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毒品犯罪立法看刑法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与背离

罪刑法定原则历经数百年的发展,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推崇、采纳.我国1979年刑法一方面把宪法原则中的罪刑法定精神付诸具体化和实体化;另一方面,虽然没有明文否定罪刑法定,但很多规定与罪刑法定原则公然背离.新刑法虽然明文规定了罪刑法定的实际内容,并将其确定为基本原则,但在罪刑法定规则体系的实际构建中则仍然是既贯彻又背离.这在刑法关于毒品犯罪的规定中随处可见.     

“保护“与“保障“的差距——论“严打“刑事政策与罪刑法定原则

"严打"是我国长期推行的一项刑事政策,该项政策注重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强调刑法对犯罪的惩罚,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权的保障,这与刑法的罪刑法定原则提倡的刑法价值有所冲突.文章从罪刑法定原则与"严打"刑事政策各自蕴含的价值倾向展开论述.     

论罪刑法定原则

本文从罪刑法定的思想和法律渊源探讨了罪刑法定原则由绝对罪刑法定主义向相对罪刑法定主义转变的历史发展 ,指出 ,罪刑法定不仅是刑法价值取向问题 ,而且也存在一个立法技术设计问题。立法技术设计主要涉及立法和司法裁量的关系。我国刑法从立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 ,这是刑事立法的重大发展 ,但作为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 ,它的要求绝不仅仅是法典化 ,而且要在整个刑法运作的各个方面体现出来     

对"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法理反思

通常人们认为97<刑法>已经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了确认.然而.随着研究的深入,对于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有了越来越多的质疑的声音.97<刑法>的双向规定确实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偏离.同时,只有剔除当前所谓的"积极的罪刑法定原则",才能真正实现刑事法治.     

论宪政视角下的刑法基本原则

宪法作为一国的根本大法,其意义不仅体现在直接根据宪法对其他法律在制定、适用过程中的违宪情况加以检查.也体现为利用宪法的价值原则来引导和解读其他国家法律.由于宪法与刑法共同承担着保护公民基本权利的责任,因此宪法价值能够作为刑法原则的阐释基础.在承认这一前提的情况下,现有的罪刑法定及罪刑均衡原则均应当从宪政视角加以审查,在解释"法定"及"均衡"的内容上,应强调宪法的直接适用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原则.     

宪政维度中的刑讯逼供与罪刑法定

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的根本原则之一,而刑讯逼供在我国是一个在司法中久禁不止,且甚为普遍的现象.刑讯逼供罪具有独特的多重当事人结构,与宪政视野的罪刑法定原则相契合.罪刑法定原则的设置源于宪政意义上的限制权力、保障人权的考虑.     

论罪刑法定与刑法解释

罪刑法定原则不是禁止刑法解释,只是为刑法解释界定了合理的空间。刑法解释不能违反罪刑法定原则,这是坚定不移的定律。即刑法解释又要在已定的刑法规范中得出符合罪刑法定原则的结论。     

罪刑法定原则下的社会危害性理论

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对我国传统刑法中的社会危害性理论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发展到今天的罪刑法定原则已然不是原来绝对的、纯粹形式意义上的罪刑法定原则,而包含了实质合理性的内容.因此,作为犯罪实质面的社会危害性理论与罪刑法定原则并不冲突,其在刑事司法领域的存在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刑法司法解释与罪刑法定原则的背离——兼论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

我国新刑法实施后,最高司法机关颁布的司法解释中出现了与新刑法确立的罪刑法定原则之罪之法定、刑之法定等基本内容及该原则所蕴涵的人权保障价值相背离的内容。其原因主要在于没能完全接受罪刑法定的观念。因此,罪刑法定原则的贯彻执行有赖于刑法理念上的变革。同时,重点研究刑法司法解释的规则和方法对刑法司法解释的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我国古代刑法与罪刑法定主义

罪刑法定主义是现代西方国家刑法典普遍采用的一项基本原则;在我国古代也曾出现一些类似于罪刑法定主义的思想。本文作者拟从我国古代罪刑法定思想沿革入手,分析得出我国古代刑法没有实行过真正意义上的罪刑法定主义。     

内容“述”形式（下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艺术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内容“述”形式（上篇）——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之源流

