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生育意愿的性别研究

群众生育意愿的性别考虑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数量与性别之间也存在着制约的因素,社会经济文化条件的变化导致孩子的效用及他(她)的替代品效用发生变化,对子女的性别选择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中国低生育水平下的二孩生育意愿研究

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来,当前低生育水平下育龄人群的生育意愿和实际生育计划受到高度重视。本研究采用2012~2016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数据,通过对比生育政策调整前、过程中,以及调整后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变化,研究育龄人群的二孩生育意愿与生育计划。研究结果表明中国育龄人群平均理想子女数变化幅度很小,保持在1.94左右。意愿生育水平的城乡差距甚微,年轻队列的生育意愿较低和理想子女生育目标集中在二孩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尽管全面两孩政策调整后,想生二孩的比例明显提高,但计划生育二孩的比例出现下降,明确不打算生育二孩的比例上升,生育意愿转变为实际生育行为风险加大,养育子女的最主要压力是经济压力,经济和教育压力成为抑制生育意愿与阻碍生育计划的重要因素。     

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及其对策研究——基于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的调查

生育意愿是研究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目标达成与否的重要议题。生育意愿,包括生育数量、性别偏好、生育目的、再生育意愿。通过对全国2313个青年农户面访调查,分析青年农民生育意愿的特征,进而为落实"全面二孩"政策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配套措施。分析表明:(1)当前农民生育潜力巨大:65%的农村青年期望生育两孩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但是较高的受教育水平、中低至中等收入家庭生育二孩意愿较低;(2)二孩政策下性别偏好趋于优化:与长期一胎政策影响下强烈的男孩偏好相比,政策允许下"儿女双全"观念占主流,男孩偏好降低,尤其是倾向生育两孩的青年人。多种因素构成的性别社会不平等导致女性养老功能弱化,是当前性别偏好的深层原因;(3)再生育意愿差异大:六成农村青年选择再生育,已经生育一孩的家庭生育意愿弱化。基于此,我们提出转变农民性别观念、改善计生工作方式、规划系统性保障措施、完善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等对策,以引导增强更多青年的生育意愿、达成"全面二孩"政策目标。     

低生育水平下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经济约束与政策突破

面对长期持续低生育、低惯性增长以及过快人口老化形势,加大对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以低生育水平下的城市青年为研究对象,运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和方法,从机会成本、边际收益和经济补偿三个角度探讨了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具体体现.研究表明,当前城市青年的生育意愿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现象,与传统生育政策下的青年生育意愿相比,带有很大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究其原因,生育机会成本的加大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城市青年生育意愿不稳定的最主要因素.本文认为,要增强计划生育工作的针对性,保持健康稳定的低生育水平,必须加大对城市青年生育意愿的研究,着重分析青年生育意愿的地域、年龄、收入等差异性因素的影响,这应当成为我国今后人口政策的执行重点.     

关于生育保险的相关问题

小保：你好。我老婆是农村户口,没有工作,办理了农村合作医疗保险。2011年3月在医院住院分娩,出院时用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报销了一部分费用。（住院发票已被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收走）因为我本人有正常缴纳生育保险,我老婆没有工作没有缴纳生育保险,按规定男方可以报销一半生育津贴,我向福建省社保生育科提交了完整的相关材料,除了住院发票用的是复印件外。     

生育保险案例分析

案例一 生育女职工劳动合同问题 某女职工C某1998年2月与中外合资的酒店签定为期两年劳动合同。1999年10月发现怀孕，4个月后，酒店以劳动合同到期为由与C某终止劳动合同。C某不服，一是认为自己是按照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生育，应当受到法律保护；二是，如果解除劳动合同，没有经济收入会给家庭生活带来困难。因此，向当地劳动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述。     

基于自我决定理论的青年生育意愿缺失研究

近年来,中国人口增长缓慢及伴随的青年生育率低现象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广泛关注。青年生育率不仅受到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还直接取决于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文章借鉴自我决定理论的内涵和形成逻辑,探讨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问题,研究结果表明,青年的基本心理需要满足和自主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青年的控制性生育动机对青年生育意愿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这一分析结果不仅拓宽了学术界关于青年生育问题研究的视野,也对开展生育政策推广工作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日本年轻人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

