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学者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主要观点——以中、苏、俄比较为视角

中外学者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政治立场对中苏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治理体系、治理职能、治理决策、治理策略的评价,从不同角度为我们打开了观察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的全球性视野,探索了社会主义国家走向善治的规律和路径。社会主义国家治理研究表明,治理问题是每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都要面对的问题,国家治理应符合相应的社会性质,并不存在普世的国家治理模式,在吸收和借鉴他国的治理经验时,要注重甄别国家治理的不同职能属性,才能保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属性。中俄新时期国家治理的经验不仅为世界的进步提供动力与活力,而且带来更多的思考与启示。     

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历程与新时代法治需要

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都遵循一定的"法治"精神。这些体现"法治"精神的法既有国家正式法(硬法),还有以国家法为基础衍生出的非正式法(软法),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农村社区治理的重要法治基础,对构建基层社会秩序、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农村社区治理的内外环境、基础条件不断发生变革,国家战略部署也做出了相应调整,农村社区治理面临新的挑战,实践中,农村社区治理法治也存在突出问题。新时代,需要从制定城乡社区一体化治理的现代法规、社区经济社会事务分类治理的现代法治规范、多元主体参与现代社区治理的现代法治框架、社会关系调节及社会行为规范的现代法治规则、居民权利保障及权益维护的现代法治制度等层面出发构筑现代法治,夯实农村社区治理的法治基础。     

党的领导是国家治理的核心

党在95年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创建国家、治理国家、执政为民、服务社会的光辉业绩。党是国家的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构成国家治理的核心。当前,在致力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中,中国共产党既必须坚实地具备国家治理的能力,更必须不断地增强和提升国家治理的能力。     

社会转型期政府治理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提升

治理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内容,而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是政府治理理论首先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随着我国改革策略从"效率至上"向"公平至上"转变,国家治理也需要不断完善。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重要时期,各治理主体都具有各自的特点。因此,如何实现国家治理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需要各方面共同努力。     

从“行政化控制”到“体制性吸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治理问题研究

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变迁几经调整和转换,国家对社会组织的治理从一种非正式的、具有可纠错性、较为灵活的行政化控制,向一种正式化、组织化和稳定性的体制机制创新治理路径展开。"行政化控制"和"体制性吸纳"作为两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形势背景下面对不同的现实发展任务而形成的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的技术选择,二者之间既存在互相关联、前后相替、继承发展的关联,也存在着国家对社会组织治理的理念、手段、方式和绩效的本质性不同。从社会治理的视角来看,中国社会组织的发展将呈现出法治化治理的新常态、项目制运作的新实践、枢纽型社会组织的新助推和专业化服务发展的新方向等一些新的进展路向和发展趋势,值得我们做进一步的前瞻性理论研讨和典型性实践研究。     

论国家疆域的治理

疆域作为国家占据或控制的地理空间范围,是国家形成和国家活动的基础,并反过来支撑着国家的发展。然而,国家的疆域又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动,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形态。国家的疆域也会因为各种无法回避的因素的作用而面临着诸多的问题。这样的疆域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和处置,便会对国家的统一、稳定和发展造成消极的影响,迟滞国家的发展,甚至把一个国家拖垮。因此,国家拥有或获得了疆域以后,必须运用国家力量并广泛动员资源来对疆域进行治理。疆域治理既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国家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在当今中国,疆域治理是中国的崛起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疆域治理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研究的重大议题。     

近代乡村治理的法权结构变革与法制转型研究

认真审视和深刻探寻近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变轨迹、法权结构的变迁规律和法制制度的转型路径,不仅能客观真实地揭示近代乡村治理转型的时代价值与基本特征,也能通过挖掘历史资源和理顺历史脉络来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的模式转型与结构优化提供启示和经验。近代不同时期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模式与法制转型的路径尽管具有不同的方式与特点,但却具有相同的逻辑与规律。国家治权、乡村权威与乡民主体之间的关系是影响近代乡村治理法权结构变革的主要因素,三者关系的协调可以为解决和处理当代农村基层治理问题提供认识论视角与方法论参考,要实现农村基层治理的现代目标,应当深度把握这三大因素,以构建现代农村基层治理的规范体制。     

协调发展理念下区域发展战略的政策走向

区域发展战略是针对区域发展的高层次谋划,也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建国以来,我国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形势发展需要,不断调整优化区域发展战略,推动生产力在区域间合理布局,极大地促进了综合国力的提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其中协调发展理念致力于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发展失衡问题,为"十三五"时期区域协调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国小区演进与社会治理转型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目前我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也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社会治理特别是基层治理水平明显提高。在城市基层社会治理中,"小区"作为在一定区域内、具有相对独立居住空间和生活环境的居民住宅区,是党组织向最基层延伸、健全基层党组织工作体系、为社区治理提供坚强保证的空间载体和协同单元之一,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协商民主:国家治理现代化转型的政治逻辑

