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与出路

本文论述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五个困境及相应的出路,困境之一"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成立本罪",国家工作人员如果没有利用其权力性影响力作用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而是利用非权力性影响力,可以成为本罪的犯罪主体。困境之二"与斡旋型受贿的关系",比较我国刑法中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影响力交易罪,应该将斡旋受贿行为规定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困境之三"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属性","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观的超过要素,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目的犯,且是一种短缩的二行为犯。"许诺说"是为了证明犯罪行为人主观上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目的的一种证明手段,不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为的一部分。困境之四"与受贿共犯的区别",结合两高的《意见》,分门别类地讨论了特定关系人、特定关系人之外的密切关系人、非密切关系人与国家工作人员之间能否成立受贿共犯。困境之五"与介绍贿赂罪和诈骗罪的区别",介绍贿赂罪的行为人是一种"掮客",本人不是行贿的对象。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行为人自己是行贿的对象,其利用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来获取行贿的财物。如果行为人没有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主观目的,有可能成立诈骗罪,因为请托人在一定的信赖基础上才会给予行为人行贿的。     

日本警察职业资格教育中的警校体育

日本的警察职业资格教育,首先是把学员作为一个"社会的人",警校体育基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以健康为基础",在日本警察职业资格教育课程体系中以"体育术科"面目出现。     

日本外交的选择:概念、议程与方向

外交是以和平方式实施对外政策的重要工具。战败后,以吉田茂为首的日本政治家基于对国家特性的重新认知,确立了以全力发展经济、轻军备及对美协调三大原则为主要内容的"吉田主义",为日本描绘出复兴的蓝图。在宪法的"和平主义"精神及外交本质的合力之下,日本外交得以挣脱战前的扩张路线,在摸索中一步一步走到今天。其主要特征,则系于"宪法九条"、"日美同盟"、"经济中心"与"历史遗产"四位一体。其中,"宪法九条"与"日美同盟"这两大选择的目标、路径与方法并不相同,因此也屡遭质疑与局部修正,但"吉田主义"凭借其内在的强韧性,即使在冷战后依然维持了整体结构上的相对稳定。然而,这一局面在第二次安倍执政时期发生了急剧变化,日本外交的和平主义精神正经历实质性考验。日本明显加快了战略转型的步伐,在一系列关键问题上突破既有思维、法制及惯例的框架,外交体制也在经历重大调整。这一总体战略形态及外交体制的变化,无论对日本自身,还是对亚洲各国,都有着重要的战略意涵。展望未来,能否真诚反省历史,致力国际协调,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将是日本外交所面临的"世纪性"课题。一个不甘衰落而积极挑战自己的日本,如何融入日新月异的亚洲?面对新的历史机遇,日本须减少战略误判,戮力合作。没有健全的亚洲外交,日本外交难有未来。     

中国侵权法财产损失的完全赔偿原则之检讨——以比较法的视角为核心

中国许多学者主张,侵权责任的财产损失赔偿以"完全赔偿"为基本原则。然而,在某些案例中,侵权责任人承担完全赔偿责任,有失公平。比较法国、德国、瑞士、荷兰、葡萄牙、奥地利、土耳其、日本八国损害赔偿法后发现,各大陆法系国家损害赔偿的原则各不相同,有的国家偏重于"完全赔偿原则",也有国家采用"公平裁量原则",还有国家采取折衷态度。"完全赔偿原则"过于僵化,不利于实现个案公正。在中国侵权法上,"完全赔偿原则"应当放弃,转而采用"公平裁量原则"。     

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基本形态及其成因

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日本兴起的新民族主义潮流,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新形态的民族主义。其主要成因在于冷战的终结和全球化的迅猛推进,以及日本向后现代、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其基本诉求是重建日本人的民族国家认同,以恢复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重新焕发日本民族的活力。其主要方式是重新回到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价值中,以建设"强日本"为目标,挖掘民族历史中曾经有过的"辉煌"和传统文化价值中的日本特性,以重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为"强日本"的国家目标寻找理论根据。其主要特征包括:天皇作为凝聚国民的核心或者民族认同核心的作用明显下降;在国家认同和国民统合的建构方式上,国家的作用重新凸显;对美国的依附和内向性,超越左翼与右翼。日本新民族主义的发展变化蕴含着危险性的一面,极有可能成为国内政治寻求出路的工具。     

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在海峡两岸关系上的逆向活动——日本与“台独”述论

本文从四个方面详尽述论了日本右翼势力支持"台独"的逆向行经一是日本战败之后军国主义分子支持"台独",是台湾独立的始作俑者;二是蒋退踞台湾时期,日本成为"台独"分子活动的大本营;三是日本一直是"台独"势力分裂台湾活动的幕后黑手;四是日本长期以来与"台独"势力相互勾结共同对抗大陆,成为中国统一之路上的一大障碍.     