现代欧洲暨法国美学情趣在音乐、诗、绘画、戏剧、小说、电影等方面的流变,即所谓唯美主义倾向,是启蒙时代微妙精神的延伸.现代欧洲艺术放弃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艺术形式与内容关系的传统理论一方面放弃了作为理念的形式,而把艺术活动必需的物质材料本身当作形式和艺术欣赏的对象;另一方面,也放弃了西方艺术传统根深蒂固的偏见,即所谓艺术的不同物质手段只是为了表达或表现感情、观念、外部世界的模特.现代西方不同艺术门类不约而同地放弃了古典艺术中的形而上学追求,从而把艺术活动中的所谓"内容"只作为一种"形式"化的活动,甚至取消了内容与形式的界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探析

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罪状中的“帮助”应予去掉;变造证据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隐匿证据属于毁灭证据行为;教唆、指使他人帮助自己毁灭、伪造证据的,不构成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的共犯。     

小型局域网组网方案

计算机网络有利于实现资源共享，方便远程通信。作者在文中就小型局域网的几种常见的组网方案做了简要的介绍，比较各自的优缺点，结合公司的实际情况采用应对的方案。     

侦查运动中“己“与“彼“的比较研究

侦查运动中的"己"与"彼"比较研究侦查与犯罪是一种联动行为,侦查是与犯罪作斗争的重要手段,是侦查机关和侦查人员与犯罪和犯罪分子的一种较量,其斗争的双方是侦查机关、侦查人员--"己",和犯罪、犯罪分子--"彼"."已"与"彼"是互为对立的双方,从侦查角度来讲,对"己"与"彼"双方情况把握程度是决定侦查工作成败的首要因素和前提条件.     

儿童证人问题的心理学分析

在心理认知科学发展的背景下,对儿童作证主体之适格性问题的争论已经转变为对儿童证言的可靠性的判断。儿童证人由于其生理和心理的特点决定了其记忆信息的编码、贮存、和提取方面存在着不足,但不能因此否认儿童作证的适格性。相反,应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制订出相应可行的实践操作原则以提高儿童证人证言的可靠性。     

哲学的“未来”观念（上）

西方将哲学称作“形而上学 (metaphysics)”,“meta”和“physics”缺一不可。“形而上学”不能“形式化”,“时间”与“自由”进入“形而上学”,也不能“形式化”。“时间”不可分割,但“时间”与“自由”皆有“度”。“自由”有“你我他”,“时间”有“过去现在未来”。同时这也是“存在”的状态———“人自由者”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 (Dasein)”。“人”作为“Da sein”是“有死者会死者”,以“死”来划分“时间”的“维度”。“生死”这一过程,就是“自我”的“现时在世”。然而,“死”仍提示着“他者”。在“Dasein”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度”中,“未来”居于核心的地位。“人”作为“自由者”,是“创造者”。“自由”的“创造”,使“非存在”成为“存在”。“自由”之“创造”,使“未来”成为“希望”。“希望”又使传统哲学范畴的地位发生变化,“可能性现实性”如同“自由必然”一样在理解上有所推进。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文科教科书的删改

日本侵华期间对中国教科书的篡改是其实行愚民政策、推行文化侵略的重要之举。日本侵略者铁蹄所到之处收缴焚毁一切具有爱国思想及有关中国历史、地理的教科书,同时处心积虑地在中国教科书上动脑筋,做手脚,先是对原先国民政府审定的官方教科书进行删节;其血腥统治稍稍稳固后,即有组织有计划地编写教科书,毒害中国青少年。从抗日战争时期对中国教科书的删节到日本右翼势力新编的教科书,其指导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关于纪检监察证据司法衔接的思考

纪检监察证据转化为司法证据的基础是两者的共性。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有利于固定证据、防止翻供和提高诉讼效率等。纪检监察证据向司法证据转化应遵循全面转化规则、最佳证据规则、非法纪检监察证据排除规则和自由裁量规则。     

侦查与犯罪的互动关系

犯罪与侦查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二者的发展是互动的结果。“行动导致反行动”。侦查活动是侦查主体与犯罪行为人之间试探与反试探 ,调查与反调查、查证与反查证、揭露与反揭露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