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二审中的繁案简审问题及其矫正

在刑事二审案件的繁简分流过程中,大量本应精审的"繁案"被人为分流为"简案",进而以不开庭方式"简审",且缺乏合理解释,既定的"繁案精审"改革目标异化为事实上的"繁案简审"。该做法弱化了对合法诉权的司法保障,妨碍了对诉讼参与人意见的全面听取,干扰了对公平正义的应然感知,加大了司法权威的弱化风险。"繁案简审"现象的滋长蔓延,源自立法粗疏、认知偏差、人案矛盾、监管乏力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建议培塑法官对公正和效率价值位阶的科学辨识,端正对繁简分流价值目标的理性认知,优化刑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立法条文,明晰繁简分流的标准及流程设置,并激活司法公开的倒逼效应,共同实现对刑事二审案件繁简分流的科学规制。     

域外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保障之比较研究

程序参与权的真实享有是被追诉人作为诉讼主体的重要表征,面对控辩双方特殊的对抗关系,立法及司法实践能否保障被追诉人有效参与诉讼程序是衡量一国刑事司法民主化的重要指标。一直以来,由于多种因素的限制,在我国刑事司法过程中,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常处于虚化状态,严重影响了刑事司法正当性的建构。基于此,本文以几项重要的程序参与权为分析对象,对国外有关立法情况作比较性考察,以寻求一些能够有效保障被追诉人程序参与权实现的有益经验。     

刑事二审开庭率低的深层因素分析

实践中,刑事二审开庭率低是我国刑事诉讼的一个突出问题。将"刑事二审开庭率"作为一个主题单独提出,通过对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前后的二审开庭情况进行对比性研究,发现法律未强制开庭是制约二审开庭的技术因素,法官不愿意开庭是限制二审开庭的理念因素,二审不以庭审为中心是根本影响二审开庭的价值因素。刑事二审是否开庭已不仅仅是立法层面的问题,其牵涉面早已超出了制度本身,在庭审中心未确立之前,二审开庭率难以得到大幅提高。     

我国民事诉讼二审程序的改造

现行民事诉讼二审程序在司法运作过程中呈现出诸多弊端，如，第一审与第二审关系定位不合理；反诉制度不完善等等。为充分发挥二审程序的功能，应重新整合与协调一审程序与二审程序的关系；确立第二审反诉制度，平等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利益，简化诉讼程序，提高诉讼效率。     

公正与效率视野下的刑事再审程序重构

刑事再审程序设立的目的是为了纠错,实现司法公正,但纠错是以开启再审程序为前提的,这就必然涉及到诉讼效率问题。我国现行刑事再审程序的设计以追求实体公正为理念,轻视程序公正,忽视效率价值。因此,重构再审程序时,应在重视实体公正的基础上,关注程序公正价值;在对再审程序具体规则进行设计时,应在满足公正要求的底线上,提高诉讼效率。     

论刑事证据保全

刑事证据保全制度对于刑事诉讼意义重大,它不仅有利于强化辩护权,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也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在介绍确立这一制度的正当性和必要性的基础上,对我国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现状进行了剖析,指出了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刑事证据保全制度的几点设想.     

试论刑事证据开示制度

由于刑事证据开示制度在弥补辩护方调查取证能力的不足,杜绝了控辩双方在法庭审理中凭借"突然袭击"来获得胜诉,防止人为拖延诉讼,实现程序价值的最大化等方面的显著优势,中国学界对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学者们对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的刑事证据开示制度进行了探索。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理论创新与发展

新中国70年刑事程序法治进程经历了孕育时期、曲折时期、初步发展和逐步完善四个阶段。新时期刑事程序法治在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理论和制度创新,形成程序性制裁理论、合作式诉讼模式的两种本土形态、职务犯罪侦查权的新型配置以及司法权运行的"中国模式"等理论成果。我国刑事程序法治的未来发展应以权利保障和权力约束为主流价值取向,以程序正义为标准、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理念进行制度设计,并以三个维度的横向融合为其提供法治保障。     

论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程序正义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重实体、轻程序,在法制建设中,程序正义未能摆到应有的位置,以至于严重影响了司法公正和法律的权威,损害了诉讼参与人的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要充分认识到刑事诉讼中程序正义的价值及重要性及我国目前刑事诉讼中偏离程序正义的具体体现。从思想、立法、制度和从最低限度的要求上,切实完善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     

检察机关刑事抗诉若干问题探析

当前,由于对刑事抗诉理论研究的不足等种种原因,导致目前刑事抗诉制度存在诸多的问题和缺陷,表现为刑事抗诉标准的不明确、检察机关在二审抗诉法庭中的地位模糊、法院的内部请示制度及再审自行启动权架空了检察抗诉权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抗诉制度功能的发挥,因此亟须完善。立法上应进一步明确抗诉标准和检察机关二审抗诉的地位和职责,取消违法诉讼原因的法院内部请示制度和抗诉自行启动权。     

