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与挑战——兼议与传统公共空间的比较

网络公共领域具有参与成本低廉,信息丰富而且容易搜寻,是一个自由、平等而利于审慎思辩的交流互动平台,提供了一个实践协商民主的机会.但是学界对于网络公共领域在广泛的参与、意见极化以及公开承担责任等方面可能造成的负面效果,仍然抱持疑虑.但通过对比分析从历史发展以来三种类型的公共空间可以看到,网络公共空间不是毫无缺点,但它所作为目前最具有发展特性和潜质的新兴媒体,某种意义上比传统的公共空间更加有机会完善自己,成为一个理想的民主协商公共空间.     

提升与强化:网络公共领域与中国当代市民社会

"公共领域"具有主体涵盖面广泛、内容极具批判性、媒介功能强大、公共舆论作用效果明显等特点。中国市民社会与网络公共领域存在双向互动、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公共领域在促使信息传播的民主化、培养民众的批判精神和民主意识、为市民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新场域三方面促进了中国市民社会的健康生长和发展。而市民社会的不断成熟也为网络公共领域提供了丰富的主体资源,使网络公共舆论走向理性和成熟。市民社会的日趋成熟会最终把网络公共领域纳为自己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培育的影响

网络公共领域对公民意识有着重要的影响,它有利于公民平等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和批判意识的培育,但也容易导致扭曲的权责意识、偏激的批判意识、虚化的法制意识和错位的参与意识.只有加强网络公共领域中的法制规范建设、开展网络公共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等才能使公民意识向着健康积极的方向发展.     

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与政府治理模式变迁

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带来了公共支柱形式的创新，有力地推动了公共领域的转型。随着我国网络技术的发展，由网络沟通所构成的社会交往框架的变化导致了虚拟社群的出现，中国网络公共领域在技术的推进中逐渐萌芽、成长。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带来了主权、合法性、权威等与政府治理紧密相关的政治生活基本维度的嬗变，进而从如下方面引致政府治理模式的变迁：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与多中心协商机制的发展、官僚制行政原则的解构与民主制行政原则的应用、政府过程的虚拟化、网络极端主义治理机制的发展以及国际治理结构的变化。     

国家治理现代化视域下网络公共领域的形塑与理性成长

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网络公共领域的规范和完善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标志。政府、网络运营者和公民作为主要参与主体,共同形塑着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样态。厘清不同主体的特征,探析多主体间的关系,有助于全面深入地认识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态,提出规范和完善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新思路,以维护这一新的社会场域的和谐稳定,进而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现。从主体特征和治理角色来看,政府是网络公共领域的领导者和监管者,网络运营者和公民分别是关键责任人和重要参与者。从主体间互动关系来看,三者形成了高度活跃的交互关系,共同构成立体多维的治理结构。未来,网络公共领域的有效治理需进一步完善法治建设、打破虚实壁垒,并着力形成以政府主导、网络运营者和公民积极参与的多元治理体系。     

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何以可能?

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是成熟的网络公共领域发展的重要条件.基于社会资本再生产是一个“网络—(普遍的互惠)—规范—信任”等要素互构共生的过程,通过建构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和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再生产模型可以看出,网络公关领域中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是一个网络关系资源极大丰富、规范和信任有待提升的非平面性再生产过程,并且有着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社会资本再生产运作逻辑.从虚拟社区、紧密网络、网络规范、社会认同建设的角度可以实现网络公共领域中社会资本的良性再生产.     

公共领域的延展与公共决策

周晓丽在《行政论坛》2012年第6期撰文认为,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对公共政策议程的设置,政策的监督、调整和执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但由于网络参与的去责任化、非理性问题,同时又为公共决策带来诸多不利的因素和影响。为此,在实现现实与虚拟公共领域的融合的同时,必须加强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引导和法律规范,使网络空间在公共决策中真正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论我国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

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公共领域的现代生长,促成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分化.与西方不同,我国公共领域的生长是以现代化、全球化和网络化为背景的.公私域界限明晰化、公共权力运作规范化和社会舆情力量增强是我国当前公共领域的生长特征.公共领域的茁壮生长固然可喜,但是,目前出现的私人领域公共化和公共领域私密化的倾向不得不令人担忧.     

新媒体语境下的公共领域重构

传媒在公共领域的构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19世纪末以来，传媒越来越政治化和商业化，公共领域出现了“再封建化”，数字新媒体的发展，催生了公民新闻的兴起，新媒体和公民新闻的独特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的公共领域。     

公共领域理论在中国的发展及其思考

公共领域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极大关注。哈贝马斯关于公共领域的发生、发展及转型的研究为我们探讨公共领域理论提供了蓝本。抛开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探讨中国公共领域的发展,从而为我们研究中国公共领域的现实问题提供一些思考。     

张太雷的青年运动思想

张太雷是我国早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青年运动领袖。他短短二十九年的生命历程和中国青年运动紧紧相连。他曾起草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团章;担任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任团中央书记;在共产国际指导过青年工作;他还是我们所熟知的刊物《中国青年》的创办人之一……在他的卓越领导下,中国的青年运动得到发展,斗争力量不断增长,斗争水平不断提高,他还注意总结斗争的经验,研究青年运动的特点,给我们留下了有关青年运动的许多宝贵思想,为指导当时青年运动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在今天仍然很有现实意义     

