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干部与实践权力——精准扶贫中的国家基层治理秩序

农村精准扶贫是一个国家基层治理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实现农村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一个重要抓手,也是发展乡村社会经济的重要路径。精准扶贫中的权力格局有三种不同的权力形式:总体权力、技术权力和实践权力。总体权力试图借助技术权力来兑现精细化的治理目标,而技术权力又需要实践权力来落实具体政策。实践权力及其社会再生产根植于地方社会的乡土秩序,并对国家政策绩效产生实质影响。新世纪的国家基层治理,只有梳理好总体权力、技术权力与实践权力的传统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才能真正把基层治理摆平理顺。     

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基于X市精准扶贫政策执行过程的分析

技术治理是社会治理变革的基础和推动力,其在基层治理实践中的运用会对乡镇干部的行动产生一定的影响。已有研究侧重于从制度约束与个体理性视角解释乡镇干部行动,缺少技术治理视角下的关注。那么,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技术治理何以影响乡镇干部行动?论文以X市精准扶贫政策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的方法收集资料,采用过程分析法剖析技术治理对乡镇干部行动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技术治理通过加大政策执行风险的问责机制与压缩自由裁量权的数字化技术两种路径影响乡镇干部行动;在对政策特征进行识别的基础上,乡镇干部根据技术治理介入程度,策略式地采取权力寻租、形式主义、避责和程序性行动。论文从问责机制的制度赋能与数字化技术的工具赋能两个层面探讨技术治理如何影响乡镇干部行动,扩展了乡镇干部行动的研究视角,为完善人才保障机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法院的司法路线——以国家权力下沉为切入点

新中国成立必须完成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实现国家权力下沉,将国家权力延伸到基层社会。以国家为主导的纠纷解决机制既是实现国家权力下沉的一个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权力下沉的客观要求。人民法院要在基层社会始终在场,实现一种所谓的身体治理。然而,人民法院的司法实践与基层民众的具体诉求并不能始终保持一致,特别是人民法院的组织化极有可能带来自身的官僚化。为了克服这种情形的发生,人民法院在司法过程中采取了群众路线。在具体的群众路线运用过程中,人民法院以"阶级出身"为纠纷解决的标准,追求一种"广场化"的司法效应,从而使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纠纷解决机制朝向一种压制型方向发展。     

略论当代中国村民自治中的民主监督

作为中国基层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村民自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农村地区的实践，其主要内容包括村委会的民主选举、乡村治理以及对村委会权力的民主监督。其中，对村委会权力的民主监督是村民自治的重要保障，但从村民自治运行的目前状况来看，相对于民主选举和民主治理两个环节，民主监督并未引起国家和村民的重视，以至于村民自治的推广引发了权力的滥用。     

“条块并举”发包制下的基层治理——以T区乡镇政府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例

【问题】有关中国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已有研究提出了行政发包制(适用于块块维度)和"控制权"理论(适用于条条维度)两种视角,但实践中的基层政府会同时承接来自上级政府和各个部门的发包。近年来,中央启动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改变了既有发包制的运行。那么,如何概括变化之后的基层政府治理实践呢?【方法】以T区所辖乡镇的精准扶贫工作为个案,在实地调查和深入访谈的基础上,详细呈现了当下基层政府治理的新特征。【发现】中央层面近年来发起的一系列改革举措从三个维度改变了发包制的运行,它们包括行政权限的分配、内部控制和检查验收机制的运行,以及激励机制的设置;这就导致了既有理论模型与现实的偏离。【结论】论文提出了一个新的"条块并举"式发包制的分析框架。这一框架可以很好地概括近年来基层政府治理实践的新特征,并有助于我们理解精准扶贫相关实践中的矛盾现象。     

群众路线三十年(1978—2008)——以乡村治安工作为中心

三十年来,乡村治安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发生了重要变迁。改革初期的群众路线延续了集体化时代的样态,直接呼应群众的要求,依靠群众来维护治安,并通过接近群众来维护群众的安全感。新时期的群众路线主要包括接近群众,呼应群众要求和依靠群众维护治安则受到了程序法治主义的限制。群众路线变迁的同时,治安联防、线人等专门工作有所进展,基层国家权力的运作则发生了显著变迁。与群众路线相伴的身体治理方式和德行治理方式逐渐衰落,而与专门工作相伴的技术治理方式却未能有效替代,乡村治安因此陷入了困境。基于此,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传统国家迈向市场经济的现代法治国家的进程中,基层国家权力应当保持何种形态,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专项治理的实施效果与法治前景——基于安镇脱贫攻坚行动的实证考察