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探析

国家安全决策机制是整个国家政权体系的基本构成,是国家权力安排的重要组织表现,也是公民安全诉求的主要凭借。以1947年美国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为起点,世界各主要国家无不结合本国实际,积极探索"国安委"模式的建构。安倍内阁为突破战后体制束缚,谋求使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在经济、政治、军事上全面出击,其标志性事件就是日本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革新。它以国家安全保障局为机构依托,辅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设置法》与《特定秘密保护法》,借力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为日本安保体制带来战术和战略层面的双重改善,是安倍集权外向扩张的先兆,将给中日关系、东亚局势产生诸多不确定性因素。     

漓水之东,人才花开春意浓——桂林国家高新区七星区招才引智打造“人才特区”纪实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人才是科学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要素和第一推动力,是转型之要、竞争之本、活力之源。能否吸引人才、留住人才成为体现一座城市魅力和实力的标签,也是推动一座城市经济社会加快发展的"引擎"。在漓江东岸,桂林国家高新区七星区正着力打造"人才特区""人才洼地",以智慧科技为城区发展内生动力,以人才推动"千亿元创新型特色产业园区"建设。一时间,园区内各类人才群英荟萃,特色产业、新兴产业风生水起,充分发挥了对区域经济的引领、示范、辐射和带动作用,为我们提供了吸引、集聚人才助推区域经济发展的有益范本。     

韬晦之“鸷”:安倍晋三人格特质与对外政策偏好

人是外交的核心,但既往研究往往忽视甚至无视个人的作用。作为日本外交的最高决策者,安倍晋三首相具有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执政风格。本轮大选后,"安倍一强"格局仍在持续。安倍将沿着既定战略目标,全力落实"安倍路线"。在"摆脱战败"的强烈信念驱动下,安倍人格方面的某些特质,能在一定程度上形塑其对外政策偏好。作为改革型领导人,安倍自比"战斗型政治家",在发挥领导力时积极主动,以目标为指向。安倍权力需求较为旺盛,敢于直面政治挫折并注重方式方法。在核心人际关系层面,安倍政权呈现明显的"小集团"色彩,一度注重任用"侧近"人士。他既重"面子",也要"里子"。当"面子"与"里子"相冲突时,后者优先。影响安倍人格形成的因素,既有其老家"长州藩"的精神滋养,也有"岸DNA"与晋太郎的"遗产",其求学、入职、特别是从政的锤炼也不容忽视。在具有"外溢"效应的国家重大政策问题上,安倍既在战略上固守"内核",又在策略上相对务实。安倍注重推行以"俯瞰地球仪的外交"与"积极和平主义"为代表的战略外交与安全保障,当前重要抓手则是"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在对美认知及偏好上,他主张亲美,但心存"怨念";对华则主张政经分离,以利益而非友好来建立新型中日关系;对朝施加压力并注重利用朝鲜因素争取国内舆论的支持。总体来看,安倍具有复古的国家观,他身上既有鹰派政治家所特有的对外强硬的一面,又有现实主义者极度务实的一面。安倍的政治宿愿是摆脱"战后体制",为此致力于推动战略与决策机制的"双转型"。他重经济,但更重外交与安全保障,目的是让日本成为一个全面崛起的大国。安倍治下的日本,值得国际社会长期关注、深入研究,保持一定的警惕。     

“他者”的中国与日本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

中国是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形成过程中持久和最重要的"他者"。冷战结束后,伴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崛起,亚洲首次出现两强格局。在政治和知识精英主导下,日本分别建构了中国的"安全关切"、"安全威胁"和"敌人"意象,并通过"去中国化"和"污名化"中国,完成了自身海洋国家身份的建构,进而将其战略化为重要的国际博弈工具。日本海洋国家身份及其战略化,是日本对自身身份与道路的自主选择和国家生存与发展的现实需要,也是符号化的国际政治斗争话语。随着中日海上力量的共同崛起及其战略的"海洋转向",中日海洋竞争将会加剧,也预示着中日海洋战略将会相互观照和塑造。     

