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福利体制的研究述评

性别福利体制是福利国家研究的主流议题之一。论文的研究目标是回顾性别福利体制并检视其性别平等效益,通过分析性别福利体制的三大理论视角的逻辑起点、概念工具、操作化指标、模式划分及其对应的解释力和缺陷,比较不同性别福利体制背后的政策假设、政策目标及其所欲形塑的家计承担模式、所能达成的性别平等效果。论文希望通过评析国外性别福利体制的发展及其在性别平等方面的影响,推动中国社会政策研究的性别维度和中国家庭政策的发展。     

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政府究竟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1970年代福利危机后,欧洲福利国家一直在反思该问题。通过选取ISSP"社会不平等"数据中的典型国家——英国、德国、瑞典和匈牙利——进行研究,论文发现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已经在不同福利体制国家中达成共识,绝大多数公民都赞成由政府承担福利责任。尽管如此,公民对政府应承担何种福利责任的态度仍然表现出差异性。论文发现福利体制并不是解释公民福利态度的唯一影响因素,个人自利与社会分层因素,对社会公平现状的判断也同样对福利态度有影响,而且影响的大小和方向根据不同的福利问题表现出差异性。由于福利态度被视为影响社会政策制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探讨福利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对了解民意,制定合理的福利政策具有积极的意义。     

斯堪的纳维亚与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过程的批判性回顾

文章将回顾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的发展过程。首先选定了几个欧洲国家,对这几个国家中的女性就业结构和生育水平进行了研究,并概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普遍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对欧盟政策的转变产生了积极影响;随后,追溯欧盟"工作—家庭协调"政策的发展历史;最后,利用欧盟委员会资助的一个跨国研究项目——"变迁:性别、亲子关系以及欧洲的工作场所"所收集的数据,提出有必要发展惠及大多数人的福利以及将良性政策制度化的观点。文章认为我们要更加关注家务的性别分工,以促进性别平等和帮助劳动力市场中的母亲们和父亲们更好地实现"工作—生活平衡"。     

共识与分化: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及其比较研究

论文基于ISSP2009社会不平等模块的调查数据,通过选取美国、德国、瑞典、韩国四个典型福利国家,分析了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福利态度的差异,探讨了公民福利态度的影响因素以及不同福利体制内组群间福利态度的分化特征。研究发现:不同福利体制下公民的福利态度存在显著的差异,且福利体制是影响公民福利态度的最主要因素,社会价值观念维度的社会公平感、社会冲突感、收入差距认知以及个体自利维度的主观社会阶层均显著影响公民的福利态度;不同的福利体制产生了特定的社会群体内部的福利态度分化结构,也存在一定的态度共识。公民福利态度研究的出发点是保障福利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政府制定社会福利政策的重要依据。研究福利国家公民的福利态度,能为我国当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转型提供方向参考。     

社会性别视野中的性别平等权

性别平等权是平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性别平等观侧重形式上的平等。西方女权主义法学立足社会性别概念,质疑传统的平等观,为性别平等权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以社会性别分析方法重新解读性别平等权,关键是实现起点平等与结果平等、形式平等与实质平等、平等原则与平等权利的统一。     

性别回归——社会性别视角下我国法律的检视及对策

在简要分析中国目前立法中存在的性别缺失问题的基础上,从增强立法的社会性别敏感度、纠正立法目标与实施的偏差、加强先进的性别文化建设、提升决策层的社会性别平等意识、提高女性的社会经济地位等五个方面提出完善对策。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生育保险政策反思

生育保险作为社会保障制度中最具性别意识的社会政策,其对于女性生育权利保障,女性就业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文章力图以社会性别理论对生育保险中性别平等问题进行分析,以推动性别平等化进程。     

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障碍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的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然而因为很多原因,我们的社会性别主流化遇到了各种挑战,如社会分工不平等、腐朽的封建性别观念.这些因素阻碍了社会性别主流化的发展,致使中国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道路上仍然任重道远.     

论社会性别视角下发展型婚姻家庭政策的构建

以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行中国婚姻家庭政策,政策歧视、空洞、空白及矛盾导致原本在生理、地位上处于劣势的女性难以实现其发展权益。传统社会政策演绎、建构并强化的以男性话语权为主的社会文化体制结构是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难以推动的根本。为此,有必要引入发展型社会政策理念,构建发展型婚姻家庭政策。     

性别正义:迈向宪治的社会性别

我们对性别身份及其差异已经习以为常,而这或许是一个"可怕的错误"。性别平等的实现有赖于我们对社会性别及其女权主义理论的深刻理解,以期在性别认知的基础上对现存的性别歧视进行矫正。透过妇女的经验,性别化取向和决疑术可以为女性主义法律的理论化、性别化与权利实践策略的企图提供理论与实践的架构。由是,我们对"跨性别"及性别正义充满宪政期待。     

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与性别预算——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

妇女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与权利是实现两性平等以及妇女自身充分发展的必要条件。将妇女平等权纳入宪法及法律成为世界发展的潮流。本文基于国际和国内比较的视角,对中国妇女平等权的立法保护进行了梳理,继而分析了"性别立法"和"性别预算"等促进妇女平等权的新政策工具在中国的开展和实施,以期进一步推动男女平等在中国的真正实现。     

