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转型期的公共信任建设

公共信任作为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是一个社会促进与实现和谐的内生性条件与人文环境。我国市场化的社会结构转型和由此引发的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契约化,不仅引起我国传统公共信任的结构、演化机制及关系序列发生变化,而且导致公共信任在社会转型期的重构发生结构冲突以及与社会信任、个体信任关系的疏离,进而影响到政府自身的职能转化和政府促进社会和谐的角色扮演。     

农村环境冲突演化路径变迁与治理策略的改进

农村环境冲突事件演化通常遵从“环境问题—农民集体沉默—农村精英导引—环境抗争”的路径。近年来，农民成长因素和外部关注度改变了这样的演化路径，农村环境冲突演化呈现出一些新特点，突出地表现在：在环境正义观的主导下和“环保精英”的引领下，农民集体沉默的时间缩短，预防型环境抗争呈增加之势；抗争者人员构成复杂，冲突规模增大，负外部性扩散速度快、范围广；环境抗争的诉求由物质补偿提升到权利确认的层次。科学治理农村环境冲突必须直面这些改变，进一步改进治理策略，要在环境正义的视域下，将环境冲突治理融入乡村全面振兴的各项战略举措之中，将环境冲突事件治理与环境治理统一起来。     

黑龙江省社会风险成因与对策研究

黑龙江近些年来经济发展取得了一定成绩,但社会发展却不均衡,当前时期,各种利益群体诉求增加,社会矛盾凸显,面临一定社会风险。黑龙江省社会风险表征是：群体性事件易发多发;失业率反弹,就业形势严峻;收入差距呈扩大态势;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压力;公共安全事件具有突发性等。黑龙江省产生社会风险的原因主要有：社会分配不均衡,导致一些社会成员利益受损;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导致吸纳就业能力较低;资源依赖型的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生态环境遭受巨大压力;社会成熟度不够,导致社会风险产生的概率被放大等。因此,本文提出构建应对社会风险的长效机制：建立政府主导下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建立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建立有效的社会危机管理机制;建立积极的心理干预机制。     

网络舆情事件及其风险特征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并指出:"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这一重要论述揭示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同时也指明了新时期社会风险所涉及的重点内容。网络社会所形成的复杂舆论信息环境已成为社会风险衍生的主要动因,社会潜在风险极易外化为网络热点舆情事件,亟待对其进行规范性定义,并基于网络舆情事件与传统突发事件的差异化研究,对其形成过程及其风险演化特征进行全面的梳理分析。     

从风险社会看科学发展观的历史意义

实践作为人的存在方式,其后果并不总是对人有利的,有时也意味着风险.人类的生存就是一种风险生存,风险已成为人的一种存在状态.当代社会是风险社会,对风险社会的实践存在论反思,昭示了科学发展观在风险社会背景下的重大意义.同时,超越、扬弃风险社会也构成了科学发展观的特定历史界限.在弥合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分裂与对立的进程中积极推进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实践发展,才是人类摆脱生存与发展悖论的根本出路.     

高校辅导员学生信任的现代性风险及其防范

信任是人类社会的基础。辅导员与学生之间教育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其职业价值实现的重要性与复杂性,也决定了学生信任是其职业价值实现的不可或缺的软变量。然而随着现代性的行进,信任的社会情境已经嬗变,诸多不利于信任存续的社会现实精神与文化已经凸显。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辅导员的学生信任难免会遭遇现代性及其衍生的信任风险。学生对辅导员信任的主要模式将由传统的伦理型信任向现代性的理性型信任转变。辅导员须树立现代性思维,强化信任风险意识,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赢取并呵护好学生信任,要以信任唤醒学生信任、用关爱密切学生关系、凭能力熔铸学生认同、靠开放性疏解学生疑虑。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破解社会风险难题的理论与实践

当代中国社会风险特征有三,即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国内社会风险、国内经济风险演化为政治风险和公共领域的风险转化为社会整体风险;社会风险的深层根源是社会转型、利益困局和文化冲突;应对社会风险,应从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建立风险防范的前瞻性机制,并制定合理政策,推动社会全面发展。     

