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我的父亲李魁林

抗战时期,我父亲李魁林是河北省徐水县小西张村的党支部书记。我家是掩护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堡垒户。在对敌斗争最残酷的岁月,我家险些遭受灭顶之灾。但父亲当时毫不顾虑自家的利益与安危,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和顽强的斗争,他的事迹至今还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父亲自幼习武,曾在冯玉祥部任过武术教官,人送外号“盖京南”。     

王源魁：一位被湮没在历史中的地下党员

“我五岁时,父亲被日本人毒死了。对父亲我没有什么记忆,是听母亲生前断断续续地讲给我们子女听,父亲可能是党员,在大连、沈阳搞过地工,曾上过黄埔军校。伪满时期,宪兵曾来到我家搜查,说我父亲是反满抗日赤色分子……”。这段话是一个女儿对一位早逝的革命父亲的模糊记忆。是什么让一个女儿对父亲的了解那么的模糊,又是什么让我们对一位优秀的地下党员的事迹知之甚少?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怀着对革命先辈的崇敬之情和对历史的探究精神,遵照党史为现实服务、存史资政育人的宗旨,经过大量的调查、走访、核实,终于拨开覆盖在这位革命者身上的“迷雾”,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我驾驶了四代“中国制造”火车头

正40年前,我家住在铁路旁。每天,威武雄壮的蒸汽机车从我家门前的铁道上轰鸣驶过,在我一个孩子心里,留下了深深印记。我和四代中国火车机型的不解之缘,也许因为某一天午后的一声长笛,从此魂牵梦绕,相伴一生。我出生在1973年,父亲是绥化市的建筑技术员,从我有记忆起,父亲戴着安全帽,扛着工具包,在一组组脚手架间往复奔忙的画面就定格在我的脑海。父亲那把磨得发亮的瓦刀,那一面面整齐的砖墙,还有永远也统计不完的数据,也将成为我     

亲历平北抗战

正入党抗日1921年2月23日,我出生在北京市延庆县北张庄村,原名叫周德先。我家人口多,本来生活还能勉强过得下去,但遭遇荒年,爷爷、伯父和奶奶相继去世。九岁那年,长年闹病的母亲又离开了我,从此我们父子俩相依为命。父亲常年出去跑买卖,家里也就只剩我一人。后来父亲两次被冤枉入狱,为救父亲家里花了多少我也算不出来,只知道家里仅有的六亩好地卖了,还借了高利贷。从此,我家一贫如洗。     

真情暖人心

编辑同志: 我是平罗县头闸镇东永惠村四队的村民,名叫施彩云,今年十六岁。早几年,母亲同父亲离婚后改嫁,父亲领着我们姐弟三人艰难度日。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我小学一毕业就回家帮父亲干农活,还要照顾妹妹和的弟弟。不幸的是,去年父亲又患病离开了我们。这对于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来说,真是晴天霹雳,雪上加霜。就在这时,村支书施学虎、村委会主任王永学来到我家,在众乡亲们的帮助下,我们安葬了父亲。后来,头闸镇党委书记刘虎和县上的包村干部、编委办主任张体河得知我家的不幸遭遇后,也来到     

目睹日本关东军在哈尔滨投降

<正>我的祖籍是山东省金乡县化雨乡袁集村。1941年,在我六岁的时候,家里实在揭不开锅了,父亲就带着一大家子十多口人"闯关东"。经过二十多天的奔波,终于找到了在哈尔滨生活多年的亲戚。就这样,我家就在南岗区新发屯(现新发小区)附近安家了。当时的东北正处在日伪的黑暗统治下。距离我家三四百米远的地方有一个日本军营,驻有大量日军,当地百姓都叫它"大兵营"。军营外面是一圈铁蒺藜围成的铁丝网,里面     

湘南起义风云录

地火在运行1927年冬，国民党反动派与湘南地方土豪劣绅互相勾结，到处任意抓人、杀人，凡是办过工会、农会的，或是在外读书回家的，都在通缉之列。我家就有两个被通缉的，一个是我，一个是我父亲。他们说家乡麻田一带的共产党员都是我发展的，这真是太抬举我了。其实，我是1928年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通缉我父亲，是因为他曾在贫民织布厂办过事，有时搞点宣传，也把他归入了“赤匪”之列。欧阳智泉是麻田乡最大的地主，与县、省里的大地主、大官僚都有来往，政治上有很大势力，在乡下把持一切。我们乡下有个名叫欧阳智山的画家，擅长国画，…     

刘少奇谈刘少奇纪实

我的父亲名叫刘寿松,母亲姓鲁。他们都是以农为业。父亲虽然受过相当长期的教育,但他很勤劳,仍参加并指挥生产。我们兄弟姐妹共六人,我是最小的。他们都是很勤劳的农民,在我父亲指挥下工作。我父亲有祖父遗产田地60亩,自己耕种30亩,出租给别人耕种30亩(因这30亩地离开我庄屋很远),但又在我家附近租来别人的15亩土地耕种。不请长工,但有时雇请零工帮助。由于父兄勤劳节省的结果,家庭经济逐年有很少的剩余。我的父亲在我13岁时即     

在艰难的日子里——老接头户兰七莲的自述

我家原住在邵武市水北乡二都大山村。说是“村”,其实只住着一家人——我父母亲和7个女儿。后来,姐姐陆续嫁人,有的从小就送人了,母亲也死了,就住着我和父亲。山上没有莲花,父亲年轻时听人家讲故事,说莲花最纯洁,出于污泥而不染,父亲就把7个女儿都取名“莲”,从一莲叫到七莲。大山村是名不虚传的大山,抬头见山,     