“联合机动防卫力量”:日本新军事战略的构建和影响

自民主党野田内阁提出"机动防卫力量"的构想以来,围绕这一核心概念,日本战略决策层展开了一系列规划和部署。截至2013年12月,第二次安倍内阁一并发出包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在内的"安保三箭",并正式将上述概念升格为"联合机动防卫力量",一种新的军事战略初步构建完成。日本此次新确立的军事战略涵盖了从军事理论、指导原则、战略目标到军力结构、兵力部署、作战样式等各个方面的内容,在国家层面上对其安全战略、法律制度规范和国内动员体制产生了一连串重大影响,从而推动日本战略文化偏好向进攻性现实主义转型。     

日本战略转型中的对外决策调整——概念模式与政治过程

因战略目标的差异,在战后不同历史时期,日本国家战略与决策机制各有不同特质。基于对以"吉田主义"为代表的国家战略之"反思"与"超越",日本正处于新的战略转型期,这也因应了其"全面正常化"的目标。其对外决策机制亦在经历重大调整。从"1955年体制"以来的"官僚主导"型向21世纪初期的"官邸主导"型过渡的趋势业已形成,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首相官邸主导型决策过程较为典型,第二次安倍内阁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其突出标志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当前乃至今后,由首相官邸来设计与领导实施新国家战略的思路亦愈发清晰。在"全面正常化"战略方针的指引下,日本决策层致力于突破战后体制,创建长期执政的政治环境,强化首相及执政中枢的决策权限。但因受内外因素制约,无论是国家战略转型,还是决策机制调整,在大趋势之下仍存有诸多变数。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器官来源的合法性探讨

供体器官的严重不足是制约器官移植进展的瓶颈,因此寻求更多地器官来源成为当今医学家们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然而,科学是一把"双刃剑",医学家们寻求的器官来源能否用于临床,还得首先由国家承认其合法性。鉴于此,本文就分别就对活体器官、尸体器官、死刑犯器官、胎儿器官、异种器官以及人造器官来源的合法性进行讨论。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北大核心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     

日本的动漫外交——从文化商品到战略资源

进入21世纪,动漫不仅成为日本产业振兴政策的重点领域,而且成为日本政府推行大众文化外交的重要工具。促成这一政策动向的除了日本动漫本身的魅力外,还有近年来日本产业结构的变化,文化外交、公共外交等在国际关系中的兴起,以及日本在国家形象方面遇到的具体问题。当前,日本外务省正以机构改革为契机,进一步加强对动漫等大众文化外交的战略规划和统筹。同时,日本国内也存在对动漫外交的批评,认为动漫的"国策化"贬低了文化的社会功能,容易助长狭隘的民族主义。     

实用善变:现代日本体育的振兴之道

战后日本体育大致经历了"全盘吸收美国的生活体育期"、"重视学生学力体力期"和"快乐体育加生涯体育期",整体堪称"实用善变",因积极打造日本新国民而载入史册。这既与当时的日本国势紧密相连,更和日本的国民性息息相关。日本体育之成败得失,可资借鉴。     

美国先发制人战略思想探讨

孙子提出的"先发制人"的战略思想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纷纷提出在军事战略上要"先发制人",而,巳各国十分注意"先发制人"战略实施手段的合理运用,以及同"后发制人"战略的交叉使用.     

论单位债权能否成为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对象

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对象是"单位资金",文章从词义和法益两个层面对单位债权能否成为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对象问题进行了探讨,最终认为:金钱之债是可以成为挪用资金罪的犯罪对象的。     

司法权的“自制”与行政权的“暴走”——以日本宪法解释中的“统治行为论”为视角

日本内阁通过决议解禁"集体自卫权",是日本战后民主制度设计及运行过程中司法权自我矮化、自我阉割的必然结果。针对所谓高度政治性的"统治行为",日本司法机关从"砂川案件判决"开始,就已经自行限制宪法赋予的司法审查权。日本司法机关高度"行政化"等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司法审查权的自我限制,也导致日本宪法秩序在面临国内外压力时出现崩解的迹象。日本内阁可以通过改变宪法解释,规避、甚至架空作为日本和平宪法"灵魂"的第9条,足以说明,即使在民主政体中,如果不通过制度设计赋予司法权以合法性,行政权力失衡、脱序与暴走也将无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