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恐怖中的红色资本家

作为观众,您大概很喜爱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天亮前后》、《上海屋檐下》、《万家灯火》等一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优秀影片,您也许还记得它们的故事情节和主要演员,但您知道拍摄这些电影的后台老板是谁吗?作为读者,您一定曾被方志敏烈士在狱中写的文章所感动,甚至能背诵下其中的名言,但您了解方志敏的亲笔文稿当年是转到谁的手上后,特地在银行租了保险箱才被保存下来的吗?您清楚井冈山第三次反围剿又是由于谁提供了国民党内部军事情报才取得胜利的吗?……这个无名英雄就是20年代在上海曾被共产党内同志亲切地称为"蔡老板"的蔡叔厚,在解放前的几十年中,他一直忍辱负重,出生入死地扮演"老板"、"大资本家"的角色,是个为     

瞿秋白与《多余的话》

《多余的话》是瞿秋白1935年被捕后在国民党狱中留下的一篇特殊文字。没有这篇《多余的话》,以瞿秋白对革命的贡献,以他慷慨赴死、义薄云天的英雄壮举,毫无疑问应牢牢镌刻在共和国的烈士纪念碑上。然而,正是由于这篇《多余的话》,使得瞿秋白身后并不安宁,荣辱毁誉,大褒大贬伴随了他几十年。那么,瞿秋白为何要写《多余的话》?这是“叛徒的供状”吗?它真的多余吗?读罢此文,相信你会对瞿秋白以及他的《多余的话》有更公正、更深刻的解读。     

上下相处之道

"在美国,下属可以拍着董事长肩膀说笑,在中国,下属会这么做吗?他敢吗?《"国际先驱导报》发自华盛顿报道:     

毛泽东与《不怕鬼的故事》

《不怕鬼的故事》在60年代前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曾是进行党内干部整风必须阅读的书籍。从编选思路，到出版宣传，毛泽东都悉心过问，花了不少精力和心血。毛泽东为什么如此注重这样一本书呢?在这本书的背后，透出沉甸甸的历史内涵，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当时的思想心态，以及一代伟人那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不怕鬼”、不信邪的性格特点。     

生蒙求职的启迪

曾经有一位22岁的年轻人大学毕业后一直找不到工作,尽管他有一张英国名牌大学新闻专业的文凭。为了求职,他从英国北方一直寻寻觅觅到首都伦敦,走进了世界著名的《泰晤士报》编辑部。“请问你们需要编辑吗?”他十分恭敬地问。对方看了看貌不惊人的他,说:“不要。”“那需要记者吗?”“也不要。”“那么,排字工、校对呢?”他毫不气馁。“都不要!”对     

从马克思的伟大转变所想到的……

一八四四年,《〈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和《论犹太人问题》两篇光辉著作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者向唯物主义者,从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根本性转变,这也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马克思为什么能实现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呢?难道仅仅因为他有着超群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吗?难道仅仅因为他有着探求真理的非凡胆识,勇于实践的火热激情吗?应     

周恩来的歌曲情怀

伟人周恩来喜欢唱歌。 周恩来出访途经新疆和田,在和田地委礼堂一边合着乐曲跳舞,一边和声唱着《红梅赞》。 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累了的周恩来会甩着他那负过伤的右臂,轻声哼唱《兰花花》。 周恩来出访途中专机飞临红旗拉普山口上空,俯看机翼下如此多娇之江山,情不自禁唱起《歌唱祖国》。     

刘飞将军与《沙家浜》

在阳澄湖芦苇荡中坚持战斗的36个伤病员之中,他职务最高,曾义不容辞地担当起了领导责任。应该说,他也是《沙家浜》中郭建光的人物原型之一。实际上,他不仅为《沙家浜》物色了第一作者,而且也为《沙家浜》的创作成功,投入了巨大的热情。然而,后来在关于《沙家浜》的人和事中,他却鲜被提及,您不想问一问其中的原因吗?     

宣传与实干

宣传与实干刘鲁波今年第７期《党建》杂志报道：吉林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陈凯书在市民中的威望很高，以至出租车司机一听说乘客是市委宣传部的，说啥也不要钱了。干宣传于到这个份儿上，真让“宣传口”的人称羡。什么原因使陈凯书如此受人爱戴呢？原来他在精神文明建设中不满...     

彭真与《法制日报》的创办

彭真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生前十分关心《法制日报》(原名《中国法制报》)的创办和发展。 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目标。当时各条战线都在拨乱反正,深受林彪、“四人帮”一伙严重破坏的政法战线也是百废待兴。彭     

李瑞环谈:改革、民主

4月10日,李瑞环新书《辩证法随谈》面世。由于他对国情有较多了解,对时局有较深感悟,经多年锤炼,造就了独特的“李氏风格”。《辩证法随谈》涉及改革、开放、民主、领导作风、舆论宣传等改革年代的热点     

树立法治思维 抓好法制教育

近几年来，湖北省劳教（戒毒）场所认真执行中央“关于将劳教（戒毒）人员教育矫治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即“首要标准”）的要求，将法制教育贯穿于劳教（戒毒）人员日常管理的全过程。融人到戒毒康复的各阶段，体现在教育矫治的多方面，收到了较好的教育矫治效果。《法制日报》、《湖北日报》、《中国普法网》等媒体多次宣传湖北省劳教（戒毒）场所法制教育工作的成果和经验。     

