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的重建：社群主义视角

信任为“社会关系”系统的良性运行提供背景支持。当前，我国社会信任范围不断延伸，信任种类不断增多，但存在着普遍的信任危机。出现社会信任危机的原因是：市场经济的冲击、伦理道德规范的缺位、法治社会的不完善，传统的信任模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新的信任模式未建立起来。从社群主义视角出发重建我国的社会信任，可以从确立社群的优先地位、重视社会美德价值、倡导国家积极有为、建设多元性社群等四个方面着力。     

如何提高修复公民对政治不信任的能力

制度是信任的基石。传统社会的政治信任是人格信任，而现代社会则是制度信任。构造长期稳固的政治信任基础，须依靠政治和法律制度建设。     

涉警危机情境下的警民信任修复效果差异及其内在机理分析——来自SOR理论和自我建构理论的解释

文章利用3个实验细致分析了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不同修复策略、不同修复时机和民众负面情绪对警民信任的修复效果,并比较了不同自我建构类型人群的信任修复效果差异。研究发现:第一,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民众的负面情绪越高,其对警民信任修复效果产生的负向影响越强。第二,在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前,依存型人格较独立型人格对警察持有更高的初始信任水平;在涉警危机事件发生后,依存型人格群体中的负面情绪越高,修复策略的修复效果越差,但是,独立型人格群体中的负面情绪复效果高低对修影响则无明显差异。第三,警民信任危机事件发生后,修复时机对修复效果的影响"因人而异",在依存型人格的群体中,延迟修复效果优于即时修复效果,但在独立型人格群体中的修复效果却无明显差异。第四,民众自我建构水平、修复策略与修复时机三者之间存在三维交互效应。由此,科学平息民众负面情绪、充分利用大数据精准施策、"因人施策""因时施策",尤其是要注意对依存型人格人群的因势利导,是当前修复警民信任关系水平的可行之策。     

城市融入、组织信任与农民工的社会信任——以对纺织服装业农民工的调查为例

研究8个城市24个纺织服装企业850个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表明,农民工社会信任总体状态处于中间水平,其组织信任(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和城市融入程度越高,社会信任程度也越高。以人际交往、人际交往感受为表征的城市融入之于社会信任的重要性,说明传统的信任途径依然具有现实意义。建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制度安排与实践、制度认知和评价基础上的组织信任对于社会信任变异解释力说明了社会信任建构的制度影响。农民工的社会信任既是关系的,也是结构和制度的,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有赖于通过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法制建设提升组织系统信任和员工管理者信任,以及消弭社会排斥使农民工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     

网络时代政治信任的价值与培育途径

网络的兴起构建了一种新的政治生态,它给政治信任的重塑带来了新的挑战。为更好地培育政治信任,政府要通过网络来扩大公众的有序理性政治参与、增强权力运行的透明度,同时,注重公平等价值的实现,并推动公众的政治信任从人格信任走向制度信任。     

基于信任视角的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的培育

高校教师是高等学校教学与科研的主体,是推动学校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的培育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的关键.高校教师组织承诺的培育分为三个阶段:建立认知型信任--产生组织承诺;产生情感型信任一发展组织承诺;强化情感型信任一提升组织承诺.     

信任建立与信任结构

信任建立与信任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前者是后者的形成过程,后者是前者的稳定状态。根据信任主(客)体的数量多少,可以将信任建立区分为三种类型:双方信任、三方信任和多方信任。三者由简单至复杂,基本涵盖了信任建立的全过程和模式。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是多方信任建立的稳定状态,是多方信任最基本和最重要的三种结构形式。社会信任结构是由信任链、信任圈和信任网构建而成,网中有圈,圈中有链。信任建立直接影响着信任结构的类型、特点和功能,信任结构的运行良好与否又决定着信任建立能否再次发生。     

历史坐标中的信任理论之再考察——基于关于"信任"的延续性调查

基于人类历史的宏观视野之解析表明,历史坐标中的信任包括"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立足实证层面的考察显示,三种信任类型在中国大陆被调研的社区中呈现出同生共存的历史生态和非均衡发展的格局.指向未来的理性审视昭示,合作型信任乃后工业社会之理想的信任类型,其对发展基层民主和促进社区良好治理均存有迫切性,至关重要.     

