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中,要说贪赃数额最大的当数清朝乾隆时期的和珅。乾隆晚年,大兴土木,靡费银两亿两之巨。这些开支均由和珅筹办,和珅乘机中饱私囊。地方上的总督,巡抚等都是他勒索的对象。地方大员因惮于和珅借故陷害,无不对他俯首听命,竭力奉献。两淮盐政征瑞一人,就先后送和珅贿     

乾隆生前何以不整治和砷？

和坤之贪，乾隆其实是清楚的。和坤最后的命运，乾隆也心知肚明。然而，乾隆生前始终没对和坤下手，和坤“朝中第一宠臣”的地位一直延续到乾隆寿终正寝的那一刻。     

且看贪官“神奇”“舌功”

和坤是清朝的大贪官，对吧？他富可敌国。可就是这样一个大贪官，却深得乾隆皇帝的赏识。为什么呢。因为和坤不光才思敏捷，而且巧舌如簧，很对乾隆爷的脾胃。一次正值中秋，乾隆大宴百官，望月兴起，信口出联：“中秋八月中”，并要百官对下联。和坤忙起身作揖对出下联：“半夜二更半”。于是龙颜大悦，忘记了他是一只“硕鼠”。     

曾国藩的“四堑”

中国有一句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人是需要不断失败,不断爬起来才能取得成功的!曾国藩能够成为“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为师为将为相一完人”,一样经历了各种风雨,最后才见到彩虹。     

让笑佛“哭”

乾隆皇帝在刘墉、和坤一帮大臣簇拥下,来到一处庙宇。只见庙宇供台上是一尊喜笑颜开的弥勒佛。乾隆望了一眼佛像说：“这尊大佛享尽了人间烟火缭绕,所以整天喜笑颜开。朕想,哪位爱卿能否让大佛由笑变哭呢？”说完．环视了大臣们。大家面面相觑,低头不语。这时,和坤皮笑肉不笑地说：“我推荐一位满腹经纶的大学士,保证能让大佛哭。”大家的目光一下子落到了和坤身上了。     

教育部：公布高校招生“八禁令”

国家工商总局、中宣部、公安部共11部委在京召开全国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第一次部际联席会议，由11个部委联合进行的全国整治虚假违法广告专项行动由此拉开序幕。     

明星律师和贪赃法官的“权钱公关”

陈卓伦在“攻关”法官上有一套自己的规则和办法，且屡试不爽，只要他盯上某位法官，就会穷尽办法将其拉下水，甚至不惜结成利益共同体，为其所用但无论其行为多么隐密，受贿的法官位有多高，都逃不脱法网。     

我的民意“法锤”观

电视剧《国家公诉》里有这样一个细节:当叶子菁检察长义正词严地对王长恭的罪行进行公诉赢得热烈掌声时,当庭的法官几欲敲击法锤制止掌声,但最终还是破了例,任由掌声响起来,响起来。当时我就想了,法官的内心独白一定是:这掌声是民意,是对伸张正义的检察长表示支持与感谢的民意,     

“名星”律师陈卓伦和贪赃法官共舞的戏法闹剧

在广东省律师界，提起省律师协会副会长、广东法制盛邦律师事务所主任陈卓伦，可谓是大名鼎鼎的通天能人。陈卓伦的知名度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他年轻有为，凭借自己的勤奋敬业创造的辉煌业绩，为业内人士望尘莫及，高看一眼；二是他曾经与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已判刑）和原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杨贤才（已判刑）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特殊关系。     

从局长到富婆，张海英的“华丽”转身

说张海英是个亿万富婆一点都不夸张，光检察机关起诉书认定的犯罪数额累计就有8700多万元。“成功策划”让她一个华丽转身，从局长变成了董事长。     

让朗讯跌倒的反腐败“坑”

朗讯风波和美国执法机构把贪污嫌疑犯移交中国处理都源于国际反腐败立法,这对于中国的反腐立法和国际合作,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今年四月,媒体报道的两件事颇为引人注目,一是美国朗讯公司宣布,因涉嫌腐败解雇了中国四名高管人员;二是美国联邦执法机关在北京首都机场,将逃往美国的贪污嫌疑人余振东移交给中国警方。这两个案件都同国际反腐败的立法有关,前者涉及美国的《反海外腐败     