打赢脱贫攻坚战为我国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关键一环,是助推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载体。然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基层政府因对"专项治理"政策工具的特性洞鉴尚浅,实证背景研判不足,未能恰当处理"专项"与"常规"政策工具之间以及政策工具与治理目标之间的关系,进而使政策工具在基层社会复杂应用环境中"空转",导致治理效果不理想。基于以上问题及困境,以安镇脱贫攻坚行动为研究对象,在深度剖析两大政策工具之理论及实践逻辑基础上,全局把握科学革命的齿轮状特点与终极导向。并据此分析传统专项治理作为科学革命的重要范式,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营造环境、整合资源、利益驱动、权力生产、全面治理等正向作用,同时也存在"目标置换""精英俘获""临时应对"等局限性一面。因此,在总结科学革命经验基础上尝试性提出新的常规科学建立的理想模型,以期不断创新与完善中国基层治理法治化路径。     

精准扶贫对象的程序权利之行政法建构

从应然层面分析,作为精准扶贫行政法律关系一方主体的精准扶贫对象享有了解权、申请权、评论权、获得通知权,以及陈述和申辩等程序权利。行政法赋予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权利,有助于提升其对精准扶贫行政认同感;提高精准扶贫的"精准性";有助于预防和纠正精准扶贫行政权力的违法和滥用。为了确保程序权利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制度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转变将精准扶贫对象作为精准扶贫行政过程"客体"的观念;同时,扶贫制度设计者还应当规定国家与地方权力机关相应的职责;此外,行政法需要为精准扶贫行政主体配置义务,并规定精准扶贫对象程序性权利受到侵害的救济机制。     

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缘起与拓展

传统中国的乡村社会远离国家权力的支配,没能进入政治学研究的视野.正是中国乡村这个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社会,在当代成了海内外政治学者关注的焦点,并形成了"村落共同体"和"基层市场共同体"两种乡村社会的结构假设.长期以来自然形成的农村集市,建国后却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国家,成为国家与农民、国家与乡村社会互动的特定场域,从而农村集市与乡村政治研究密切关联,集市空间在一定层面上演化为政治实践的场域,基层市场也成为乡村政治研究的新领域.当乡村治理格局的转变与空间结构的重构成为农村社会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时,集市的政治学研究视域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细事细治 ——基层网格化中的科层化精细治理与社会修复

【问题】国家治理体系的落地需要微观治理机制的完善。网格化是近些年发展出的一种重要基层治理机制。然而,谁在治理,怎样治理,治理什么?网格化治理体现了什么样的治理逻辑,又有何种后果?这些问题在文献中并没有系统答案。【方法】本文从治理主体、治理方式、治理内容三个角度,采取内容分析法,对广州市某区2013年1-3月网格化服务管理信息系统登记的2091起事件进行研究。【发现】首先,科层化精细治理:网格化服务管理通过设置网格和购买网格员服务的方式,使得国家科层制组织体系延伸到比社区还要微观的基层社会领域,直接处理日常社会中的“细事”。其次,社会修复效应:网格化服务管理是在社会的日常自我修复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国家改革基层以“官进民退”促进基层社会修复的一项制度安排。因此,抑制国家权力过度介入基层日常社会事务需要社会自身提升“日常社会修复”能力。【贡献】本文尝试立足基层治理内容探究国家治理与社会发展的逻辑,以“治理什么”视角拓展国家治理研究视域,以“社会修复”范畴丰富“社会秩序何以可能”问题的研究范式。     

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路径探析

作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重要模式,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是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题中应有之意。在地方实践中,要实现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还面临制度供给不足、行政权力边界模糊、基层法治基础薄弱、社会主体权利虚化等障碍,需要从完善制度设计、规范行政权力、加强基层法治工作、保障社会主体参与等方面推进网格化服务管理的法治化进程。     

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赋能国家安全的六个维度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层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经验不断丰富,不仅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更是激发社会活力的重要机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治理从“社会建设”领域调整为“国家安全”范畴,这并非是内容的简单位移,而是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全方位变迁。我国社会治理效能体现的关键在基层,核心在基层,在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视角下主要集中于制度共同体、价值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行动共同体、资源共同体和技术共同体六个层面。从这六个维度出发探讨国家安全和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二者之间的互动,有助于通过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构建不断向国家安全赋能。     

