实现从传统决策到现代决策的转型较为缓慢,教训很深。目前,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时代已经开启。建议在陕西"十三五"规划制定中充分发挥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及软科学各类智库的作用,包括借鉴上海等地决策咨询委员会的经验,构建以"省决策咨询委员会"为具体操作平台,"省信息中心"为信息支持平台的决策咨询新模式;以虚拟形式整合省社科院,省社科联和省科协及其所属各学会、研究会,省教育厅及各高校,省科技厅及所属各研究院所等力量,形成我省政策决策咨询类智库体系,在已有经验基础上,探索打造"省决策咨询委员会"的"升级版"。     

区域性公共产品、功能性合作与日本的东亚外交

积极扮演区域性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有效参与东亚的功能性合作,是战后日本东亚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从对外政策工具的视角出发,对日本在东亚地区供给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历史背景与战略考量进行简要梳理,从战后国际环境和日本国内经济社会变迁中追根溯源,分析其动机、资源和手段之间的互动辩证关系.在特定的战略制约下,创造性地利用已有资源,从而在既有条件下最大限度地实现国家利益和外交存在感,这既是吉田路线以降诸多日本外交战略倡议和政策主张的基本内核和共通之处,也是指导战后日本在东亚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和参与功能性合作的战略初衷.在实践中,日本通过国内“善治”经验的外化、新的安全理念和治理理念从国内到区域层次的映射与推广以及官民并举、多元行为主体协同参与等方式,在地缘政治制约、历史心理牵绊下较为有效地开拓了战略空间,改善了双边认知,增强了地区影响力和话语权.     

加强智库建设,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地方党委政府加强智库建设,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智库建设指示的重要举措,是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必然要求,是减少决策失误率的迫切需要。当前地方智库建设中存在着整体力量薄弱、效率低下、县区智库发展滞后、政策研究与决策咨询"两张皮"等问题。地方党委政府要从整合各类决策咨询资源、充分发挥"官方智库"作用、提升"高校智库"建设水平、推动"民间智库"发展等方面加强智库建设。     

对外依存与中国外交的战略自主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也带来了对外依存度偏高的风险,而经济上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存在密切的相互影响关系。回顾一些大国的对外战略可以看出,相互依存直接影响对外战略,对外依存度过高会导致战略自主性的下降,从而极大缩减战略选项,甚至在一些关键节点不得不诉诸战略冒险。中国的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的关系也经历了复杂的演变过程。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一度采取"一边倒"的对外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战略自主。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对外部市场、技术和能源的依存度不断上升,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中国对外战略的全面自主发展。因此,中国的大国战略必须在外向与内顾、国际与国内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更为合理地协调对外依存与战略自主之间的关系,将全面深度改革开放与全方位外交布局紧密联系在一起。唯其如此,中国未来的大国外交才能行稳致远。     

公民政策参与:实然描述、应然指向及行为改善

公民参与公共政策可以使决策过程更为民主、更为有效。政策参与不仅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也是公民的一种公共责任。当前,我国公民的政策参与仍然面临着诸多制约公民参与深入发展的现实困境。因此,需要在应然层面合理定位我国公民政策参与的目标指向,走出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的认识困境;在此基础上,从政府、公民以及心理文化等层面多点突破、合力共进,探索实现公民政策参与的路径。     

政策企业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及其启示

作为个体参与公共政策的一种重要方式,政策企业家在现代公共政策决策过程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有时甚至是关键性的作用。而随着我国社会发展、利益分化以及公民参与意识的提高,政策企业家在我国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很多领域也越来越活跃。研究政策过程中的个体参与以及政策企业家为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公共政策过程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同时也有利于我国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英国智库对英国对华决策的影响机制:以皇家国际事务学会为例

借助制度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理论范式,从"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切入,考察英国智库在英国对外决策体系的"塔形"架构中的位置,可以发现英国智库居于决策精英、政党、利益集团、媒体和学术界之间,是传递利益诉求、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行为体,在英国对华决策机制中亦发挥着显著影响。作为英国和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智库,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机制包括三个方面:(1)通过研究项目和出版物形成间接影响。(2)通过参加英国议会或内阁有关对华政策的专题会议,形成短期直接影响。(3)通过"旋转门"体制,形成长期直接影响。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影响英国对华决策的机制,既印证了"权力场中心空间"和"决策共同体"的理论视角,亦体现出英国智库与美国和欧洲大陆智库不同的特色。     