怀念父亲的“爱心牌”月饼

正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是一个容易使人产生怀念的日子。一到中秋,我就会更加怀念远在天国的父母,免不了心里又生出淡淡的哀伤;同时,也怀念父亲为我们兄妹制作的"爱心牌"月饼。虽然父亲离开我已有19个年头了,但他自制的那种至今想起满口生津的月饼,让人回味无穷。小时候,我家人多劳力少,一家7口人,只有父亲一人工作,母亲身体不好,不能做家务,还一直吃药,再加上父亲还要给老家的奶奶寄生活费。那     

在教育的春潮中徜徉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从上学到教学,我已与教育打了27年的交道。在这27年的风雨历程中,我从一个受教者到一个施教者,亲身体验和见证了我国农村教育事业飞速发展的历程……1982年初秋的一天,8岁的我正在村里的山峁上放羊,父亲突然喊我回去,原来是村主任来我家,动员父亲让我去上学。我家姊妹多,当时家里非常困难,连     

农民父亲拟春联

父亲没文化,但我家的春联都是由父亲拟,拟好了再找人写。很多人都很好奇:“你父亲不识字,怎会拟春联?”那年土地分到了户,从此农民不再吃大锅饭,家家户户都有了二亩地,农民有了自主权,粮食产量自然提高了。春节的时候,母亲说:“找人写副春联吧。”父亲想了想,说:“春联,我自己来拟。”全家人都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的“小八路”岁月

<正>1940年8月21日夜里,日本鬼子闯进我家,将我父亲张传伦(时任山东泰西县抗日县政府四科科长,中共地下党员)抓走。我们一家人抱头痛哭了一场,分头离开村庄,流浪逃生。后来,我们辗转听说,鬼子将父亲关押了65天,用尽了酷刑:坐老虎凳、用烧得通红的烙铁烫、吊大挂、灌辣椒水、竹签子钉指甲、洋狗撕咬、多次活埋后又扒出来……父亲被折磨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眼睛也瞎     

一位酋长的经历:我看到了雪山日出

1956年,经上级批准,我作为一名藏族代表随团赴内地参观,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10月4日,在北京中南海荣幸地受到了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时,我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1 我家在原比如宗的彭盼部落,隶属三十九族地区。从我以上三代都是百户头人,最早是我爷爷,之后是我父亲。我12岁那年,家遭横祸,爷爷和父亲相继辞世。家中剩我们兄弟4人,我为长兄,幼弟才8岁。     

旅顺日俄监狱——东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

<正>第一次走进旅顺日俄监狱旧址还是1973年的事,那是我到大连海运学院上学的入学教育,就是参观旅顺日俄监狱旧址和龙王庙万人坑旧址,属不忘国耻、增加爱我中华的爱国主义教育。前两年退休后,我到大连定居,我与兄长相约到父亲曾经给日本人当劳工时的兴安北省(伪满时东北九省之一)寻访一下他当劳工的旧址,但无功而返。父亲在日本人统治东北期间被抓走给日本人当劳工,只知道是兴安北省,具体是什么地方,开山洞干什么,     

一生最爱你

我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父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我有一个小我3岁的弟弟。有一次,我为了买女孩子们都有的花手绢,偷偷拿了父亲抽屉里5毛钱。父亲当时就发现钱少了,让我们跪在墙边,手里拿着一根竹     

“一夜成名”毕加索

毛泽东对自己的父母亲，曾这样说过：“我家分成两‘党’。一党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由我、母亲、弟弟组成，有时连雇工也包括在内。可是在反对党的‘统一战线’内部，存在着意见分歧。我母亲主张间接打击的政策。凡是明显的感情流露或者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都批评，说这不是中国人的做法。”“但我到了13岁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同我父亲辩论的有效方法，那就是用他自己的办法，     

父亲的好时光

正父辈之爱似我们身上温暖的外衣和贴身的背心,如影随形,丝丝环绕。从父亲的身上我感受到了尽孝的幸福,也汲取到了爱的力量。奶奶今年93岁,心智清明,健康和乐。爷爷于2010年才去世,享年91岁。初识我家的人,知道后都说:你家真是好福气,老爷子、老太太如此高寿,四世同堂其乐融融。熟悉我家的人都夸老太太真是福气好,儿子仁孝照顾周全,老人安享晚年。而对他人的议论,父亲却很淡然道:照顾好父母,是子女们应尽的责任,在父母有生之年,当儿女的能多陪伴一天,多尽孝一刻,就是他生活中最开心的时光。父亲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虽然他今年已是     

让友善家风世代相传

我的父亲是解放战争时期参加工作的老党员。在我的记忆中，他一直单身在外地工作，直到1990年离休后才回津与家人团聚。后来我才知道，上世纪50年代邮电系统选派干部支援困难县工作时，父亲主动要求替他人到外地工作。从此辗转数年，调转河北省五县。父亲给我留下许多难以忘怀的往事，1960年的困难时期，父亲每隔几个月回来时，都会把自己节省下来的山芋干、高粱米分给住在大杂院的每家一份，哪怕是仅有小半碗。     

我的木匠父亲

正在倡导宣传优良家风的氛围中,我想起了我的父亲。父亲在我家营造的家风虽不可言,但可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知识积淀,我逐渐明白父亲教会我们很多道理。我的父亲,从十几岁便开始跟着爷爷学木工活儿。成年后,父亲不甘心贫穷落后,到外地做生意,结果生意失败亏损。回家后,父亲又捡起了扔下多年的木工活儿。为了还债,父亲做了将近100个大理石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