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中的公物利用及致害问题

一、公共危机中的公物利用界定 公物．一般指的是处于行政主体支配之下的直接服务于公共利益的财产．主要包括公众直接使用的财产（称为公众用公物或共用公物）以及供行政主体执行公务之用的财产（称为公务用公物．或行政用公物、行政财产）。     

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和规制范围

考察各国的反垄断法 ,都是首先明确立法目的 ,而后在目的的指引下确定自己反垄断法的规制对象和规制范围。我国的反垄断法应以社会公共利益作为反垄断法立法的根本目的 ,这决定我国在垄断对象判断上 ,应以“行为主义”作为主要标准 ,以“结构主义”作为辅助标准。行政性垄断和反垄断法所要保护的社会公共利益是冲突的 ,因此我国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应当将治理行政性垄断纳入其中。     

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规制创新研究——基于“第三方”助力政府规制的案例分析

政府规制是政府为了维护公众利益和纠正市场失灵而规范市场主体活动的行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是因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而具有广泛正外部效应的特殊市场主体,如何规范并推动其发展,是政府规制的重要议题.除了规制主体(政府)和规制客体(合作社)之外,“第三方”的积极参与也可以有效提高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规制绩效.“社团法人”和“事业法人”作为“第三方”,助力农民专业合作社政府规制的关键,是强化对合作社的服务功能.即政府在原规制体系内,将原本由规制机构承担的部分服务职能委托非行政机构承担,集中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提供服务,使农民专业合作社规制效果得到很大改善.     

公用事业民营化与政府职能重构

公用事业民营化是公用事业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同时也是政府职能调整的一个重要内容.民营化并不意味着政府职能的完全退出,而恰恰是政府不断放松规制与重建规制的一个逻辑回路.民营化所蕴涵的社会公共风险,要求政府职能在市场的条件下进行合理重构,既保护公用事业民营化的有序成长,又必须在社会公正的宗意下实现公共利益.     

西方规制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规制是指政府对私人经济活动所进行的某种直接的、行政性的规定和限制 ,一般可以分为经济性规制与社会性规制两种类型。西方规制理论的演进 ,大体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激励规制理论五个阶段。西方规制理论的演进对于我国政府规制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比如对规制的利益偏向和存在领域的揭示、对规制者的独立性要求、对规制者的专业水平要求 ,以及要求规制权力的法定赋予性等     

我国经济性规制改革的产业绩效评价

我国经济性规制改革以放松进入规制和价格规制改革为主要内容,改革至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科学评价经济性规制改革绩效并提出合理的政策建议对于进一步推进规制改革和促进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产业层面的经济性规制绩效的总体评价,发现放松进入规制相对有效,而价格规制则难以完全实现其激励作用.进而提出有效的规制政策手段应与我国市场化进程及产业发展阶段相适应,经济性规制改革最终要实现包括集团利益和公共利益在内的多方利益平衡与共赢.     

咨询台

问:挪用公款的对象是否包括公物?答:“挪用公款”中的“公款”,是指公共货币资金,主要表现形式是货币。但有价证券,如股票、支票、国库券等等,由于其本身是货币资金的表现形式,在一定范围和条件下发挥着货币的职能作用,所以,有价证券也可以视为公款。公款和公物虽然都是公共财产,公物也可以折算成公款,但毕竟还是有区别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试行)》第80条只确定了“挪用公款”这个概念,就是说,公款不包括公物。而该条第4款又规定:“挪用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救济、扶贫、防疫、支前款物的,从重或者加重处分。”这里的“款物”…     

论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实现

“公共利益”在与土地征收有关的法律法规中是一个笼统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在立宪层次上,公共利益要求所有的利益相关主体达成一致同意;在具体操作层次上,公共利益可能会与个人利益相冲突.在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难免存在冲突,重要的是对公共利益的范围及确定的程序或原则等进行规定,可以采用听证会制度确定土地征收是否符合公共利益;土地征收者和被征收者就征收程序达成一致对保证征收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如何理解党纪条例中的“三用错误”

一些基层单位来电询问党纪条例中分别设立的“占用公物错误”、“挪用公款错误”、“借用公款错误”（即三用错误）的性质、情节以及如何量纪等问题，本人谈谈粗浅见解。     

环境规制、环境经营战略与企业绩效

环境规制正在成为影响企业绩效的重要变量,对环境规制的不同应对,将影响企业的竞争优势进而影响企业绩效.超越环境规制、实施前瞻型的环境经营战略,将有利于企业通过“创新补偿”和“先动优势”获得竞争优势,进而提高企业绩效.企业决策者应该充分理解、善用并推动环境规制的进步,把握建设“美丽中国”的重大机遇,使企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略论“公贿”及其治理对策

略论“公贿”及其治理对策北京王凡所谓＂公贿＂，亦称＂公款集体行贿＂，是指企事业单位、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等，为了本地区或本部门的不正当利益，由＂集体＂决定或以＂集体＂和＂单位＂的名义，动用公款、公物等对依法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进行贿赂的行为。＂公贿＂既是...     