农业也要树立经营意识

前不久,杂交水稻专家袁隆平教授 称,目前超级杂交水稻已经研制成 功,亩产可以高达800公斤以上,农民种 粮也可以致富。然而,增产就一定会增收 吗?事实显然不都是如此。年代较远的有 叶圣陶先生笔下的《多收了三五斗》后的 增产困惑与无奈。近的有1997年至2000 年的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不增收,减产 反而增收的残酷现实。如果时光倒移10 多年,粮食还称之为问题的年代,袁隆平 教授的科研成果确是农民的增收福音。 但是在粮食只偶尔成为问题的年代,在 增产反而可能成为问题的年代,则要辩 证地看待增收与增产的关系。     

结伙食费并非小事

据1993年12月24日《法制日报》周末版载《给毛主席开的一张发票》,文章披露:1965年5月22日至28日,毛泽东在井岗山宾馆一楼115房间住了七个晚上,走时一定要生活秘书结了伙食费。会计雷良钊听后心跳如鼓,激动万分。在写错了4次之后,终于在号码为“0006482”这一联发票中写好了“首长,伙食费,7天,每天2.50元,计17.50元”的字样。     

刘少奇与新中国第一部《婚姻法》

1950年5月1日颁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刘少奇在酝酿、起草、贯彻、宣传《婚姻法》的各个环节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酝酿阶段,他向中央妇委布置了起草《婚姻法》的工作并阐述了党中央关于制定《婚姻法》的出发点和原则;在起草阶段,他关注起草和征求意见工作,并积极为《婚姻法》的颁布营造宣传氛围;在贯彻阶段,他就执行《婚姻法》过程中所遇到的具体问题给予细致指导;在宣传阶段,他参与领导了贯彻婚姻法运动月工作,为广泛宣传《婚姻法》作出了贡献。     

京剧《红灯记》上演的前前后后

30年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京剧《红灯记》的故事和剧中的主要人物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那熟悉的人物,生动的情节,优美的旋律,高亢激昂的唱段,给人们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但是,除了对《红灯记》的故事情节和剧中主要人物熟悉外,你可知道《红灯记》是怎样被搬上舞台,而后又被拍成电影的吗?     

“喊冤局长”比“按摩局长”更有害

据报道,公款按摩局长韦俊图已被依法免去浙江省东阳市审计局局长职务。但有人对此不以为然,韦俊图是冤大头,凑巧被网络干掉了。现在哪个政府机关不是公款接待账单一大叠?这是官场潜规则,只不过心照不宣罢了。一位局长对记者说。(3月12日《法制日报》)     

也谈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

关于李德是谁派来中国的?以往各种党史出版物,几乎都一致认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最早出现的不同说法是王稼祥在一篇遗作中写道:“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些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这里暂且不谈王明说的是不是假话,但说明了当时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王稼祥,对李德从莫斯科来华的过程是不清楚的。李德到中央苏区后即在他身边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直到1987年还对“李德来华前的经历,到底由谁怎样授命他来华并担任军事顾问的”,也感到是一个“尚待进一步研究考证”的问题。最近又读了《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3期上发表的《李德不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一文,又看了刊登在1992年10月18日《光明日报》上的《李德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吗?》,确实感到李德来华时的身分,存在着若干疑点,有待深入研究和澄清。由于个人水平     

小型国有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及其局限性

股份合作制产生于 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 ,而后又在乡镇企业、城市集体企业改制中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 90年代初 ,股份合作制以其“杂交优势”成为多数国有小型企业最可行、最易行、阻力最小的改革方式。对此 ,学者们论证倡导 ,新闻界舆论宣传 ,一时间似乎股份合作制是搞活、发展国有小型企业的万应药方一样。在这种“赶潮”的背景下 ,个别地方政府甚至以行政干预方式将不符合股份合作制条件的企业进行强行改制。究竟怎样看待股份合作制 ?股份合作制就那么优越吗 ?国有小型企业改组为股份合作制就可以一劳永逸吗 ?一国有小企业是我国国…     

思想传媒与文化走势

近两三年,中国新出现了一些期刊和丛刊,比如《东方》、《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二十一世纪》、《散文与人》、《寻根》、《今日先锋》、《学人》、《原道》、《诗探索》、《中国文化研究》、《东方文化》、《书与人》、《书斋》、《中国书评》等。有人称之为“民间的学术景观”。这些媒体,在一般公众中影响不大,但在知识界中已经逐渐引起关注。这个现象有什么意义?它可能对中国文化的走势产生什么影响?本文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考察。 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学院和研究机关主办的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和党的宣传理论报刊曾经共同担负着解放思想的传媒功能。这和当时知识分子热衷于投身体制内的改革相适应。进入90年代,这种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党的理论报刊理所当然地要承担现阶段党的意识形态的宣传功能。而曾经一度活跃着知识界思想的由国有研究院所和大专院校主办的各类社会科学学报学刊,则逐渐演变为本单位人员发表论文的载体。这类刊物,虽然有一部分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学术水准,但就其中的多数而言,思想活力大为减弱。尤其是某些地方研究院所和院校的刊物,因系本单位出资补贴,所以强调本单位人员的论文要占多大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