美国有关性别歧视的判例研究

长期以来,在美国的法律制度、理论研究和实践运用中,人仅指男人。第14修正案公然剥夺妇女的选举权,表明了美国宪法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在美国,消除性别歧视的最初目标,就是使妇女实际上获得人的主体地位。美国宪法史上两性平等权的发展历程,同时亦是妇女争取享有平等宪法权、争取做人的权利的历程。本文将通过对美国历史上有关性别歧视之典型判例的研究,揭示女性曾受到的不公平对待,批判历史传统、社会习俗乃至法律制度对妇女权利的漠视,阐明司法在实现性别平等目标中应当发挥的作用。     

平等对待与倾斜保护——妇女法立法目的及其价值理念分析

妇女法是特定历史时期法律制度的产物.妇女法诞生于法律体系的根本动因在于通过推进性别平等和对妇女倾斜保护两条路径最终实现两性关系的最佳模式--性别公正.这种为单一性别群体进行专门立法的合理性在于该法追求的价值理念的正当性.     

深圳首推立法促进性别平等

6月28日，《深圳经济特区性别平等促进条例（草案）》顺利通过了深圳市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三审，标志着中国大陆地区首部性别平等地方法规正式出台。目前，世界上已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台了性别平等法，而在中国大陆一直是空白，深圳在大陆首推性别平等地方立法，属于破冰之举。     

社会性别与国际人权法

社会性别在 2 0世纪 80年代成为联合国框架下的一个重要分析范畴。社会性别分析超越了以往仅仅关注妇女为一个孤立群体的做法 ,强调审视政策、法律和项目对男女产生的不同影响和作用。女权主义法学引入社会性别分析透视普遍国际人权标准 ,提出从社会性别视角重新概念化国际人权规范与标准的必要性 ,以使其能够真正反映男女两性的经历、利益和需要 ,最终有利于保障两性平等和妇女平等享有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联合国层面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致力于将妇女人权纳入人权活动的主流表明 ,社会性别主流化在日益发挥重要影响和作用     

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性别本质主义检讨

延续计划条件下的特殊保护模式和忽视家庭责任分担的立法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限制女性职业发展和造成性别歧视的制度性因素,同时也与当今世界范围内女性工作权的立法趋势和发展理念相悖。特殊保护的立法模式强化了传统的分工模式;而法律在家庭责任分担上的缺席则强化了男性支配女性的现实。中国女性工作权立法的重构必须检讨性别本质主义的影响,切实把社会性别平等纳入女性平等工作权的立法过程。     

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城市文化结构分析

本文基于莱斯利·怀特对人类文化系统的结构划分，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出发构建层次性和系统性的城市文化结构模型，通过展开分析城市丈化系统中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丈化子系统的构建模式和演化路径，深入探究女性在城市生活中的不平等地位，剖析女性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既继承和深化了怀特的研究，也对中国城市文化建设和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之批判

性别平等的公理性缘于人类平等的普遍性 ,人区别于其他“物种特性”的“人的本性”就是性别平等的“最终根据”。至于如何实现性别平等 ,女权主义存在同一平等理论与差异平等理论的争论。而无论是同一平等抑或是差异平等 ,都是通过赋予妇女法律权利的方法。这种法律方法由于不能改变传统法律的结构性环境 ,从而不能使性别平等的法律在现实中真正得到实现。因此 ,性别平等的法律进路 ,必须是重新审视而不是回避传统法律上关于性别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结构。     

经年之后,平等仍未实现——公民权、自主权与性别权利之辩

尽管争取性别平等、反对权力分配中的性别歧视已经40多年,但植根于社会、意识形态、制度结构包括法律中的性别依附和男性主宰的政治仍然存在。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经过平等理论的建构、辩论和行动计划的实施,实现性别平等仍然是如此的虚幻呢?部分的原因就在于现行的争取性别平等的斗争受到前人形成和传承的哲学、法理观念的束缚。本文提出了一个更实际的实现性别平等的办法,即跳出性别,在人性普遍的脆弱性上建立一个更广泛的框架。这种新的理论研究聚焦于特权和歧视,考察社会组织和制度结构在利益分配中的影响。这种方法可促使我们在美国社会中更好地获得实质的平等权和社会权利。     

社会性别的法律建构及其批判

性别等级是在人类社会进化的过程中,主要由男权文化不断解释与不断塑造的结果,社会性别这一概念是探求这一原因最好的分析工具。原初社会"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成为家庭关系与公共关系的分野。在公共关系中,男人在自利心的驱使下渐生平等的要求,并在平等诉求下形成法律;而在家庭关系中因为亲情而使平等与公正成为多余。由于女性并未参与公共关系中的法律建设,致使性别平等既不能在公共领域中得以表达,也不能在家庭关系中得以体现。最终,法律认同了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并在这一基础上建构起了性别等级的社会模式。而代表男权文化的法律理论也极尽"科学"之能,不断地掩盖和强化性别社会化的实质,尤以社会契约论为最。社会契约论以法律为公民同意之结果而使法律披上了公正的面纱,却因为无视女性没有成为契约主体的事实而沦为掩盖社会性别的帮凶。即便是罗尔斯的"无知之幕"理论也因为无法排除性别的先天知晓而成为法律平等与公正的神话。虽然,实证主义法学与自然法学在许多理论问题上存在着针锋相对的观点,但在制造并掩盖社会性别上也成了同盟军。法律与法律理论的紧密联系与有机配合终于迫使社会性别及其等级模式在法律中立的旗帜下不断地得以演绎、建构和强化。