规制知识产权有害垄断的价值取向与途径选择

传统理论认为知识产权虽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性,但其在没有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刺激和激励相关权利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知识产权领域的有害垄断从危害上看和传统意义上的垄断并无实质区别,却并未纳入反垄断法的视野。对这种有害垄断进行规制之前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从知识产权保护与规制知识产权有害垄断的价值取向上进行考察．确定两者在对社会公共利益即公益性的追求上的一致性,然后才能在此基础上选择科学合理的规制途径。     

对“掠夺性定价”的认识和规制选择

“掠夺性定价”是指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企业将产品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以排挤竞争对手而后再提高价格以获取垄断利润的行为。必须建立反“掠夺性定价”的规制，为此，应明确界定“掠夺性定价”的概念，正确认定其行为，研究“掠夺性定价”规制的理论基础和规制选择的原则，最终结合中国实际作出正确的规制选择。     

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的回归——从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碰撞的角度

土地征收中最突兀的矛盾无疑是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碰撞,而目前公共利益的不确定性等因素使得这种撞击显得有些异常,公共利益被滥用而私人利益得不到伸张.因此,必须明确的是,公共利益应以公民权利为本位,以私人利益为终极追求与归宿,在行政征收中须准确把握这两点,从而有效地回归公共利益.     

个人信息出境的国内法规制路径及体系化完善

数字化个人信息的大规模跨境传输使得个人权益、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利益受损的风险加剧,国际社会尚未达成统一法律规范予以应对。为维护国家数据主权、促进数据产业发展与保障个人信息安全,各国选择以国内法规制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出境予以监管,具体表现为国家专门立法、联盟统一立法与国家分散立法。我国通过专门立法规制个人信息出境,形成了“硬性”与“软性”两轨监管机制,但存在分轨监管内容交叉、公私共治监管尚未形成的问题,阻碍个人信息的安全出境。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背景下,我国应以系统观念加强个人信息出境监管建设,从主体上发挥公私体系的协同性,从规范上强化攻防体系的均衡性,从空间上增进内外体系的互动性,为促成个人信息跨境规制的多边共识贡献中国智慧。     

完善公益诉讼制度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随着社会价值从“个人本位”向“社会本位”的转变,公共利益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目的的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在我国几近空白,给司法实践带来了种种困难.本文从立法和司法层面提出几点建议,以对我国民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完善.     

大力弘扬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

<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建校90周年庆祝大会暨202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各级党校要敢抓敢管、严抓严管，让学员一进党校就感受到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党校要发挥不正之风‘净化器’的作用”。作为党员干部学习思想理论的精神殿堂，党校必须风清气正，党校人必须自身过硬，党校学员必须严守校纪校规，让党校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之风“扑面而来”。一、以学习之风筑牢理论之基党校是中国共产党对党员和党员干部进行培训、教育的学校。     

三大暗伤危害社会

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指出,繁多的“潜规则”与招摇的“富豪榜”、流行的“恶俗风”等,构成了建设和谐社会的三大暗伤,必须加以警惕。     

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的程序法理——基于“杭州快递诽谤案”的思考

亲告罪案件原则上属于“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案件,但随着现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以“杭州快递诽谤案”为例,许多亲告罪案件已经由传统线下模式逐步发展为网络线上模式,所侵害的法益也逐步从个人利益扩大到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当网络亲告罪案件达到严重危害社会秩序与公共利益的标准时,检察机关有必要依职权提起诉讼,以弥补被害人自诉难的局限,提升司法公信力。为此,刑事立法必须从实体法与程序法层面对网络亲告罪案件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转换与衔接加以完善,提供立法支撑。     

论云南生态建设与发展绿色经济

云南在西部大开发中共立足于自己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的优势，发展绿色经济，探索一条应用高新技术、合理开发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经济、保护和治理生态环境的道路，把云南建成“绿色经济强省”。发展绿色经济的产业支柱是由绿色食品和绿色产品构成的绿色产业、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以生态旅游为代表以自然风光和民族风情、民族文化为特色的旅游业和环保产业。同时，还必须重视民族生态文化建设，提高全民的科技文化素质和绿色意识，应建立包括环境保障、经济基础、国家支持、国际合作、市场条件、技术保障在内的保障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