政府信任关键问题的西方研究及启示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伴随西方国家政府信任的普遍性、持续性衰退,政府信任相关研究成为西方政治学、行政学领域关注的核心议题。国外对政府信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信任的概念、影响因素与后果这三个关键问题上。首先,政府信任概念的界定、结构和有效测量,是讨论和研究政府信任的起点和基础;其次,政府信任影响因素的验证和解释,是分析政府信任来源,探讨政府信任衰退的核心内容;最后,政府信任的后果,则是关注信任衰退背景下,信任/不信任对公共治理的价值、风险与作用机制。比较、参考西方政府信任研究的丰硕成果,将为我国的政府信任研究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信任导向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初探

本文在总结新公共管理运动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任导向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的研究主题。并从信任的准备、诱导、内化、外化与坚固四个阶段,结合人力资源管理的一般过程对该模式进行了全程分析,探索新的时代条件下的政府人力资源管理模式。     

元代司法运作机制之研究

元朝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之一,在法律制度上具有自己特殊结构,主要是其法律渊源构成上是以判例法为主,成文法为辅。这种法律结构对元朝司法运作机制产生了重要影响。元朝民事和刑事审判中在法律适用上体现出了自己特有的机制。从元朝具体的司法运作机制来看,元朝的法律体现出了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司法运作机制和元朝的时代特点。     

从进奏院状到定本制度:传播制度的创新

从唐代进奏院状到宋代定本制度的历史变迁,是传播模式的转变,更是一种传播制度的创新。质言之,定本制度是宋朝文官制度的从属制度,它通过编辑权的集中,加强了宋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在信息传播方面强化了专制的皇权。     

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的主要特征分析

中国传统地方行政制度实乃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时代特征,从总体上来看,主要有四:郡县制、封国制与特辖制并世而立,政级配置与控制措施同生共存,制度性与变通性良性互动,具体性与目标性有机统一.它们密切联系,彼此互动,体现了地方行政制度伴随传统社会变迁而日趋完善.     

浅论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

在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日益向极端的君主制方向发展,监察制度也更为严密与完备,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高度发展时期。通过对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进行探讨,可以进一步了解明代监察制度的作用、优点、弊端。明代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制度对现今中国监察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唐律疏议》与现行刑法中的受贿犯罪

在对受贿犯罪的调整问题上,唐律规定了受财犯罪的体系,而现行刑法则规定了＂受贿罪＂。唐律的规定比现行法律的规定在调整范围上更大,在规范体系上也更严密。唐律规定的具体受财行为的内涵也很有独到之处。     

试论民主、民权观念在近代中国警察领域的实践

清末以后以秩序为目的、民众的权利自由为手段的"纯秩序化"的中国传统警察开始向法治化的近代警察转变,近代中国警政呈现一些直接的具体的民主、民权表征:一是清末以后的历届政府在制定警察法规时,莫不以承认民权为前提,警察法规不过是为其实施划定界限;二是警察执法实践层面已呈现尊重人权倾向;三是警察内部呈现出民主管理的倾向.     

略论唐代的两税法

两税法是唐德宗时宰相杨炎制定的,于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颁布,此后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沿用 了八百年之久。在中国的田赋史上,唐代的两税法既是匡时济世的重大改革,又是中唐以后中国赋税制度的中 枢,它对中国的财政制度影响深远。     

试论中国古代“母亲”概念的异化——以服母丧的变化为视角

从唐朝到明朝,服母丧的规格不断提高,到明朝时达到与父亲同样的规格,这说明"母亲"的地位在日益提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就在同时,"女子"的地位却在不断下降.这一矛盾现象表明,"母亲"虽然也是"女子",但"母亲"这一概念却在逐渐与"女子"的概念相隔离,也即"母亲"这一概念在逐步异化于"女子"的概念.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宗法制度日益发展的需要和结果,"母亲"地位的日益上升在本质上反映的是男子统治权的不断加强.     

秦律死刑方式浅窥——以睡虎地秦简资料为考察中心

文章以睡虎地秦墓竹简等简牍为考察中心，结合传世典籍，重新理清秦时的法律制度。以死刑为例，研究发现秦律的死刑以“殊死”作为分类标准，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殊死”的腰斩和枭首；一类是“非殊死”的磔与弃市等死刑。     

浅析明朝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之关系

明朝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发展阶段,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巨大的发展变迁。在明初,白银并不是合法的流通货币,但由于明朝社会内部的变动,特别是明朝在对外贸中长期保持顺差,在明朝中后期通过私人海上贸易使大量的白银流入中国,为白银的大量流通奠定了基础。白银货币化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自下而上再自上而下逐渐完成,而明朝的白银货币化猛烈刺激了中国的白银需求,进一步拉动了海外私人贸易的发展。私人海上贸易与白银货币化的双向互动,见证了明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并且成为了明朝与世界联系的纽带,使得明朝参与了世界贸易体系的初步架构,在世界贸易的整体化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