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和谐社会中的政府作用

一个和谐社会的构筑,需要多方面的努力,其中政府无疑是主导力量。但是,政府的力量或作用的发挥必须是“四度”齐发,即政治取向的“平等度”、经济层面的“扶持度”、社会生活的“协调度”、行为走向的“控制度”。     

政治稳定观：从刚性化向弹性化的转变

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不稳定因素"是难以避免的.刚性化的政治稳定观在当前时代背景下实现的绝对稳定实际上却造成了更大的不稳定.因此要实现政治稳定观从刚性化向弹性化的转变.弹性化的政治稳定观承认"不稳定因素"的"常态"性,以较强包容性的机制,实现动态的、相对的稳定.在这种稳定观的指导下实现的稳定才是真正的稳定.     

试论国家建构与欧盟宪法条约

学界对欧盟走向,大多以超国家视之。可是不仅超国家本身即是难以界定的概念,而还且遮蔽了欧盟政治开创行为。通过美国联邦国家建构与当代欧盟实践之间的比较,旨在揭示国家建构与欧盟宪法条约草案之间的关联,提出欧盟的政治开创行为一直潜在于欧洲哲人的政治思考,欧盟的实践只是将这一潜流现实化,而且走出欧盟制宪危机必须从事政治开创行为。     

“政治—经济”的结构变异缘起和后果

在社会生活中,政治和经济总是相互作用并构成一个结合体。基于对经济之政治负荷性和政治之经济职能的认识,革命胜利后的苏联等国家创建了国家统制、政治推进的现代化模式。它所内含的经济问题泛政治化和政治功能不断放大的趋势,催育了缺乏自主性的行政性经济的出现,最终导致了与现代化一般逻辑相背离的经济萎缩和政治肥大现象的蔓延。这一变异历程表明,在社会转型国家,建构“政治—经济”相对分离、良性互动的关联结构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加入WTO对我国高等教育基本政策的影响及其对策

20 0 1年 1 2月 1 1日 ,我国将以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身份 ,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将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正在走向学习化、信息化、知识化社会的我国高等教育来说 ,必然会从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方面产生“折射”作用。WTO规定的教育条款更会对我     

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的警示

近十几年来,东南亚经济在世界经济低迷中一直保持着一枝独秀的强劲增长势头,并被世界银行称之为“东亚奇迹”。经济高速发展,本地区人民的储蓄不断增加,市场需求量不断增加,巨大的市场潜力吸引了大量的外资流入。但由于管理不善,投资失控,金融监督落后,出现了泡沫经济。一些国家用有限的储蓄去拯救其币值、呆帐与坏帐,最终无力起死回生,导致了从泰铢贬值开始的一场连锁的金融危机,并且亚洲的“流感”迅速传染了世界。 这次危机虽然对我国影响不大,但我国与东南亚各国有     

论恐怖主义的发展与反恐趋势

恐怖主义作为全人类的公害,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已构成了严重威胁。恐怖组织呈现从地区政治管道走向国际经济网络,恐怖手段从实施简单的传统恐怖犯罪走向实施复杂的高科技恐怖犯罪,恐怖效果从追求对固定对象的表面袭击走向对泛化目标的心理打击的发展趋势。国际反恐,必须坚持科学的一体化、现实化与重点化战略。     

欧债危机性质和前景分析

欧洲债务危机至今仍在发酵.在一体化和制度转型背景下,主权债务国从过去的发展中国家转向欧元区国家,并以“海啸效应”对全球经济造成巨大负面影响.欧债危机的因素极其复杂,主权债务形式不同,各国政府缓解危机的办法有限,更突出的是信心崩溃促成危机扩散同时导致国际关系倒退.可以从三个角度理解危机性质:实体经济的国际竞争力是决定一国是否存在“问题”的基础,欧洲社会经济发展和制度一体化模式的弊端,全球应对欧债危机做法内含的矛盾——利率上的博弈.危机前景取决于如何完善危机修复的条件,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提高私人投资者的信心,危机将导致贸易摩擦加剧,欧盟将采取政治与财政集权手段避免欧元区解体.     