社会组织多元社会治理中的自治与法治

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是政府与民间逐渐走向良性互动的双赢选择。作为多元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支撑,社会组织通过权利诉求彰显主体性精神,并因审批登记的部分放开而实现数量增长和公益性提升。在内在机理上,社会组织的成长植根于权力的结构性转移和多元化流动、受益于权力和权利的相互转化、社会民生的内在诉求和国家向社会回归总体趋势的驱动。社会组织的发展与壮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新型权力制约机制,促进了法律主体从个人向组织的发展,推进了从社会组织自治到社会自治的进程,并最终发展了从国家主导到多元治理的治理模式。     

基层治理中“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证成

“熟人社区”不是传统熟人社会的简单复制,它在规范基础、联结机制、实践目的三个方面与传统社会存在区别,熟人社区是现代社会法治框架之下的一种基层治理样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的运作逻辑不是基于政府部门的利益,也不是基于行政运作的机理,而是基于社区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熟人社区治理模式能够在很好地实现“权力下乡”的同时,提升基层社会公共服务产出的水准,保障和促进社会组织与社区居民对基层共建共治共享治理新格局的参与。熟人社区治理模式具有可实践性、可推广性,该治理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尊重、信任与保障基层社会的权利空间,同时在基层社会的实践空间中持续地以契约形式引入专业的社会力量。     

浅析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检察融入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行动目标,作为社会治理的一种新提法、新手段,其核心内容就是把基层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融为一体,并藉此弥补农村社会治理中的短板。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机关,如何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如何以新的姿态参与社会治理,成为当下一个重要课题。笔者拟结合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检察院正在开展的驻镇检察联络试点工作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期找到检察机关助推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突破口。     

城市基层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善治的路径选择

城市治理是当前中国社会治理最重要的一环,它的基础和逻辑起点是城市基层治理,其治理逻辑体现为国家的逻辑与市场的逻辑。国家的逻辑有助于将国家的政策意志贯彻执行,但却阻碍了基层社会自主治理与提供服务的活力与创造性;市场的逻辑发挥了治理主体的积极性,但是各主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往往导致了整体利益的最小化。以N市"仙林模式"为例,本案例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基层治理必须要跳出国家—市场非此即彼的"一元治理"逻辑,转向国家、市场与社会多元主体边界清晰且合理互动的"复合治理"逻辑。在这种尊重自发的制度设计中,基层社会场域不是只有一个单一的权威中心,而是通过民主的协商与沟通机制,保障各自的权益,实现治理绩效的优化与社会和谐。     

竞争政策：经验与文本的交织进化

竞争政策是国家制订、贯彻经济政策和反垄断法实施中面临的一个基础命题。在竞争政策系统中，总是存在剩余立法权和剩余执法权。这一方面要求政策执掌者勤勉、忠信、合理地善用自己的专业判断能力和权力，另一方面要求将其权力纳入可问责的法治轨道中去。竞争法的文本交织于竞争政策的动态经验，不仅构成政府调控、监管经济的实践理性，而且反映出我国国家战略发展进程中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主体之维

国家治理主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具有多元性、拟制性、平等性等特征。与集中统一的管理不一样,国家治理强调多元主体的共治格局。政党、国家、政府、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公民等都是参与国家治理的主体。从法学的角度看,这些主体都是法律拟制的产物,按照社会契约论都应以平等身份参与治理。以权力、权利主体作为依据,可把国家和社会的治理主体分为官、民两类。以此作为国家治理的主体来构建法律关系,可以发现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冲突、权利冲突构成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也是国家治理的主体之维所要重点探讨的理论问题。     

基层检察院做好新时代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举措

公益诉讼检察作为以司法手段保护公益、促进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安排，在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层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经过实践发展，取得了较好成效，但面对新形势新要求也遇到办案人员专业能力不足、调查取证难、新领域案件立案条件难以精准把握等问题，需要检察机关进一步强化系统思维，依法能动履职，从进一步加强专业化队伍建设、完善办案机制、加强与行政机关协作配合、推动立法等方面开展工作，更好发挥公益诉讼检察制度的独特价值，维护好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     

当好乡镇人大主席的几点体会

乡镇人大是最基层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党和国家推行依法治国的重要渠道,是贯彻和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枢纽之一。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乡镇人大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党和人民对乡镇人大的要求越来越高,乡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