公共物品风险:类别、归因与治理策略

在风险社会情境下,公共物品风险场域环境、多元供给主体互动关系、风险生成和内在影响机理正在发生变化,公共物品系统的复杂性、关联性、延展性等特点,为公共物品风险生成提供了可能。公共物品风险呈现出复杂不确定性、感知体验性、传播扩散性、人本利益性、管理模糊性等特点。公共物品风险的类别包括责任缺失型公共物品风险、盲动偏向型公共物品风险、知识匮乏型公共物品风险、寻租逐利型公共物品风险。公共物品风险生成归因于制度约束不完善、非理性心理偏差、多重利益驱动、责任伦理失范。治理公共物品风险,需要强化公共物品风险的公共责任伦理建设、发挥主体精细化的风险治理效应、建构主体间良善融合的社会互动关系机制、探索建立行动主体内部体系化的风险防控机制以及完善失范行为监督惩戒制度。     

人工智能风险的意蕴生成与治理路径

人工智能风险意指因人工智能技术的不确定性所诱发的对人类经济结构、社会秩序、伦理道德乃至生存安全等方面的可能性后果。风险技术与技术风险共同型构人工智能的风险议题,致使人工智能呈现出有别于风险社会其他技术风险的客观现实性、主观建构性、技术非人化特征。风险技术是人工智能风险的生成因子,源于技术理性的认知局限、人类主体的主观利益、类人自主的它者欲望等技术性缺陷。技术风险则是风险技术的后果显影,指涉人工智能风险表层波及面的广博性以及深层次的工具性与价值性两种动态风险情形。当信息技术甚嚣尘上,人工智能高歌猛进时,不断升级的风险技术难题将加剧技术风险的严峻境遇,最终引致人类陷入技术化泥潭。化解人工智能附加于人类的技术化生存危机,需要立足技术迭代与人类理性的双重考虑,更新人文治理理念、构建协同治理机制、优化多样治理工具等途径不失为规避人工智能风险的有效路径。     

中国式邻避事件及其防治原则

随着周边居民强烈抵制大型工程项目建设的集体行动愈演愈烈,关于邻避事件及其治理的研究也就成为学界和政界亟待攻关的重要课题.中国式邻避事件呈现出“立项—抗议—停止”三段式演进逻辑,具有合谋式决策、非理性抗议和无赢家结局等特点.工程项目自身的负外部性、社会评估的缺失、个人利益诉求的高涨以及公共信任的匮乏等因素导致了邻避事件的频发,其防治路径在于借鉴发达国家的治理经验,坚持自愿原则、预防原则、公平原则和沟通原则,加强相关制度的设计、创新、建设和实施,善于解决与协调邻避事件引发的矛盾,而不是一味地回避矛盾,有效防治社会风险,维护和增进社会稳定与和谐发展.     

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风险预判与风险防控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伟大社会革命"的重要论述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逻辑一脉相承,既是对革命理想、革命精神和群众路线的回归,更是我们党凭借时代势能对历史的一种新的超越。中国共产党一直是一个具有强烈风险和忧患意识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增强忧患意识、防范风险挑战"成为新时代推进"伟大社会革命"的应有之义。推进"伟大社会革命"应当加强风险预判,高度重视国家安全、执政安全和经济发展等领域存在的风险。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强化合法性建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是有效防控上述风险的战略路径。     

风险社会理论维度的农村贫困问题阐释

在贝克的研究视野中,风险社会是个较为复杂的理论,现代化风险仅仅是风险社会的一个关键维度,风险社会还与社会的、人生的和文化的风险和不安全等等因素重叠在一起。我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市场化、信息化、城镇化、国际化的征程上,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在不断汇聚凸显,群体性事件和恶性极端事件增多,已然具备了"风险社会"的特征。风险社会理论与农村贫困问题存在着很大的契合性。在风险社会的场域中,农户贫困面临的社会风险主要有自然灾害风险、收入风险、资产风险和健康风险。     

邻避运动中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与嵌入式治理

"中国式邻避"往往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渠道受阻、公民权利意识觉醒和大众媒体推波助澜而陷入"闹解"和"多输"的循环怪圈。基于杭州九峰垃圾焚烧项目"封闭决策—日常抵抗—邻避抗争—协商治理—原址重建"的历时性观察,建构"风险感知—利益结构分布"理论框架分析冲突演化机理,公众根据感知风险、感知挫败以及对政府、环保机构的不信赖感产生"邻避情结",而执政者"治理失灵"背后存在压力型体制、晋升锦标赛与悬浮型基层政权等深层逻辑。本文运用"解剖麻雀"方法透视邻避冲突生成逻辑后,进一步从执政理念嵌入、工作方式嵌入、公众参与嵌入和政党力量嵌入四方面探讨邻避冲突化解的"嵌入式治理"路径,以期为基层政社良性互动提供参鉴。     