日本生育率自1974年起始终处在更替水平之下,至今没有明显的回升迹象。这意味着日本人口在未来将持续减少。当下,应对超低生育率问题已成为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重要政策主题。这些国家具有相似的人口变化和文化背景。相关国家年轻世代婚姻、生育行为的影响因素研究,对未来东亚国家的家庭政策制定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代际与性别项目调查(JGGPS)历年的数据,应用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后发现:在日本已婚和未婚成年人中,生育意愿越强的个体,其在随后约10年的时间里生育孩子的可能性也越大;在已婚的调查对象中,更年轻的个体以及子女数更少的个体具有更强的生育意愿;教育水平越高,则生育意愿越强;在已婚和未婚的女性中,持有更强的性别平等意识的个体,其生育意愿更弱。因此,在探索有效应对低生育率的新政策时,亦应立足于上述的研究发现。     

三孩政策下的低生育意愿：现实束缚与文化观念制约

人口问题是影响我国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全局性和战略性问题,实施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是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重大政策举措。本研究对全国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7150名已婚育龄青年进行问卷调查,考察适龄生育的青年群体对三孩政策的态度反应及生育意愿,发现对三孩政策表示支持及表示激发生育意愿的总体比例偏低。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影响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现实因素和文化观念因素,发现在现实因素上,生育、养育和教育成本过高使得“养不起”问题突出,尤其是生育旺盛期遭遇压力峰值导致生育意愿低迷,男性育儿参与度低使得女性养育过程压力过大;在文化观念因素上,养儿防老观念淡化、传统家庭主义生育动机让位于个体主义生育动机、生育无性别偏好及女性主义生育观普遍化等特点拉低了青年群体的生育意愿。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提出积极提升三孩政策实施效果及全面深层次服务青年发展的政策建议。     

政府间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的优化路径

大部分医疗卫生事权是政府间共同事权,其支出责任应由不同层级政府共同承担。我国以分档按比例分担原则,将央地共同医疗卫生事权进行了合理划分,同时对省以下政府间事权和支出责任提出明确要求。在现有政府间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中,存在上级政府承担的支出责任有限、转移支付制度不合理、支出责任分担机制对地方政府激励不足、省以下政府间部分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不清晰等问题,应进一步优化政府间医疗卫生事权与支出责任划分,切实满足人民群众对健康权日益增长的多元化需求。     

“生育时间荒”视角下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因素探析——基于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的数据分析北大核心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3,跌破1.5的国际人口警戒线,低生育问题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人口生育意愿降低是多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生育时间荒”的理论视角探讨人们生育意愿降低的内在机制发现,物化的时间、被加速的社会、被低估的生育价值和商品化的养育是形成生育时间荒的重要机制。通过对23884份青年群体调查问卷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学历越高,青年求学时间拉长,生育意愿相应降低,会加剧生育时间荒。时间的转移支付对青年生育意愿具有正向影响,能够有效缓解生育时间荒。因此,要提振青年生育意愿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一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保障青年生育权利;二是精准设立激励措施,提高青年生育时间期待;三是构建社会市场照顾体系,腾挪更多生育时间;四是倡导新型生育文化,转变对生育的时间评价。     

从安全规范到抚养体验：住房对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

既有关于住房与生育意愿的讨论较少关注住房产权社会规范与安全意义。本文使用七期合并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聚焦住房产权的安全规范机制,讨论住房对已婚青年群体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一是家庭住房数和住房产权正向影响已婚青年生育意愿;二是消除住房财富效应后,“有房住无房产”青年相对于社会租房群体生育意愿更强;三是住房产权通过抚养体验影响已婚已育青年的再生育意愿。本文为住房与已婚青年生育意愿的讨论补充了安全规范与抚养体验机制,为住房保障政策完善提供了知识支撑。     

推拉模型视角下的生育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我国人口预测数据与实际增长数据差异较大表明,已有研究尚未完全揭开影响群众生育意愿的黑箱。本文运用推拉模型,对新浪微博用户生育意愿相关评论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较多人受到负面因素影响,推动其束缚个人生育意愿,主要包括预算约束下的养不起、精神负担下的不敢生、婚育惩罚下的不婚不育保平安、保障缺位下的养娃是家事;少部分人追求为自己而活,浪漫想象无孩生活,拉动其主动形成低生育意愿。低生育意愿背后反映了社会不平等加剧引发民众焦虑、家庭制度向心力遭遇挑战、表达型个人主义理念兴起。     

