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完善我国监听制度立法的分析

监听作为技术侦查手段之一为弥补传统侦查手段不足,有效打击犯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监听本身固有的隐密性、强制性,加之我国有关监听的专门法律规范几乎是一片空白,使得这一有力武器在打击犯罪的同时又极易造成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侵犯。因此,应当借鉴国外立法及经验,对监听进行立法,使之有效运转,以此达到保障公民权利和打击犯罪两种价值的平衡。     

论秘密监听的法律规制

在侦查实践中,秘密监听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技术侦查手段。为了在打击犯罪与保障公民隐私权等基本人权之间寻求平衡,在今后的立法中,必须从秘密监听适用的实体条件、审批程序、被监听人享有的权利等几方面对其进行必要的规制。     

附带监听资料之证据能力分析

附带监听所获资料究竟能否在法庭上作为证据使用，即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尚未定论。以监听的基本原则衡量各附带监听类型所获资料之证据能力，同时在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进行价值权衡，同一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具有证据能力，但事后必须补签附带监听许可令状，同一对象不可监听罪名的附带监听与不同对象不可监听的附带监听所获资料不具有证据能力。     

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之证据能力比较研究

一般意义上的监听，是指法定的侦查主体根据监听令状规定的范围而对被监听者的通讯、谈话予以秘密听取、录音或记载的行为。作为一种侦查取证方式，一般意义上的监听行为应当受到非法证据排除法则的约束。而特殊监听行为，由于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对其获取的材料能否作为证据使用则是一个比较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特殊监听行为主要包括了私人违法监听，一方当事人监听以及附带监听等类型，对这些特殊监听行为所获材料的证据能力之判断．体现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之间的尖锐冲突。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监听法综述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在监听立法方面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设立监听单行法;二是在《刑事诉讼法》中设立专节或专条确立监听法律制度。从其监听立法情况来看,普遍遵循重罪原则、必要性原则、特定原则、书面许可原则。而且将适用范围、审批制度、监听期限、监听获取通讯内容的使用与管理等方面作为监听立法应具备的“骨干”内容。这对完善我国有关监听立法有重要意义。     

秘密监听程序立法研究

秘密监听在我国立法上几乎是空白,理论上鲜有研究。作者考察了西方国家秘密监听存在的三种模式,分析了我国秘密监听立法和司法实践的状况,提出了我国未来秘密监听立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美国通讯监听立法的演进与发展

1968年美国通过的<综合控制犯罪和街道安全法>对通讯监听的条件、程序、方式及被告人的权利保护等问题做出了规定,以实现有效执行法律和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9·11"恐怖袭击事件后,美国先后出台了<爱国者法案>、<外国情报监视法>修正案,以加强情报搜集工作,提高反恐和打击犯罪的能力.这个立法过程漫长曲折,在立法技术上也表现出严格限制和灵活处置的两面性,对我国相关领域的立法具有很强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     

通讯监听证据立法之探讨

通讯监听是被我国司法实践所适用的一项技术侦查手段,但我国相关的可操作生立法却仍然阙如。本文拟从通讯监听的概念出发,在借鉴国外相关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实现对我国通讯监听证据立法的初步构想,以期使通讯监听技术侦查手段的实行真正实现合法化,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论刑事侦查中的监听问题

作为一种侦查技术，电话监听极大地提高了侦查效能，提升了侦查品质，但该技术同时又对公民的信息安全构成巨大威慑，极易行走在侵犯隐私权的边缘。因此各国都对电话监听规定了严格的法律程序，以合法的系统化的程序规则限缩侦查权的过度扩张。我国的刑事诉讼立法对电话监听缺乏明确规定，应当加以改进。     

论监听侦查的限制

监听作为对付重大犯罪的一种有效的强制措施,易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因此有必要对监听行为进行限制。包括对监听概念、法律性质的限制,对监听立法依据的限制,对监听实施条件的限制,对监听资料使用的限制。     

网络通讯监听及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网络通讯监听是IT时代一种重要的技术侦查手段,其主要特征是监听主体的普遍性、监听对象的非确定性和监听范围的广泛性。主要类别包括即时单独网络通讯监听、即时多人网络通讯监听与非即时网络通讯监听。网络通讯监听存在正反两面价值冲突,我国应将其与网络舆情监测区分,树立令状原则并明确除外情形,建立其合理运用的政府保障。     

公司利益主体的监督机制问题研究

只进行资本委托的利益相关者是公司外部利益主体,进行权力委托或双重委托的相关者属于内部利益主体。公司治理中的监督模式与一个国家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直接金融为主的英美国家建立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外部监督体系,而以间接金融为主的德日模式则以主银行全程参与公司监督为特点。     

经济危机下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

笔者从经济危机的背景特点以及公务员职能发挥网络化、信息化，权责地位至关重要的因素影响等条件出发，通过与传统网络监督体制的比较分析，结合网络背景下的监督特点，提出建设和完善公务员的网络监督体制建议。     

完善我国法律监督体系的思考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监督是关键。我国现行的法律监督体系对我国当前的法制建设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对法律监督提出了新的挑战。进一步提高认识,健全人大核心监督制度,完善国家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内的法律监督体系,必将对我国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有所裨益。     

陕西省广播影视监管中心全面综合建设简论

我国广播影视正处于模拟与数字、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并存发展的关键时期,"三网"融合已在积极推进之中。"十二五"期间,我省建设架构合理、配置合理、功能完善、安全可靠的安全播出调度指挥监测网系统,把模拟的、数字的、卫星的、地面的、以及手机电视监测、移动监测、数字电影机监测等监测内容相涵盖,从科学性、功能性、实用性、未来发展等多方面出发,满足全省广播电视监测监管实际工作的需要,实现对广播电影电视及互联网播出技术和播出内容的全面监管是省监测中心面临的紧迫任务。     

《食品安全法》中“预防原则”之立法检讨——以食品风险监测与评估制度为中心

预防原则是基于危害发生前的保证和防犯的考虑,在我国立法中设置了食品风险监测与评估制度,但是该制度与比较法视野中预防原则的概念和实践存在一定区别,使得食品安全法中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功能发挥受到了一定影响,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的完善需要在程序、机制及司法审查诸方面借鉴和参考预防原则的核心内容,以真正促进食品安全的监测和评估制度在实践中的有效运行。     

监听制度立法研究

监听的广泛应用极大地增强了打击和控制犯罪的力度。监听既侵害公民基本权,又从根本上保障公民基本权的实现。世界各国大都通过立法对监听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在这方面仍处于空白,亟待建立符合现代法治需要的监听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