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现象的深层成因探析

全球化背景下的多重转型和快速发展使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风险共生现象。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现象的深层成因主要是体制转型过程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诉求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失衡,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和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社会信任的下降和社会焦虑的上升,以及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各种国外因素的冲击和挤压。科学分析并主动化解这些矛盾,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机制,才能实现低风险、合理、持续的发展。     

见微知著:潜在风险的科学预判过程分析与能力建设

对潜在风险进行见微知著性的预判对于决策者及早识别与准确评估风险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把潜在风险的科学预判过程分为信号甄别、逻辑判别与事态估测三个阶段,并从时间累积和跨界传导两个维度构建了潜在风险的科学预判模型.利用该模型可识别出现存型、演化型、连锁型和系统型四种潜在风险.决策者可从如下方面提高对潜在风险的科学预判能力:...     

城市社会风险规避视域下的社区作用机制探索

在人类城市化进程中，风险无处不在并正成为基本的社会特征。城市社会风险主表现为由城市贫富差距拉大、城市流动人口、环境污染、特殊人群等引发的社会风险。社区是城市生活的基本单元，其在城市社会风险规避中的有效作用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为此，完善社区在城市社会风险规避中的作用机制非常必，需完善社区资源整合机制、社区沟通和利益表达机制、社区社会风险评估和预警机制、社区对于特殊人群的支持机制、社区风险教育机制。     

当前群体性事件的趋势特征与有效应对

当前群体性事件依然是危害我国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因素。从当前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发展趋势来看,呈现出参与主体成分多元化、由非法集资和生态环境问题引发的事件明显增多、无直接利益者参与众多、群体行动组织性与联动性越来越明显、行为激烈后果严重、多种因素交织事件调处化解难度增大、网络聚焦放大功能凸显对社会稳定冲击越来越强等特征。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是社会张力加大和社会稳定性降低的表现,主要诱因是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的利益受损、社会结构变化引发的心态失衡、决策不透明带来的社会不信任、基层组织涣散导致的控制弱化、敌对势力渗透破坏使事态复杂、应对能力低下引致的处置失当等。为有效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应当重视源头预防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建立主动的矛盾排查和预警机制、完善有效的矛盾调解机制、强化快速高效的现场处置机制、健全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机制、做好扎实细致的善后工作,从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善治策略

网络舆情是社会舆情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社会舆情在虚拟空间的映射,监管治理不当极易引发舆情危机,尤其是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网络舆情,更容易对社会信任基础与和谐稳定造成冲击。实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善治,必须从情感融入入手,分析舆情生成的根源诉求,畅通民意表达的机制和渠道,平衡不同社会成员之间的利益诉求,建构舆情风险信息的风险防范机制,进而从源头上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舆情实现有效遏制;必须通过技术赋能建立起长效的网络舆情监测、追踪、标识、评估、调控机制,增强对网络舆情演化发展过程的中端控制;必须规范网络舆情法律规制流程,建立舆情信息交流体系,依法监督和依规惩治净化网络空间舆情,完善网络舆情末端处置。     

技术治理范式下城市风险治理的变革、隐忧及效能提升路径

城市风险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看技术的发展,技术因素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并推动城市风险治理范式由科层治理向技术治理演化,技术治理成为当代城市风险治理的新路向。现实中,技术手段的运用引发了诸如风险感知智能化、风险治理空间边界数字化、治理要素关联精准化以及风险治理结构扁平化等城市风险治理变革。同时,技术因素作为引发城市风险的重要根源,其在城市风险治理中的运用带来了诸如城市社会技术割裂、风险治理目的技术化、技术治理失灵以及技术伦理入侵等技术治理隐忧,需要通过强化政府主体介入、引导技术治理向人本价值回归、规范技术运行以及夯实技术的伦理道德基石等路径来提升城市风险的技术治理效果,以增强城市风险的治理效能。     

论现代性风险中弱势群体的风险自救与规范调整

我国弱势群体在日益加剧的现代性风险中,数量愈来愈多,自身愈来愈弱,反之又给社会带来愈来愈大的风险。知识及制度供给不足时,弱势群体往往以群体性事件与涉黑行为等私力救济的形式进行风险自救,实质上风险更多的是转移而没有真正化解。风险管理离不开预期,离不开规范性调整。规范性调整思路是构建交往信任情境以及加强法律制度的调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