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回国

毛泽东说：“我们队伍又多了一员大将” 林育英汇报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2日，林育英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并聆听了季米特洛夫作的《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而统一斗争的任务》的报告。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问题，批评了妨碍实行这个方针的“左”倾关门主义。根据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于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     

《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中的几个问题辨析

张闻天依据邓小平的会议记录稿和毛泽东的“讲稿”,结合自己以及博古、周恩来、王稼祥等人的发言提纲,起草了《遵义会议决议》最初文本。“鸡鸣三省”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新决策以及刚接收的中共中央及其与共产国际往来的文件,张闻天对决议文本进行了认真修改。1935年2月8日,《遵义会议决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10—16日,张闻天又将“目前任务”正式写入决议文本。为增强说服力,文本多处引述共产国际指示和中共中央决议的内容;为维护党内团结,文本最终隐去有关领导人姓名。毛泽东对军事战略的精辟论述是《遵义会议决议》的核心内容,张闻天的旁征博引使得《遵义会议决议》更加有血有肉。在《遵义会议决议》文本生成过程中,毛泽东、张闻天各自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我们是心心相通的

1935年,无论是对毛泽东,还是对季米特洛夫都是极其重要的一年。遵义会议的召开,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解决党内重大问题的新起点。而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季米特洛夫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那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共产党打交道,直到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负责协调莫斯科与毛泽东、中共中央的关系。季米特洛夫与毛泽东虽然未曾谋面,但神圣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将他们紧紧地联在一起,并建立深厚的友谊。据不完全统计,仅在50年代,毛泽东公开赞扬季米特洛夫就有五六…     

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为我党领袖的认同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国。临行前,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与王稼祥和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进行了重要的谈话。据王稼祥回忆,季米特洛夫说:“应该告诉全党,要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就不要再争了。”这是共产国际第一次对中国共产党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为领袖。     

关注延安整风运动的共产国际总书记

季米特洛夫，原本是保加利亚人，早年当过印刷工人，后来成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乃至巴尔干共产党联盟的领导人。１９３３年１月，德国希特勒法西斯势力上台，制造所谓“国会纵火案”，季米特洛夫遭到逮捕并受审。这位身材高大，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深褐色眼睛的共产党人，通过无懈可击的答辩和极具鼓动力的讲演，迫使法庭宣布其无罪。在苏联政府的营救下，季米特洛夫于１９３４年２月得以出狱转往莫斯科。两个月之后，他成了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１９３５年共产国际七大以后，他正式成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从那时起，他开始与中国共产…     

季米特洛夫与红军西路军

季米特洛夫是共产国际后期的执行委员会主席,人们很难将这位德国人同红军西路军联系起来,但随着<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和<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的出版发行,使我们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工农红军为寻求苏联军事物资援助而组建西路军、西路军西进途中不让其到达新疆、向中共中央出谋划策营救西路军、为到达新疆后的西路军余部寻找发展机会等问题上,都和季米特洛夫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     

季米特洛夫与延安抢救运动

季米特洛夫与延安抢救运动刘五书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１８８２年６月１８日—１９４９年７月２日），保加利亚人，是国际共运和工运著名活动家、革命家、领袖。共产国际成立后，便与列宁一起领导全世界的革命活动，关心各国党的革命和建设。中国作为亚洲最大的国家，中...     

解读关于中共“四大”的一封信——瞿秋白致鲍罗廷（1925年1月26日）

在俄罗斯最近公布的档案中有一封信，即1925年1月26日瞿秋白致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信①，其中谈及中共“四大”解决了党内意见分歧——陈独秀、蔡和森为代表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瞿秋白之间产生的矛盾，分析这封信的内容，有助于了解中共四大前后党内的情况。     

二战期间共产国际政策的演变——以季米特洛夫为视角的考察

共产国际的政策在1935年七大实现转变后,于贯彻执行过程中也发生了曲折变化。二战爆发前后,共产国际仍是坚持七大确定的反法西斯方针。从1939年9月中旬到苏德战争爆发,共产国际政策迅速逆转,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注重抨击帝国主义非正义战争。季米特洛夫直接推动了共产国际及各国共产党向错误立场的转变,给许多国家,尤其欧洲各国共产党造成重大损失。法国沦陷后,共产国际的立场开始强调反对侵略者、争取民族解放。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改变了对战争的看法,季米特洛夫领导共产国际较迅速地修正方针,回归反法西斯政策,为推动建立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做出重大贡献。     

《季米特洛夫日记》中有关中国革命重大事件的记述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是20世纪上半叶保加利亚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也是世界著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 1997年,保加利亚“克利门特·奥赫里茨基”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日记》9 1933-6 1949,1997)。全书794页,正文591页,照片90幅。 日记记载的是1933年3月9日至1949年2月6日这16年季米特洛夫所经历的事情。1933年春,季米特洛夫被德国法西斯诬告参与“国会纵火案”,在柏林被捕,此后开始写日记。1934年     

