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钱的数量与幸福量的相关性

追求幸福量的最大化是人生的根本动机,因此,人的一生实质上是一个以更多的幸福为目的的无止境的追求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更多的金钱能为更幸福的生活创造条件、提供保障,因此,人们往往会把金钱与幸福等同起来,追求幸福量最大化的根本动机往往被人们永不满足的渴望得到更多金钱的动机所代替。但是,金钱又会把人变成它的奴隶,人们在金钱的奴役下进行着无止境的挣扎,它侵蚀着个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幸福。那么,金钱何以成为幸福的缔造者,又还成为幸福的毁灭者?金钱与幸福究竟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相关性呢?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助于帮助人们从金钱的牢狱中解放出来。     

环境问题：一种基于效用的分析

运用环境效用这一概念分析环境问题 ,是基于人与环境关系的一个特殊视角进行的尝试性研究 ,通过研究得到的结论是 ,环境效用表示的环境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 ,虽然在客观上非常巨大 ,但人们的主观评价却并不高 ,在环境可以自我平衡或者人们收入水平很低时 ,环境的边际效用为零 ,环境效用并不进入人们的效用函数中。只有环境受到破坏而不能自我恢复 ,并且人们的收入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 ,环境的边际效用才由零转化为正数 ,环境效用因此进入了人们的效用函数中 ,环境效用的这种特性不仅决定了环境问题为什么形成 ,而且还为治理环境问题提供了思路。     

总体小康: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功绩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为己任的党。她不仅将中国人民数千年来的小康理想发扬光大,继承其合理内核,又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而且将它作为党的奋斗目标,变为具体的行动纲领,从而开启了中国人民奔向小康的实际航程。1.邓小平江泽民的小康构想作为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核心,毛泽东一直把让中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一大事挂在心上。早在革命初期,他就把当时的革命斗争与中国人民将来的幸福生活联系起来。1925年12月,他在回答“为什么要革命”的问题时即明确表示:“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     

电子政务:推进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文通过对全国四级地方政府公务员的实证调查,运用统计学分析方法得到结论:电子政务水平与决策民主程度之间的相关性显著.即在实际工作中,电子政务的应用对于决策程序的民主化有着确实的推动作用.数据也显示出电子政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形同虚设、使用率低,没有真正发挥电子政务扩大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的作用,只有半数的地方政府部门在决策程序中有效实施公众参与和信息公开.因此,需要进一步提高我国电子政务的使用率,为地方政府的民主决策程序提供一个有效的途径.     

社会学理论的建构:来自滕尼斯的启示——读张巍卓《伦理文化——斐迪南·滕尼斯社会学思想的起源与要义》

滕尼斯以“共同体”与“社会”两个概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社会学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他对相关西方思想史进行创造性阐释的结果。要深入理解这一理论体系,就必须深入到滕尼斯的著述文本中去追溯其社会学思想及其理论旨向形成的心路历程。通过这一追溯,我们不仅可以对滕尼斯社会学思想的形成过程,而且也能对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形成问题得到一些更为适当的理解。     

人的全面发展与精神文明建设

“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是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本质特征,马克思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就贯穿了这一思想。马克思指出,由于经济上成熟程度不同,共产主义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由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过渡,必须创造两个基本的前提条件,一是物的条件,一是人的条件。物的条件是指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从而集体财富充分涌流,实现按需分配;人的条件是指社会成员的全面发展,在他们身上已不存在着奴隶般的分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在社会成员身上得到和谐的统一,他们的思想觉悟大为提高,劳动被看作是生活的第一需要,人们尽其所能地为社会工作。 显而易见,马克思所分析的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物的条件只能通过物质文明建设的途径来实现,而人的条件除了物质文明建设外主要通过精神文明建设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既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必须的人的条件,又是在共产主义社会应该得到分充实现的人类自身的最高日的。精神文明建设的目的,正是为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学习十五大报告的体会

马克思主义认为,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该社会的性质。所以,新中国成立以后,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任务。我们党在解决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上所采取的途径和方式是创造性的,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它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误的教训。从总体上说,“一五”时期,通过“一化三改造”,我国成功地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必须肯定的。然而,由于过早地取消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以后又长时期地不停顿地变革生产关系,提高公有化程度,搞所谓“穷过渡”,这就越来越脱离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做了一些既不利国又不便民的蠢事,使本来已经得到解放了的生产力又有了新的羁绊,导致七十年代末,我国国民经济到了濒临崩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