在审查二审生效刑事裁判中开展监督工作初探——以2016-2018年某法院二审刑事案件大数据分析为视角

二审生效刑事判决、裁定审查工作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之一,其程序的后置性能够更好地反向审视一审公诉、审判及二审审判中存在的问题,其较大的数据量可以反映出一个地区检、法机关的办案规律和问题。通过优化二审刑事生效判决、裁定的审查工作,可以提升检、法机关的刑事案件办理能力,提升司法规范化水平,达成对刑事案件更为公正、公平的处理。     

刑事发回重审制度若干问题研究——以职务犯罪案件为切入的分析

自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以来,职务犯罪案件刑事二审程序在理论和实践中均具有重要意义。发回重审案件应当增强裁判文书的说理,采用“逐一论证”的方式说明发回重审的具体原因。参考美国“无害错误”的判断标准,我国刑事二审程序发回重审可以采用“绝对性标准”和“相对性标准”相结合的标准。对于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改判无罪。     

论构建我国刑事协商制度的理念支撑

刑事协商制度是指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为前提,刑事诉讼主体之间通过对话与合作,在充分考虑对方诉求的基础上相互妥协,就刑事案件的程序、实体等问题达成共识,注重对话、合作与互惠而非对抗的一种司法制度.建构刑事协商制度必须具备适合的条件,最根本的条件是刑事协商的价值理念是否得到普遍的认可.在法治化背景下如何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及公共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刑事法治观念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向,刑事协商制度的建构即顺应了这一思想潮流.在刑事协商制度的建构过程中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如不能顺利解决,将直接妨碍刑事协商制度建构的正当性.     

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审理程序之浅议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本身的不完善,已影响到该项制度应有价值功能的实现.完善该项制度须以实现诉讼效率、诉讼经济和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为目标,应将完善和规范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审理程序为重点.着重分析当前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受理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一并审理,以及刑事部分中止、撤诉后引发的附带民事部分后续审理中所存在不合理之处,并提出建议和对策.     

论刑事审前分流机制的建立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构造中,审前程序的设置不符合诉讼经济和刑法谦抑原则的要求。为了更好地贯彻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切实保护诉讼各方的利益,需要在现有刑事诉讼过滤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更富成效的刑事审前分流机制,以简化程序提高效率。     

民事上诉要件检视及其优化

符合民事上诉要件不仅是二审程序的启动枢纽,而且是当事人正当行使上诉权的体现。从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出台至今,有关民事上诉条件的规定丝毫没有变动,当事人在法定期间提交上诉状即可启动上诉审程序。在实践中,当事人提起的上诉多数缺乏正当性和必要性,进而二审案件经过审理的结果多数也是"维持原裁判,驳回上诉",徒增程序耗费与当事人诉累。其原因主要是审判权与上诉权关系失衡及民事上诉要件的设定缺乏具体的可操作性。应对之策应从增设上诉利益要件,确立附带上诉制度,制裁滥用上诉权行为,优化民事上诉要件的审查程序等方面着手,以期实现制度功能的回归。     

风险社会中刑事司法程序若干问题的思考

在风险社会中,科技发展也促进了犯罪形势的变化,刑法理论在某些方面已经作了一定改变。基于刑事一体化的考虑,刑事司法程序也应作出相应变化。“9·11”事件对传统刑事司法程序理念冲击很大,刑事程序中科技证据的运用和刑事公益诉讼的完善,应引起一定的关注。     

公正和效率的两难选择——评刑事诉讼法有关侦查程序的修改

我国侦查活动中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双重缺失一直受到诟病。“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确立以及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决策助推了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立足于公正和效率价值的平衡,本次刑事诉讼法修改对有关侦查活动的证据制度、强制措施、辩护程序、讯问程序、侦查措施、侦查行为的监督等进行了完善。但基于我国国情,在人权保障、诉讼构造、侦查构造、侦查程序的科学性、侦查程序自治、侦查程序借鉴等方面．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一定差距。     

刑事诉讼三元本质论

刑事诉讼本质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命题。近年来,随着人权保障入宪入法、法治国家进程不断推进,刑事诉讼表现出三元本质属性:在国家权力之元,它是国家刑罚权在个案中的具体化和概括实现方式;在社会治理之元,它是社会矛盾纠纷和平、理性的解决方式;在个人权利之元,它理应成为最重要的人权司法保障方式。新型的权力实现观、纠纷解决观和人权保障观,以及刑事程序正当性和司法公正性是其诉讼法理根据。     

犯罪构成体系的刑事程序功能研究——以“三阶层”的引入为视角

犯罪构成体系不仅是刑事实体法的一个范畴,而且在程序法层面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国犯罪构成体系的形成及运用和刑事诉讼程序有着密切的联系。针对我国"四要件"构成体系反映到诉讼程序上的弊端,可以考虑引入具有较强程序功能的"三阶层"模式,在侦查阶段、审查起诉阶段,特别是审判阶段,"三阶层"犯罪构成体系能发挥出更优于"四要件"体系的程序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