福斯特的生态政治思想及其对建设“美丽中国”的启示

福斯特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代表者,他从社会生产方式、技术、文化等层面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危机的内在关联,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以工人阶级为基础,以转变资本主义现有的生产方式、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国家权力结构、培育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政治战略。他的生态政治思想对于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成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东南亚金融危机与所谓的“中国威胁论”

“中国威胁论”被排华势力当作一种政治资源,却加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使东南亚成了“中国威胁论”的受害者;东南亚金融危机则引发新一轮的“中国威胁论”,并加速有关各方对中国既遏制又接触的进程。化解东南亚经济危机,必须先抛弃“中国威胁论”,并认识、抓住中国市场的巨大机遇。     

试析东盟经济一体化的限制因素

东盟在成立时曾提出要加强东南亚区内经济合作,但发展至今,东盟内部的经济一体化水平仍然很低,其限制因素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政治合作才是东盟合作的真正动力,地区内经济合作偏于强烈的象征意义;二是独特的“东盟方式”——追求国家利益,成员一致和政治合作“三位一体”日益成为阻碍经济合作深化的绊脚石;三是东盟国家高度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减弱了地区内贸易和投资的动力。东盟只有通过利益协调、制度完善和发展模式转型“三管齐下”,才有可能保持自身在东亚一体化中的主导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生命线"地位之我见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我们党总结历史经验而得出的一条重要结论，也是对思想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高度概括，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和丰富的实践基础。在我国社会各层面发生大变革、大发展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思想政治工作干部必须牢固树立“生命线”意识。一、历史的经验证明“生命线”关乎我党的成长壮大，发展成熟，从胜利走向胜利。长期以来，我党一直用“生命线”来概括和表述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和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从１９３４年周恩来同志首次提出“政…     

政经互动：经济视角下的国际安全问题研究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国际社会中,政治与经济更是紧密相连,密不可分。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交互作用日渐加深,“国际政治经济化”和“国际经济政治化”的趋势日趋明显。许多复杂的国际安全与政治问题如果能置于经济的视角下,就可以看得更深、更远。在国际问题研究中,国际安全与政治方面的问题往往占较大的比重,而且,此类问题往往比较敏感隐蔽,如果我们仅就事论事,单从国际政治与国际安全的角度去分析,而没有充分地挖潜和展开,往往比较容易流于表面和肤浅,不能真正揭示问题背后的实…     

历史和现实的双重诘难--浅议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境遇

马克思主义曾经经历了辉煌的时代，但如今却在全世界走向了低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终结论”、“危机论”和“无用论”等无时无刻不在与各种社会思潮一起，同马克思主义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应对马克思主义当下所面临的危机，必须遵从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危机中进一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从“政治思想”到“思想政治”话语的演变——新中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新中国成立以来，“政治思想教育”或“思想政治教育”的政治属性是一以贯之的，根据“政治思想”与“思想政治”话语侧重的不同，可以将思想政治教育大体分为两个阶段：1949年到1978年，以“政治思想教育”为基本形态，思想政治教育多服务于阶级斗争的中心任务；1979年至今，以“思想政治教育”为基本形态，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促进社会进步及人的全面发展。这一发展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意识形态理念的转变。     

“一·二八”时期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初探

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是活跃在“一·二八”抗日救亡政治舞台上的一支重要力量。本文以当时报刊文献为主要资料依据 ,通过对其阶级属性、基本政治主张、主要活动及在上海抗日救亡运动中的影响、作用的分析述评 ,勾勒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在严重民族危机刺激下走向激进的政治动向与变化轨迹 ,揭示这种变化的内在动力和深厚基础     

美国的战略目标与东南亚

"9·11"事件后,美国全力重返东南亚,这在东南亚及其周边引起了震撼。美国关注东南亚由来已久,但当前政治、经济与安全等国家利益的需要和东南亚特殊的战略地位,使美国在东南亚倍加用心。冷战后,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将其全球战略三大目标:安全保证、经济振兴和全球民主化,与东南亚结合起来,开拓性地把东南亚在美国战略中的角色定位为反恐第二战区、地缘战略区、经济利益区和民主扩展区。     

安倍主义的渊源与特点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2013年年初访问了东南亚三国,提出了所谓的日本对东南亚外交“新五原则”,人称“安倍主义”。安倍主义是对当前亚太格局深刻反映和日本国内政治氛围在外交领域发展的产物,具有明显针对中国的倾向。由于中关日三方关系和东盟政治特性的制约,以及日本自身因素的影响,安倍主义很难取得成功。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

当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创新主要包括以下几下方面:一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理念创新,坚持“以学生为本”的原则;二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内容创新,实现“三个”结合;三是工作方式、方法和创新,突出民主性和平等性;四是思想政治教育手段的创新,由传统的单向流动变成双向互动;五是思想政治工作机制的创新,从单一走向多样化,从封闭走向开放。     

祛魅与赋魅：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进程的一种比较

比较中国与西方法律观念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可以看到西方社会是始于祛宗教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中国社会则是始于祛政治之魅,而止于赋理性之魅。对中西法律观念现代化的“祛魅”差异性以及“赋魅”共同性的对比研究,可以提醒我们在构建法治国家时所要排除的障碍与西方有所不同,不能用西方的“祛魅”方式化解中国的“赋魅”危机。这样才能使中国人的法律观念在理性和人文精神的基础上得到更新与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