政府介入渔业保险的必要性和政策选择

渔业保险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障渔业生产经营活动稳定性的有效条件。至今我国尚未形成适合国情的稳定渔业保险模式,目前仅存的商业性渔业保险和中国渔业互保协会两种形式也因各自存在的问题而难以有效发挥应有作用。渔业保险市场存在着严重的"市场失灵"。明确政府介入渔业保险的政策选择,加快推进政策性渔业保险步伐,将有利于实现我国渔业健康稳定发展。     

家庭政策与青年群体的结婚、生育意愿：日本经验及其启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制定人口长期发展战略,优化生育政策,增强生育政策包容性”。近期,国家明确提出实行三孩生育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但政策仍属于探索期,政策细节仍需补充完善。构建符合中国国情特色的家庭政策体系、解决晚婚和低生育问题,从而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要保障。与西方国家相比,日本在人口结构、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等方面与中国更加相似,日本经验或为我国家庭政策体系的建设提供一些借鉴意义。文章基于日本的结婚和生育调查数据,分析了日本家庭政策对青年群体结婚和生育意愿的影响,并重点关注了日本家庭政策对中产阶层青年结婚、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由于生育成本较高,日本家庭政策只能提高青年群体的结婚意愿,却无法提高生育意愿。其次,在“男主外、女主内”传统社会性别分工文化的背景下,日本中产阶层女性的结婚意愿更容易受到家庭政策的影响而提高。这证明了中产阶层女性是家庭政策的重点关注人群。本文对我国家庭政策体系建设构建具有一定的应用对策价值。     

婚姻满意度、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地区与性别差异的实证分析

本文运用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17）,采取负二项回归模型探讨了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对生育意愿的提升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影响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和性别差异,即：男性生育意愿受婚姻满意度和个人收入水平的影响要比女性更为明显;东部地区的生育意愿与个人收入水平的相关性更高,而中西部的生育意愿则与婚姻满意度的联系更加密切。     

异质性政府支出的挤入与挤出效应——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分析

通过理论模型与计量分析的方法研究异质性政府公共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挤入与挤出效应。在理论模型部分,跨期替代模型与无穷期动态模型分别从不同角度揭示了政府支出与可支配收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利用2003-2014年全国各省及直辖市的宏观数据,考察了异质性政府支出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结果显示,除文化传媒类支出对消费的弹性非显著的小于0之外,教育类、社会保障类与医疗保障支出对人均消费的弹性,均是显著的大于0。     

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天津市城乡居民生育保险规定的通知

<正>津政办发[2012]123号各区、县人民政府,各委、局,各直属单位: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天津市城乡居民生育保险规定》印发给你们,请照此执行。2012年10月17日天津市城乡居民生育保险规定第一条为进一步提高本市城乡居民生育保障水平,统筹完善城乡生育保障制度,实现生育保障政策和经办服务一体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参加本市城乡居民     

农村新生代青年的生育意愿及其转变动力——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

近年来年轻人生育意愿越来越低,这将对我国人口结构产生重大影响。基于皖南Y村的田野调研,从农民家庭内部视角探讨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的转变逻辑。研究发现,生育成本提高是农村新生代青年生育意愿转变的直接动力,而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的变化则是其生育意愿转变的深层动因。生育成本包括女性生育成本和家庭教养成本两个维度。现代社会生育成本提高引发年轻农民生育意愿转变的关键在于,生育价值观和生育决策权经历了从家庭本位向个体本位的变迁。基于此,释放农民生育动力的关键在于通过相应政策支持降低家庭育儿成本,减轻家庭育儿压力。     

育龄青年的生育价值观影响生育计划的调查研究——基于生育支持的中介作用分析北大核心CSSCI

生育价值观是权衡生育得失的内心尺度,对预测育龄群体的生育计划具有重要作用,但目前关于生育计划的研究尚未关注到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影响程度的差异及其具体作用路径。因此,以6个省(市)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类别生育价值观对生育计划的影响进行了测量,并验证了生育支持在此过程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育龄青年生育效用价值观中的个体情感效用对生育计划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强,育龄青年因间接成本的焦虑而降低生育计划的概率高于显性成本。除了情感效用价值观以外,生育支持在生育价值观各维度和生育计划之间都具有显著的部分中介效应。上述结论为理解当下育龄青年的生育选择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生育政策落地过程中培育积极生育价值观、营造良好的生育文化、推进现代生育文明建设、精准实施生育支持提供了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