微观决策与宏观政策的冲突:官僚政治视角下的美国外援政策

美国的外援政策,以美国对外战略目标作为其政策目标,具有宏观性、全局性和长期性的特点。然而,外援并非简单抽象的跨国资源转移,而是由无数微观层次的项目和工程构成,并由众多官僚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这些官僚机构分属美国政府各部门,并且分布在世界各地,在外援具体事务中享有高度的自主裁量权。本文运用政治学中的委托代理理论,分析外援政策中的"委托人问题"对政策输出的影响。外援政策的特征,决定了官僚机构在美国外援决策和执行中享有高度自主裁量权。由微观层次上分散而自主的官僚决策所产生的外援政策输出,与既定的外援宏观政策目标之间必然存在偏差。外援分配的实际情况也表明,美国外援政策并没有根据对外战略目标变化而及时调整。相反,美国外援分配呈现出很强的惯性,而且外援分配实际原则和外援政策宏观目标之间存在明显偏差。因而,对外援政策的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所谓"外援战略"的宏观评述,而需要分析微观决策和实施层次的机制和过程。     

奥巴马连任后的美国内外政策评估

奥巴马总统在连任之后不仅仍将面临一个政治上严重分裂的美国公众,而且面临着一个民主党不占优势的国会,这将使他的第二任期在解决避免坠入"财政悬崖"、实施医保改革法、推动气候变化政策以及制定新的移民法等国内问题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在对外政策方面,奥巴马政府将继续把战略重心放在亚洲。文章对促成奥巴马政府做出战略调整的各种因素、其亚太战略的延续性与新变化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负面影响进行了分析,指出奥巴马政府进行战略"再平衡"的首要目标是为了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历史与现实

相对于其他利益考量而言,美国更多是从战略角度来看待南中国海的价值,而其基本着眼点则在于尽可能阻止任何一个大国单独控制这一战略区域。美国的南中国海政策既是其国家利益谋求的现实凝练与体现,同时又是其对外战略拓展的历史积累与沉淀。冷战结束后,南中国海问题成为美国防范、制约中国崛起的总体战略布局中一个新的斗争焦点,确保主权多元结构的长期化和永久化被认为是最符合美国利益的政策选择。不过相对于防范制约中国崛起这一总体战略而言,任何一种政策选择在美国看来都仅仅属于一种具体的战术问题而已。     

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影响因素与模式概化——基于江苏省“河长制”的QCA分析

将政策转移视为一个转移和非转移二元变量的研究无法深入到政策转移程度的差异。本文以江苏省12个地级市"河长制"政策转移案例(2006—2016)为研究对象,在识别政策转移案例中"复制"和"再生产"两种程度差异的基础上,应用定性比较分析(QCA)方法探索了资源禀赋、行政压力、政策需求、外部力量四大类因素对"河长制"转移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河长制"政策转移中的"政策再生产"的形成是多种因素组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变量的组合并非一元,呈现多元化格局。通过QCA软件的数据梳理排序得出覆盖率最高的四种组合,在此基础上概化出政策转移中政策"再生产"的三种模式:资源主导型政策再生产,行政压力、资源、社会力量复合驱动型政策再生产,政府和智库合作型政策再生产。     

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探究

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关涉公民切身利益、党的执政根基、重大决策风险、核心价值融合与社会稳定等,公民参与协商愿意强.其协商状况最易于体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优劣真伪.优化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是深入推进我国协商民主制度建设的重要任务,意义重大深远.我国民生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协商模式主要存在"决策型、动员型与...     

统战智库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价值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并在报告中首次提出了"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的重要论断。统一战线立足于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战略高度,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统战智库是具有统一战线性质和功能的特殊智库,是伴随着统一战线新形势新要求应运而生的产物,是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独特的优势和作用。     

美国“黩武主义”探源

美国"新黩武主义"或"新军国主义"是21世纪以来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国家安全政策,美国"黩武主义"对内把战争准备放在治国方略和国家安全战略的首要地位;对外把武力作为重要政策工具。其具体表现为长期维持着最庞大的军事机器(包括超强军力水平、广泛海外军事存在和庞大国防体制)、最为频繁地发动或卷入对外战争、始终把武备置于安全战略首位。美国"黩武主义"并非新现象,而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文化、法律—制度和经济—社会根源的外交与安全战略传统,在美国两党中都有众多拥趸。美国"黩武主义"虽然面临各种内外制约因素,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表现形式和实际影响不尽相同,但当今国际安全格局的单极性质,是其随时可能重新抬头的基本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