在东西方不同语境下,协商民主虽然从理论范式到制度实践各有不同侧重,但在理论底色上都与现代国家治理有着诸多契合之处,并被视为具有巨大潜能的现代国家治理形式。面对"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治理困境,中国的改革正寻求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协商民主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为回应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理论与制度资源,同时也展示出一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性。     

防止“局部空转”消解基层治理效能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根基,其治理状态既是检验国家治理能力的微观窗口,也直接影响着国家治理能力水平的发挥。但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国家,基层治理难免呈现不同景观、出现不同问题。当前,一些地方出现了“局部空转”问题,正在消解基层治理效能,亟需引起重视。     

民主与国家治理:价值与工具之辩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治理与民主的交织成为当今政治学领域的重要理论问题。“民主”与“治理”都是实践发展中的概念,具有诸多交集,也存在一定张力。“民主”在人类文明漫长演进过程中具有理论与实践的多样性,而“国家治理”的模式则以各国国情为基底演化出不同类型。就理论来源而言,民主理论与共和主义民主传统、自由主义民主传统、马克思主义民主传统和中国古代的民本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民主之于国家治理既富有价值意义,也具有工具意义。对国家治理来说,民主的价值内涵主要通过四种方式得以彰显：以人民主权界定国家治理的性质、以自由平等规范国家治理的过程、以公平正义衡量国家治理的成效、以公民精神保持国家治理的活力。从比较政治的视角考察国家治理的民主类型学,能够增进我们对民主如何促进国家治理的全景图式理解。     

治理耦合与主体重塑——基于豫北花村组织振兴调查

不同的乡村治理时期会对不同的治理主体产生特定的结构性需求。在乡村治理步入现代化阶段，中国共产党领导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显现出其巨大的基层治理优势。随着乡村事务逐步被纳入体制，基层治理同时遭遇行政内卷、自治乏力，以及行政与自治互为负担的困境。乡村治理亟需一个强有力的治理主体发挥组织村庄社会和回应村民需求的功能。基层党组织因其内含的组织性和政治性制度潜力，可以回应乡村治理实践要求，发挥精英重构与组织赋权、分类治理与分层动员以及政治引领与主动回应的作用。其弥合行政与自治裂缝、达至上下治理耦合的过程，也是在不同治理维度上将自身型塑为新时期乡村治理主体的过程。基层党组织借助其实现体系效应和国家力量在场的优势，获得了不可或缺的主体性地位。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时期，基层党组织将获得更大的治理效能释放空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视域中国家治理的逻辑演进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及"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两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二者之间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历程看,市场经济在中国经历了由拒斥到认可,由确立到完善深化的过程,与之相伴随的,我国国家治理模式也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到由计划向市场转轨时期的政府、市场和社会相互博弈的转型模式,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善深化时期的政府、市场和社会协同共治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国家治理在一步步朝着现代化的方向发展。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正处在由转型模式向协同共治模式的转化之中。     

依法立法的实践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把依法立法与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并列为立法原则,在新的历史时期对立法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新的善治契机。立法权是治理体系中权力配置和利益分配的基础,高质量的立法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石。只有良法才能善治,不能简单地说有法可依,其实更重要的是有良法可依,因此"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三大原则的确立,对开展地方立法具有重要意义。党的十八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央地关系与中国地方治理改革—基于新制度主义的思考

在现代国家治理中,不同的中央—地方关系模式中,二者的行为逻辑具有显著的不同,进而影响到地方治理。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央与地方关系上,我国形成了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治理模式。通过持续推动制度创新,我国逐步找到解决治理困境的出路,促进了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升。     

财政改革:国家治理转型的重点

未来30年是全面建设小康的和谐社会并奔向共同富裕的时期,新的时期是国家治理转型的过程,其中财政改革和转型将成为重点和关键,并决定着国家治理转型的成功与否。必须循着国家治理转型的路径展开财政改革的逻辑,并通过政治改革为财政转型以至国家治理转型提供保障。     

软实力“现代化”与“协商机制” 全能主义治理模式已无法维系

<正>全能主义国家的治理模式尽管在一定时期内产生惊人的治理效力,但同时也导致了经济发展活力的窒息、国家对社会的严密管制等后果,造成社会自组织秩序的彻底摧毁和对国家强制力的全面依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被有关学者称之为我国的第五个现代化。如果我们将此放在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现代化建设的历程来看的话,那么,将其称为第五个现代化是相当恰当的,而且其意义也是不     

国家治理视域下央地关系研究

十八届三中全会释放出清晰的改革信号,标志着中国进入了"五位一体"全面改革时期,全会提出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概念也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和敏锐的危机意识。中国已成长为全球关键性大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更是中国政治结构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正确处理好中央与地方关系,有助于在"四个全面"的总体布局下营造和谐的政治生态环境,更是中国共产党调适治理方式、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水平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