公共领域的突破与主流话语的悖逆——论1980年代后半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与创作

19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开始形成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与国家公共权力领域相疏离的公众空间。随着公共领域的突破性发展,基于原有价值立场而形成的相对统一的文学价值观的文化中心时代已渐趋终结,多向度和多元价值的文学生态格局逐渐成为普遍的现实,文学的存在及书写权力进入到了一种相对自由的价值搏弈时代。     

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探究——基于学界的争论

关于中国传媒公共领域是否存在的问题争论十分激烈。肯定说与否定说虽各执一词,但两者在方法论上有共同之处,即刻板地理解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按图索骥寻找中国的传媒公共领域。本文认为,公共领域理论有其丰富的内涵,以公共领域理论为僵硬模型衡量传媒公共领域存在与否的思路是不可取的。从历史性、具体性和动态性角度理解公共领域,分析网络传媒作为新型公共领域的基本特征,对处于成长发育中的中国网络传媒公共领域的成熟完善具有启发意义。     

中国共产党引领青年运动的百年启示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青年工作,积极做好青年工作,主动引领青年运动。回首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历程,中国共产党毫不动摇坚持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在青年运动中注重根据青年特点开展工作,积极引导青年与人民相结合,充分发挥青年组织的作用。这些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百年发展的宝贵历史的经验总结,也是对新时代青年运动发展的重要启示。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对网络公共领域异化的反思与功能再定位

既往的学术研究普遍对网络公共领域的存在与发展持较为乐观的态度,期待网络公共领域能够承担起培育理性共识与提供合法性供给的任务。但从实际情况来看,网络公共领域的表现与理论上的期待相去甚远,出现了公共议题缺失、“敌我对抗”的逻辑怪圈、情绪化极端言论频发、表达与倾听机制的不对称等异化现象。网络公共领域异化的原因可以从个体素养不高、群体心理因素以及经济力量的控制三个方面理解,这些问题在当前的社会条件下很难被完全解决。网络公共领域的理论期待应调整为：通过激发社会中非建制主体的活力,刺激社会各子系统中的组织力量对既有的系统规则和运作逻辑进行自我反思,进而开启社会系统的合理化进程。为确保这一功能的实现,可借助反身法建立“网络半自主”的治理体制。     

公共领域视角下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城镇化发展,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已成为培育新型农民和农民市民化的关键所在.我国农民公民意识因基层政治监督乏力、农民自我组织性缺乏和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等因素影响,而呈现政治参与意识增强但基层政治认同较低、权利义务意识渐增但公共意识欠缺以及法律意识强烈但主体意识薄弱等现象.故需从公共领域视角建构我国农民公民意识的自觉培育路径.     

论1980年代初期的文学公共领域与创作

缺乏成熟的市民社会的根基决定了1 9 8 0年代初期的文学公共领域其实只具有公共领域的幻象,这时的公共领域仍是单一地表征国家公共权力的代表型公共领域。文学话语被纳入政治话语的权威系统之中,通过对意识形态话语的转述,把一般的个体人生经历转化为社会化的宏大叙事。     

论新媒体的公共领域构筑功能

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本身就与媒体有着天然的联系,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理论的提出过程中曾阐述其与媒体的关系。在媒体发展的历程中,各个时期的不同媒体都为构筑公共领域提供过条件。新媒体作为新世纪以来最受关注和影响逐渐增大的媒体形式,在公共领域的构筑上,同样日渐显现出重要功能。新媒体的不同应用,以及新媒体终端的不同特征,都使受众参与形式和参与结果面临更多变化,个体间的交流和公众意见的形成面临更好条件。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视野下的商谈民主理论探析

哈贝马斯商谈民主理论的诞生与发展是建立在他关于公共领域的分析基础之上的.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尽管没有明确提及商谈民主概念,但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兴起的研究、对公共舆论性质的考察,都揭示了一种建基于民众对话沟通的民主理论存在之可能性.而《在事实和规范之间》一书则通过对公共领域的再建构和内部分型,即强公共领域与弱公共领域的划分,将双轨制的商谈民主理论正式推上历史舞台.作为突破了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民主理论的一种新型民主模式,哈贝马斯的商谈民主理论预示了未来世界民主发展的新方向.     

“公共领域”之系谱考察

"公共领域"肇始于汉娜·阿伦特,继而由哈贝马斯作系统阐述,然后扩散至全球。海外汉学界曾借此概念探讨中国社会尤其是晚期帝国的历史,受此影响,国内学者也拾起这个时髦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本土化的解读。时至今日,公共领域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概念、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以及一种独特的理论派别。但由于具体语境不同,学术旨归各异,公共领域的概念、类型、结构功能以及变迁脉络也展现出异彩纷呈的局面。同时其概念的模糊性、内容的不确定性也带来了诸多混乱,引发了不少争议。为使该领域的理论价值得以彰显,同时避免对已有思想的误读和对这一概念的滥用,本文拟以系谱学的视野来全面审视"公共领域"的传承和演变,即从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的纵深脉络中,对其进行全面的系谱学式的梳理,并尝试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