伟大的创举──延安整风

陕北。延安。 １９３７年 １１月 ２９日，一架飞机在延安的简易机场降落。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王明偕同康生等人缓步走下飞机。中共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等在机场热烈欢迎。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致欢迎辞说：欢迎从昆仑山上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 然而，毛泽东用他那热情的怀抱迎接回来的王明并没有改掉忽“左”忽右的作派，此次回国更以为掌握有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因而显示出一派“钦差大臣”的姿态…     

红都叙事──项英在中央苏区(之五)

在所谓“调和路线”的罪名下项英对富田事变的正确处理为什么被中央政治局给否定了？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六届三中全会受到共产国际的严重批评，是王明推行“左”倾冒险主义的一个方面。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写来一封信。信里提出了一个三中全会以前共产国际并不曾提出过的论点：“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曾经有两个在原则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彼此对立着。”“立三同志底路线，这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这条路线底结果，就是消极，就是失败，就是极危险的冒险。”因此一定要指出“立三路线的反马克思主义、反列宁主…     

红都叙事──项英在中央苏区(之九)

拥护王明“进攻路线”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总书记，主持党中央工作。这样，王明借此加紧推行他比“立三路线”更加“左”倾的冒险主义错误路线。本来六届四中全会决议对以毛泽东为首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是充分肯定的。王明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后，于9月1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发出长达1．2万余字的指示信（即“九月指示信”），以大量篇幅严厉批评苏区中央局和总前委及其领导人“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句号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     

雪冷血热

1933年1月26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执委第十二次全会精神和部分参加东北抗战的同志的汇报,写了一封《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论满洲的状况和我们党的任务》,即后来通称的“1·26”指示信。指示信是王明代中央起草的。王明当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政治局书记处书记。     

西安事变前张学良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

据《近代史研究》透露,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将军曾向中共中央提出入党要求。现保存有两个文献可资佐证:一是1936年底,中共派驻东北军的联络员刘鼎在致中共中央的一封电报中说:“日要求入我党员,求专人训练”。此即指张学良将军曾不止一次向刘鼎谈到他的入党要求。二是同年7月2日中共中央负责人洛甫(张闻天)给共产国际的一封电报,这封电报具体说明了张学良将军提出入党问题的经过以及中共中央打算吸收其入党的具体考虑。电报发出后,共产     

六届四中后共产国际曾要瞿秋白担任新职务

史学界历来有一种共识: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会议上,由于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支持王明等宗派小集团上台,瞿秋白被逐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一直到1934年初瞿秋白离开上海之前,他一直未担任党内任何职务,因为王明等人根本不可能给瞿秋白“东山再起”的机会。现根据俄罗斯有关“解密”档案透露,与以上的情况有所不同,瞿秋白曾有直接参加党内工作的机会,而且还有新的工作岗位,当征求他的意见时,但被他“谢绝”。瞿秋白曾被任命为中央苏区中央局9人委员之一。1931年2月10日在上海的时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委员、中共中央军事顾问组领导人盖利斯写信给别尔津…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一、王明对共产国际七大关于统一战线政策的右倾抗日战争初期,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早在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时,季米特洛夫在他所作的《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报告中,就分析了法西斯上台的原因和共产党应吸取的经验教训,指出要打倒法西斯,必须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他说:在中国,“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人民反帝运动,在运动中提出如下口     

“八七”会议部分档案解密

据《武汉晨报》报道，今年８月７日是“八七”会议召开７４周年纪念日，武汉市“八七”会议纪念馆最新展出了《共产国际的妥协政策》等解密档案内容。修改后的展版材料显示，在“八七”会议前召开的中共“五大”上，共产国际没有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共产国际仍要求中共与国民党合作，保持联合关系。除了这些新增的内容外，记者发现陈列中原有一些提法也进行了修改。在《重大转折》这一节的文字介绍中，过去说“八七”会议“坚决地纠正和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现在则修改为“坚决地…     

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方针的关系问题

1986年,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一书,其中首次公布了共产国际就中国共产党联蒋抗日问题所发出的一批重要电报指示。这些电报指示的发表,清楚地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联蒋抗日”方针问题上曾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的意义如何,它在实际运用中所起的作用又是怎样呢?这是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的问题。无法回避的事实关于中国共产党逼蒋和联蒋抗日方针的形成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至今还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不少学者否认共产国际曾经在这个问题上起过任何积极的作用。可是,共产国际1936年8月15日政治指示的公开发表,清楚地说明共产国际在促使中共中央放弃抗日反蒋方针和     

党史博览

·史海回眸·跨越国界的“红色电波”是如何恢复的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曾经持续4年之久。1933年初,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中央苏区,由于没有大功率电台,只能通过上海中央局的电台与共产国际保持联络。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由于电台遭到损坏,同共产国际的直接联系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