从“基金会事件”看我国基金会法律监管机制重构

基金会的法律监管，关键是要确保一个兼具道德色彩和组织色彩的非营利法人协调好自身的不同角色，确保角色分工和实践交叉不会导致败德或违法。因此基金会的法律监管应以“嵌入式监管”为理念，构建多中心的监管主体结构，着力于信息披露机制、税收调整机制、信用评价机制和问责机制等基本制度的建设，并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设置。     

监管是“防火墙”，不是“马后炮”

“你中午喝酒了吧？不是有禁酒令吗？”“为什么不天天查呢？”“你们工商局怎么没有作为？”苏州市纪委书记沈文祖率队到苏州市南环桥批发市场等企业。对食品安全问题进行督察时先后3次发怒。第一次发怒是因为苏州市农委一名工作人员的满身酒气。第二次发怒，是他发现南环桥市场的食品检测平均3－5天才抽查一次，而且还是市场方自己操作。     

借鉴立法，构造中国的“利益冲突法”

中国的“利益冲突法”，散见于各部门法中，也散见于部门规章制度里。并未自成一体。重庆法院推出配偶为律师的法院干部“刚性”单方退出机制，又称“物理隔离法”，就是在一些单位无现成上位法律可资适用的背景下，“自觉”规范、借用已有的党纪国法，所形成的防止利益冲突的“回避制度”。由于缺乏系统的利益；中突法呵护，重庆法院之制度创新。究竟会在什么层面上取得多大效果，依然是个问题。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利益冲突法才会实现其立法目的呢？我们不妨学习和借鉴外国的经验。     

中国古代的“屈法伸情”

在中国古代,白战国时起即形成“以法治国”的观念和相应的法律制度,法律要求各级司法官吏严格依法断案,否则以“失刑罪”（处刑不当,有失轻重）、“不直罪”（故意轻罪重判或重罪轻判）、“纵冈罪”（故意枉法,使罪犯逃脱罪责）等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然而,由于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法律不可能对所有的社会问题预先作出合理的规定。因此,对有些案情特殊的案件,如果严格依法论处,其结果会严重乖戾人情,致人心不服,积怨会引发新的事端。     

重庆，为何“非去不可”

地处中国西南地区的重庆，是中国最年轻的直辖市。这座拥有近3000万人口的城市，也是中国西部最重要的中心城市之一。     

让预算法“长牙齿”

现行《预算法》某些条款带有很深的计划经济烙印,甚至出现与成熟的公共财政预算理念不适应、相矛盾的地方。新法将作何改进?     

河南省惩治和预防“一把手”职务犯罪的调查报告

"一把手"是对领导班子核心的一种非规范称谓,他在决策中处于主导地位,在实施决策中处于指挥地位,在领导活动中处于督导地位,对一个地区、部门、单位的全局工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践行“三个代表”思想，切实履行检察职能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不仅为检察工作指明了发展方向，而且为我们应对新形势的挑战，解决前进中的问题，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做好新时期检察工作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江泽民同志系统阐述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检察工作紧密相连，深刻领会并认真实践“三个代表”，可以使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检察工作的性质和作用，切实转变执法观念，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     

敲诈勒索和诈骗犯罪的未遂，也应以“数额巨大的财物目标”为必要条件

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是一种常见的、多发性犯罪，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历来是我国刑法打击的重点。它们同盗窃罪一样，都属于侵犯财产罪的范畴。为了体现法冶精神和公平正义原则，对敲诈勒索、诈骗等犯罪，未遂状态构成犯罪的，应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关于这个问题，在司法解释中对盗窃罪规定的比较详细具体。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7日施行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二款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而对敲诈勒索、诈骗等其他侵犯财产型犯罪，未遂状态何种情况下构成犯罪。相关的司法解释中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实际操作中，各地掌握不一。笔者认为，对一般侵犯财产型犯罪，未遂状态构成犯罪的应当参照关于盗窃罪的司法解释执行。理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